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少年陈其迈的投书──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九)(龙城飞)

民主进步党组党后举行新党晚会。(龙城飞提供)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由当时的《文星》杂志与《当代》杂志的文章看时代变化。

一、由《文星》的文章看一些人对时代转折的感受

笔者参考1986年9月1日复刊,1987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来看当年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民进党组党两个多月后对时局的反应。

该期《文星》杂志的读者投书上,台中陈其迈投书,标题是〈除了教科书,还有什么?〉这样说:「20年来,我们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富庶的时代,但也是活在思想上的真空时代。从小我们就被训练成一部考试机器,只要会答所有的试题,其他都是多余而不必关心的。在这种环境下,这一代逐渐变成冷漠而自私,曾问过一位医学院学生:近日看了哪些书?得到的回到却相当令人失望与同情:『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以及生理学。』假如我们只关心自己,而把自己局限在校园的话;假如我们没有独立思想,不能为追求理想而活的话;假如我们只考虑流行的意见、看法,而没有自己的见解思考的话;假如我们只懂得讨好别人、迎合时尚,而对真理追求没有热爱的话,那么在这个大时代的震荡里,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上,我们实在没有资格挑起这个重担。」

笔者认为此应即为现在的高雄市长陈其迈(1964-),在他23岁时就读医学院时的投书。他的父亲陈哲男,为本土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后转入民进党。我们看陈其迈当年的想法,具有自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多数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且陈其迈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人生的重责。

笔者在此,指出一个人主张中国统一也好、台湾独立也好、维持现状也好,主要是当事人自己成长的家庭背景与当时的处境占主要的影响。环境改变,人的看法也会改变。如果我们以陈其迈当年的反思来反映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的想法,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回应?

台北读者正之投书,标题是〈请还给我们免于蒙蔽的自由〉,这样说:「台湾的大众传播媒体,一直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多年来尽管世局潮流冲击,民智提升,却仍改不了台湾社会强暴传播媒体的事实。以电影来说,题材的受限,几乎已经到了令有识之士无法忍受的地步。任何挖掘真相的素材,只能做正面报导,稍越雷池,即被扭曲为企图丑化的欲加之罪。就算刻划人性的纯艺术创作,也要四平八稳,符合光明面。明明知道贪官污吏的存在,也知道社会缺失犹多,却不许诚恳的电影工作者以严肃的手法,取材来作为剖析问题,或探索社会现象。于是,一窝蜂只能在无关痛痒的题材上打转。电视、报纸也脱离不了这种格局,多重的设限,导致堂堂社会公器专走边缘路线。龙应台教授在贵刊发刊辞写道:复刊的文星,希望是一个与谎言妥协最少的声音。」

正之反省当时在国民党长期管制下的大众传播媒体,令今天的台湾读者难以想像,却令人联想到中国大陆的大众传播媒体。大陆今天的共产党管制言论情形,和当年的国民党非常类似。那么30年后,中共是不是也可能会逐步地开放言论?

台湾社会在国民党从大陆撤退以后,历经37、8年的戒严,在主观上固然有严防共产党入侵与破坏的心理与作用,但是在客观上,却用层层铁丝把台湾人民和社会捆绑起来,严重地矮化、窄化了人的思想与心灵。当党外长期冲击国民党,并且在1986年9月28日组党以后,国民党也因应社会的需求而调整,开始对台湾社会与人的松绑,之后台湾人(包括国民党自己)逐渐离开「牢笼」而学习自由地表达自我、自我地创造。以致到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仍有不少问题,但是台湾人基本是自由的,不存在一个党,几乎无所不在,告诉你,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台北读者李贵宝投书,标题是〈电视与选举〉,这样说:「电视所应扮演的角色的重新探索:TV乃True Voice,因此观众绝对有权要求其讯息的真确性。稍有正义的观众,都不能坐视寡占的情形肆无忌惮地剥夺我们知的权利。为什么政府一再声明:『政治人物,不分党派,要相忍为国,以和为贵,诚意沟通』。而电视上所看到的,却是单轨的、不留余地的对反对党痛加挞伐?为什么书本上所学的『民主国家视批评为常态,是进步的动力,不仅管道流畅,且可自由地、普遍地传播』,而我们的电视台却高度敏感、色彩分明、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呢?太多的问号在当代年轻人心中激荡,但愿不久的将来会有满意的解答。」

当年电视台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三台,全部由政府控制。过了35年,台湾的电视台上的政治评论节目却发展成蓝的越蓝,绿的越绿的「二元民主」现象。笔者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形成社会中蓝绿对立的源头之一。而所谓「高度敏感、色彩分明、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对于今天大陆的电视媒体与观众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熟悉的。

该期《文星》杂志,第41-43页,刊载当时《联合报》记者胡元辉的〈法律的正义才是法治的真义──论选罢法彻底改造的必要性〉,这样说:「法律本是一种规约,经由社会的同意,作为彼此共信共守的最低行为准则。选罢法既是一种有关选举的规约,自应成为一切选举活动的轨范,但是去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经验却在在显示,这个规约已经沦为具文,不仅缺乏共信,也无法共守。这就好比篮球场上的比赛,本来应该按照篮球规则进行,却突然有一方把篮球当躲避球打,其结果不是人仰马翻,也是秩序大乱。从政治的观点来检讨,现行选罢法的基本特质可以归纳为一点,就是它的『防制性』。选罢法成为『防制性』立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以负面而非正面的角度来看待选举,进而将选举的角色定位于破坏政治安定,而非促进政治进步。去年9月28日党外更上层楼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立即使选举态势呈现政党竞争的雏形。执政党进行政治革新,宣布即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这项革新是一项分水岭式的政治转变,它标示了封闭社会的消逝,开放社会的形成,也代表执政党逐渐由支配者的角色走向竞争者的立场。修订选罢法的三项原则:活动空间开阔化、选务机关超然化、政党待遇平等化。」

依胡元辉的说法,在民进党组党以前,国民党长期刻意压制党外参选的范围与方式,形成不公平竞争。而民进党组党以及解除戒严以后,台湾社会发生了立即的变化,由封闭社会逐步走向开放社会。

笔者指出,在1987年之前,国民党本身以及其支持者,很少会感觉到台湾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而在国民党本身以及其支持者以外的人们,则有可能感觉到台湾社会的封闭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分野,笔者一时不能了解其中道理,有可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the ruler and the ruled)之间的感受相当不同。以上对于中国大陆未来是否亦有可能逐步放开共产党长期监护的封闭社会,而产生开放社会,让人民自行选择其认同,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杂志封面(龙城飞提供)

二、由《当代》的文章看一些人对时代转折的感受

笔者参考1987年1月1日出版的《当代》杂志,看一些当年台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在民进党组党两个多月后对时局的思考。该期《当代》杂志中,有两篇文章值得介绍,第一篇是水秉和写的〈政党政治与民主困局〉,这样说:

「我相信,创造一个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的民主理论,或设计一种与欧美政体绝不相干的民主体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有它的普遍性。不接受这个普遍性就等于不接受民主。这中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实实在在没有可以称得上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东西,所以靠自家传统是建立不起一个中国式民主的,要民主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还是不实行政党政治,我相信,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要不要走向民主化的当前第一课题。革命党一般而言必然是非民主政党,而革命的过程愈艰苦,革命党就愈不民主。让我们考虑一个特殊情况,非民主政党的确有实行民主的诚意,但是,又意识到如果开放党禁,允许公平竞争,则又担心如果竞争输掉,赢得政权的反对党会:(一)剥夺它以后的竞争权利;(二)彻底改掉它建国之初所订定的方案和目标,或者否定它的意识形态。这时它应不应该开放党禁?当一个非民主政党决定实行民主时,势必要把党的结构与政府组织逐渐分开,同时也要普及民主教育,建立共识,包括民主程序和民主理想的共识以及对国家的长远目标的共识。然后,必须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人民由他们来作明智的选择。如果当政者以为自己是少数,没有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会退缩,以非民主的手段去应付,如此即演变为两极分化。反之,如果相信大多数人民不会同意极端份子的主张(历史证明,在经济繁荣期间,绝大多数人民不会同意任何走极端的主张),因而放胆地让人民作最后仲裁,则社会可望逐步走向民主。」

水秉和所描绘的是当时两岸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治理下的政府,面对民主化时,都有的困境。而事实上,这个困境,却首先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关在革命党的思想与意识的牢笼里面,长年走不出来。水秉和参考1965年出版的《民主的困局:以自由毁灭自由》(Democracy's Dilemma: Freedom to Destroy Freedom, by Benjamin Lippincott),思考与探究一个非民主政党如何转型为民主政党。

他当年所定义的民主政治,具有民主基本要求的自由、平等。在1986年9月,随党外宣布组党以后,蒋经国先生决定开放党禁以及解除戒严,所发生的种种现象,相当部分合于水秉和的推论。基本上,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理,确有相当的成绩,尤其相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执政结果,因此开放民主,较有信心。

台湾社会中的极端份子(不论是台湾独立派还是中国统一派)不是没有,但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不起破坏作用,说明台湾人民不可能自行舍弃已经拥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再掀起「革命建国」的动荡过程。

第二篇文章是殷惠敏(原名杨君实,另笔名杨诚)的〈专制政体的民主化〉,这样说:「由于大陆时期的失败,使得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特别忌讳工人和学生运动工会受到严密的控制,各大学有党团机构的监视。在过去30余年的这种政治文化的薰陶下,国民党政权老一辈执政者的心态是不难推知的:(1)他们对于民主体制基本上缺乏信心,因为民主本身包含着不可确定性,对习惯一元化社会观的专制主义来说,这个特征就相当于无政府状态。(2)他们对于台湾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安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恩赐心理,似乎认为过去的安定繁荣,都是他们辛苦的成果。他们保护了台湾的居民,但自己并没有享受到多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党外人士的『夺权』行动和『嚣张』言论,也就有很强烈的排拒心理。(3)由于国民党最初是一个革命政党,在过去的斗争中,只有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的敌情观念,而缺乏以平等地位对待反对党。今天之所以有新党(即民主进步党,笔者注),是由于过去无数的牺牲换来的。台湾执政当局最近关于解除戒严的决定,和放弃对新党镇压的态度,一方面固然是懔于外在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国民党内开明力量的一次胜利。从现实的条件来看,『独立』和『自决』固然是动听的口号,而且也具有煽动情绪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上既无可能,亦无此必要。然而新党若把自决当做战略手段来运用,以这个激进的目标来累积政治筹码,设法达到其他的目标,倒是可行的办法,就是实质上的中华民国台湾化。美国显然乐意见到反对党在台湾出现,最近国会选举造成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对于新党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殷惠敏的说法,更接近台湾的实在情况,对于当时国民党的分析相当地明确。到今天,不少国民党人与深蓝群众基本上仍承续了当年的心态,对于民主体制缺乏信心、对于台湾的经济成就有恩赐心理、以及难以以平等地位对待民进党,台湾社会中的蓝绿对立,不能说没有由这样的心态所形成。

当然这也不是单方面国民党与深蓝群众的责任,不少民进党和绿营群众长年来对于国民党与部分外省人统治者的积怨,亦激化了国民党与深蓝群众的反抗与敌对。这些问题,不是当年经历开放党禁和解严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化中可以想像到的。可见,理想主义者对时局与历史的判断容易失衡,现实中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族群所累积的差异与对立所形成的阶级、阶层意识,具有很大的疏离感,并不会因为新环境的出现而立即被抹灭掉,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洗涤过去不良的心态与关系。

陈其迈在《文星》杂志的读者投书。(龙城飞提供)

三、初步的小结

胡元辉之后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自立报系总编辑、TVBS电视台新闻部总编辑、自立晚报社长、公视基金会总经理、中央通讯社社长、台湾电视公司总经理,近年来担任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笔者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此人高大英俊,颇有才气。由他在《联合报》服务期间投稿《文星》的文章,看出他早年在倾国民党的媒体中服务的时候,已经对国民党的施政有相当的意见。

陈其迈父亲陈哲男2014年因政治献金问题,被法院处有期徒刑,陈其迈之后加入民进党从政,步步高升,位至行政院副院长,再南下参选并当选高雄市长。陈其迈、胡元辉二人的政治发展都是由蓝转绿,说明民进党确实在观察与选择有特质的年轻人参加其梯队前进。

相对来说,国民党对于有反抗性、挑战性与异议言论的人戒心很大,排斥性强,产生近亲繁殖的同质性情形相当严重(共产党亦然,强制地要求年轻人和老人一致)。

1980年代对于多数的外省年轻族群来说,一般很少感受到政治压抑,在意识与感情上与国民党一致,对时代变化的反应比较慢。过去这个族群中的少数新生代多依靠父荫当官,不容易和绿营中许多必须从下而上打拚的年轻人竞争。

水秉和与殷惠敏,近年来的思想与言论倾向,似乎比较倾向中国的发展,这也和他们的出身背景与在美国的生活有关,笔者不能评论是非,待日后有机会访问他们时再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

由于时间与篇幅的限制,笔者不能继续讨论当年《文星》和《当代》杂志上相关文章的重要意义,希望下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了解,向读者报告。

题外话,《民主的困局》的作者边泽明‧李品格(Benjamin Lippincott,1902-1988,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拉斯基 Laski的学生),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外的十三航空队(Thirteenth Air Force, 13AF)服务,而十三航空队在1958至1979年间于台湾台中清泉岗以及台南空军基地曾长期驻扎。

我们注意到1979年4月份十三航空队离开台湾,1979年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以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一年,1月1日起美国第七舰队停止巡航台湾海峡,4月份,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中华民国和台湾一夕之间被长期坚定的盟友美国「抛弃」以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维系着台湾与美国及国际社会生存的「脐带」。

笔者大学时代在台大附近看过十三航空队台北办公室的建筑物,十分气派,由于是美国空军,非常活泼,听说周末有不少活动,欢迎台湾可爱的女子们去参加舞会,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年轻女生因此嫁给美国空军军官的情形。对于我们当年这些普遍贫穷、瘦弱、自卑又具有尖锐民族主义的男生来说,可爱美丽的年轻台湾女子嫁给驻防台湾的富有、高大、俊朗、快乐的美国军官,然后携手移民美国,从此过着王子公主的快乐生活,对我们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