史话》伪胜利者与新复仇者──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龙城飞）

（图：龙城飞提供）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继续由1987年1月1日的《文星》杂志以及2009年10月出版的《一九四九：交替与再生》中的文章看时代变化。

一、由《文星》杂志中的《家变》文章看对时代转折的感受

前文引用1987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读者投书」上陈其迈等的投书以及胡元辉的〈法律的正义才是法治的真义〉，讨论民进党组党以后，社会风气的转变。本文将稍为讨论该期《文星》上讨论《家变》的文章，相信读者会产生讶异的感觉，为什么笔者会突然讲到王文兴（1939－）的《家变》？因为这期《文星》的主题虽然是「1986台湾政治影像」，谈党外组党以后的社会氛围与民间思维，然而同时谈到台湾的文学，有吕正惠的〈「政治小说」三论〉、王文兴的〈无休止的战争〉、以及石壁堵的〈我爸爸比范晔还要凶〉等文章。

〈无休止的战争〉说的是王文兴自己和他的文字及文体之间的拉锯，〈我爸爸比范晔还要凶〉中说的是在一家天主教大学外语研究所班上，老师发给同学阅读王文兴的作品《家变》所引起的批评与辩论。笔者认为该期《文星》的主编并非无意识地如此安排。范晔是《家变》中的男主角，成长以后发现低层外省人在台湾社会中的处境，在家中常以语言、态度虐待父母，终于父亲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范晔就是王文兴的化身，书中当年27岁，大学历史系助教。

笔者手中的《家变》，民国75年（1986）20版，初版是民国67年（1978），洪范出版，书的扉页介绍《家变》被誉为五四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王文兴写《家变》，前后花了7年，也就是说民国60年（1971）年开始动笔，那一年王文兴32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中华民国日益失去中国正朔的性质与地位，而似将流离失所。

《家变》第16页，主角范晔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寻父－父亲：自你4月14日出走后，我与母亲日夜惦念，望见报后尽速归返，一切问题当照尊意解决。子晔。」然后范晔出面四处寻父，几个月后，还是找不到父亲，报纸上的寻人启事简化为：「寻父－父亲：您离家已甚久，请归来，一切问题当照尊意解决。子晔。」最后，「时间过去了几及两年之久，父亲仍然还没有归来」，至《家变》的结尾，范晔的父亲一直没有回来，范晔和母亲的生活慢慢地习惯了，对于应该再去寻索父亲的事情，几乎是日渐地淡忘了。

在〈我爸爸比范晔还要凶〉中，旁听生同学黄修女是幼稚园园长，同学东东说：「黄修女，你那一家幼稚园叫什么？五岁的孩子，听你讲王文兴的《家变》，太离谱了！」黄修女说幼稚园小朋友小芳说：「范晔不算凶，我爸爸比他还要凶，我如果去问他什么，他就会说走开走开，好大声，要是不马上走开，他就用力打过来，我有一次还被他打到流鼻血。」黄修女问：「这样对吗？」「是不对呀！可是他们是在教育我们哟！」一位男生说：「我要赶快长大，长到最大，就不必尊重别人，别人都要尊重我；不尊重，我就打。」

笔者不确定幼稚园小朋友所说「我爸爸比范晔还要凶」，甚至会随便打小朋友到流鼻血的，是不是指向国民党？而那个小男生所说的「长到最大，不尊重，我就打」，是不是指向党外以至组党日益茁壮以后就可以推翻国民党了？

这期《文星》第86页，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吕正惠（1948－）教授的〈「政治小说」三论〉中说：「在70年代中期，乡土文学论战前后，台湾小说界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台湾小说家开始重视写实性、社会性与政治性。在此之前，台湾较年轻的小说家几乎只写短篇而不写长篇，譬如白先勇、王文兴、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较特殊的例外可能只有七等生了。一直到民国61年王文兴的《家变》发表以后，才真正产生了第一本重要的长篇小说。」

笔者认为时代的精神和意义往往在文学作品中显露出来，而1970年代前后是台湾文学作品产出的最佳时期，之后笔者认为近40年来，台湾缺乏深刻优美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可能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民主化以后，社会问题转向选举、经济与娱乐，缺乏了迫害，也就是难有深刻的文学作品。

李敖（1935－2018）2018年3月18日过世，时任吕正惠教授向《澎湃新闻》表示：「在我高中时期，李敖在台湾文星杂志发表文章，然后出版书籍。他的影响主要在196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们读高中，他的文章对全台湾高中生影响很大，因为他的思想打破了国民党戒严时代的思想僵化，是对我们这一代高中生突然的思想启蒙。这是他当时最主要的贡献。」

李敖比王文兴大4岁，二人随父母自大陆来台湾时都才10几岁，到1960、1970年代，也才2、30岁，但是他们对时代的感触与反应是敏锐的。包括白先勇、陈映真、王祯和、王拓、黄春明、七等生等，他们最好的作品多是他们年轻时写的。对笔者而言，李敖的影响非常淡薄，然而王文兴《家变》的影响却是一生的。

李敖由《文星》杂志承办人萧孟能力捧而红，李敖、居浩然（1917－1983，国民党元老居正次子）后来和胡秋原为了「闽变」告上公堂，文星的形象亦大受影响。国民党撤台后，一直到1970年代，大陆人之间互相戴「红帽子」以及过度贬低对方的情形相当普遍，包括有名的徐复观，这种情形局外人一般不太清楚。这使笔者警觉到1950年代中国大陆上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和台湾发生的现象类似，可能和自五四以来文化人与政治人物彼此不断批判攻讦有关，这是后话。

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自传体著作《上校的儿子》中第272页，〈父与子〉一章中，这样说：「年轻时，1970年代，读到王文兴的《家变》，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书中形容外省人家庭到台湾以后那种不适应的痛苦，一个儿子看他的父亲穿着劣质背心、四角内裤、拖板，站在村子口张望，产生了对父亲的鄙视与厌恶。之后他折磨父亲，甚至不给父亲饭吃，最后父亲走失，没有再回家。

从《家变》来看，外省人的父亲典范是失败的，出走了的，他们在内战中打败，离乡背景，逃到台湾这么一个陌生的岛上，儿子仇视他，是他带来一家人这样子的生活。」《家变》中父亲的形象，让笔者联想到自己的父亲以及许多像笔者这样不属于高级外省人第二代的同学、朋友的父亲，他们在国共内战失败后来到台湾，其实就没有真正适应过。

笔者自幼习于听长辈讲四川话、山东话、浙江话、广东话、福州话，就联系上了他们浓郁的乡愁。而我们和竹篱笆外的闽南话却是隔离的，这真是一种时代的误会与错误，也是战后台湾社会中的一种悲哀与不幸。

近年来国民党的威权几乎完全丧失，习于依附国民党的外省族群表现出的集体漂流性与亡国感常令笔者深感畏惧，尤其是看到许多深蓝群众高举中华民国国旗簇拥着韩国瑜呐喊时，似乎看见注定消散的明末闯王队伍，愈感心惊，而莫知其所终。

（图：龙城飞提供）

二、由《一九四九：交替与再生》的文章看一些人对时代转折的感受

在钱永祥教授主编的思想丛书系列13的《一九四九：交替与再生》书中有两篇文章引起笔者的注意，林桶法教授的〈一九四九年的迷思与意义〉、孙瑞穗教授的〈失败者的共同体想像：回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林桶法教授的〈一九四九年的迷思与意义〉中，这样说：「随着中共逐渐强大，『成王败寇』成为评论者的主流思想。历史的解释权永远都属于胜利者，但历史的解释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相。」多年来，不论中共在解放后发动了多少不正确的政治运动，中共的官方历史论述永远是光荣的、胜利的，国民党则永远是反动的、失去民心的，而中华民国是早已灭亡的了。

林桶法又说：「在中国历史上，民国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的启迪及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而言，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所建立的价值观亦是后代所追循的典范。如果我们用思想的开放与知识分子的论辩标准来衡量，台湾与大陆都经过威权时期，都对言论作了若干的控制，因此至今文化思潮上仍无法超越民国初期所建立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至今对于自己文化的思索其实是不够的。大陆地区在传统、创新、西化与共产制度之间摆荡，台湾地区亦未找到一条合于后代子孙所追索的方向，文化的定位与走向表明，只能就一些小问题争吵。」

林桶法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与文化走向有精辟的解读，尤其是大陆时期，国共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平均文化素质可能远低于民国初期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水平。近年来台湾社会中蓝绿之间的争执已经到了极其琐碎、无聊、庸俗的地步，日益缺乏建设性价值，而且看不出改善的可能。

林桶法文章在结尾中说：「对台湾而言，一九四九年可以说是接续民国以来历史发展与台湾历史发展的开端，外省人来台湾带来了正负两面的影响，在不断的冲击与融合中，给台湾增加了许多历史的材料，所建立的多元文化价值应该值得肯定。」林桶法教授是本省籍学者，他和吕芳上教授等长期以来对于外省族群的同理、宽容与友善使笔者感到非常的温暖。

孙瑞穗教授的〈失败者的共同体想像：回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对于龙应台以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做出相当尖锐的批评。孙瑞穗这样表明他的出身：「像我这样来自有日殖文化影响的台籍家庭的人，了解与同情之余，在历史经验中看见的却是另外一种受苦者的身影。」

这样的对比是重要的，另外一种受苦者就是战后的台湾本省人。他说：「不管你祖籍在哪，不管你出生何方，这都是你我曾经真真实实用身体和生命经历成长过的台湾经验。是的，一个个被政治力用意识型态腌过的『伪胜利者』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无可言喻的落差、错乱、误认、错置，一种可以被叫做后殖民地时空感的东西。」

所谓的「伪胜利者，当然指的是国民党，甚至是一大群1945年8月份以后来台的外省人，对渴望回到祖国的台湾600万人民，施以粗暴的镇压，「杀掉几乎一整代的台湾精英（即二二八事件），这600万人之后随即陷入了更冷峻的白色恐怖。」孙瑞穗询问龙应台：「你知道吗？」并且说：「我真心理解龙应台说的那两百万人所受的战乱流离之苦。

但反过来问，那200万人是否也能够理解那600万人在瞬间认同崩溃、面目破碎和文化失语，其实正是来自这两百万人延续殖民治理的种种错误呢？」继而：「你知道吗？正因为战后一直都没有领导者愿意出面扛起这个历史责任，承认这个历史错误，导致那600万人的后代一直难以吞下曾经被一群『失败者』屠杀和欺负的经验，因而某种程度地在结构上『被迫』成为『复仇者』。」

这样的曾经被迫害者转为复仇者的例子不在少数。多年来，民进党对于国民党以促转会、党产会施以转型正义，其尖锐的文字、语言与行动确实产生了「新迫害」的作用，国民党和许多外省族群则成了「新受害人」。

孙瑞穗说：「在殖民者离去政权转交后，如果外来者压迫原住居民这个历史上的压迫性治理结构一直不能改变，如果公领域中外省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弱势族群的文化歧视一直不能改变，历史冤屈便一日不能平反，复仇者的身影将同鬼魅一般，如影随形，永无止尽地轮回。」

关于外省人文化优越感的问题，有其来自，即多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不只是对受日本教育的本省同胞有文化优越感，对许多跟随来台的低层外省人与老兵也一样有文化优越感。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此非常敏感，是以不断发动运动，要知识分子向农民、工人学习。

孙瑞穗以「外省人与白种性文化霸权建构，做为新文明的起点」，似乎认为外省人在台湾形同白种人在美国新大陆，笔者认为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也是不明确的，因为大多数的本省人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福建、广东两省，并非如美国之印地安人。孙瑞穗期望：「既然选择了民主这条路，便再也不回头了。选择有如承诺，选择之后便要在新大陆上执意建立一个合乎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合乎社会正义精神的新共同体文明。」笔者相信孙瑞穗的诚意与善意。由于提出的期望十分重要，笔者的回应放在本文的「小结」中说明。

初步的小结

本文由1987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中的几篇文章直接间接涉及《家变》的意义，笔者进行讨论。近年来《家变》一书仍然在市场上长销，甚至王文兴当初的书写稿亦以影印稿形式出版。笔者认为王文兴的《家变》，就人性的刻画以及道德的捶炼上，是民国以来最好的小说之一，王文兴是中国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在台湾的外省文学中，无出其右，但是长期以来王文兴似乎没有产生超越《家变》的作品。

相对来说，大陆作家如莫言、阎连科等不断有优秀的作品出版，笔者认为环境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有一天中共开放言论自由，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日益减少。

林桶法教授认为两岸「至今文化思潮上仍无法超越民国初期所建立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未来如何发展，两岸的政治界、文化界和媒体都应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孙瑞穗教授的〈失败者的共同体想像：回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笔者回应五点如下：

第一，绝大多数外省人是在国共内战后，逃难至台湾，并非自愿，因此若皆视为「伪胜利者」，或「失败者」，并不公平。

第二，国共内战是中国内部的政权争夺战，极为残酷，死伤之众，高达数百万。国民党失败，撤至台湾，至少保台有功，日后则建设有功，国民党不是一无是处。

第三，国民党是否有意识地以殖民者身分治理台湾，笔者认为有相当讨论的空间，这里牵涉到当时台湾社会已经相当日本化，笔者认为长期以来这方面情形的讨论不足。

第四，关于二二八事件，并不是没有外省人愿意出来面对与道歉，尤其是前总统马英九经常性地对于二二八事件公开表示歉意。问题是一方面，不但新的「复仇者」绝不满意，在马英九卸任总统后，收到了两百多件告他的官司，至今法院还未审理完毕；另一方面，明显已经没落的外省族群中的多数对于马英九这样不断地「热脸贴冷屁股」的行为，感到气愤。所以，族群问题的内在结构可能超过孙瑞穗教授与笔者的理解，并非「伪胜利者」出来以「失败者」的角色不断「批判自己，改过自新」，大家即可携手共创幸福的生活。

第五，也是最主要的，多数本省籍朋友不能理解与接受的，是至今，多数的外省族群仍认同中国为其祖国，这个中国当然以中华民国为其主体，但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经没有过去的深刻仇恨，反而期望能够以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合乎社会正义的精神建立一个新共同体文明的中国。然而，不少过去有日殖文化影响的台籍朋友，似乎对未来共同建立一个新而伟大的中国兴趣缺缺，甚至强烈予以抵制。

笔者认为以上五点中，第五点是症结，也就是台湾社会中难以化解的统独之争。其他问题，笔者认为随着时间前进以及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通婚（笔者的妹妹嫁给二二八事件的第二代家属，笔者弟弟娶迪化街深绿家庭的女儿，婚姻皆极幸福），都将慢慢解决。

笔者引用孙瑞穗教授的〈失败者的共同体想像：回应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并尝试以一个长时间感到时代没落与精神煎熬的外省第二代，回应孙瑞穗教授的感受，笔者同时指出，一九四九年后，大陆上大量受到政治运动之害的「正港」中国人，他们的痛苦，其实在比较台湾社会中的外省人和本省人中，是最为深刻的。

孙瑞穗教授认为龙应台的「人道主义的尝试在道德上有诚意，作为促进转型的历史计划，方法仍嫌不足」。笔者认为人道主义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人物以及知识分子在检讨自身与对方时，必须共同拥有最基本的基础。因为，至今不论是「伪胜利者」还是「新复仇者」，在人道主义上都是远远不足的。

以上讨论，并不直接涉及1986年9月民进党组党以及国民党的反应议题，但是时代的精神变化确实是反映当年的重要背景。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