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七）──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7（龙城飞）

梁肃戎为雷震辩护，准备进入国防部军法局。（龙城飞提供）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从国民党内部事来看当年情况。

一、由阮大仁与周至柔事谈早期国民党上层斗争

由前《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的公子阮大仁在《传记文学》2007年5月号中一篇文章〈周至柔之徒劳无功与严家淦之渔翁得利〉中所述几事，值得注意：

（一）「在陈公辞职时，与严先生角逐大位的，是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周至柔主席，周下严上，甚为曲折。而严家淦得以传承大位，是因为黄少谷因雷震案，由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之职位，被外放为驻西班牙大使，时在1960年。」此事少有听闻，不知是黄少谷与《自由中国》关系事，还是代雷震受过？

「周至柔在1963年12月省主席职务交卸黄杰后，从此闭门不出。后来《中报》承办人傅朝枢拜访周至柔，周至柔告之，他之所以上了蒋氏父子的当，担任打陈诚之急先锋，是自迁台以后，十多年中，凡是只有他们3个人在场，蒋老先生每次都会对蒋经国说：『以后你要多向周叔叔学习。』这近乎易子而教的话，使得周至柔以为他们父子之间传大位的过渡人物，非己莫属，而有了坐三望二之心。」所谓三，即是台湾省主席，所谓二，即是行政院长，即是说周至柔（1899-1986）想当行政院长，因而和陈诚公开竞争，结果两败俱伤。1963年至他1986年过世，低调度日23年，其心如晦，难以想像。

（二）「陈诚1948年底来台，到1965年3月5日病逝，17年期间与全台各地仕绅建立起深厚关系，这些在日据时代成长的本省籍人士，对中国及国民党的政情不熟悉，与先来台的陈诚建立了私人友谊，怎么料到日后竟会被卷入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高雄的陈启川、陈启清和陈诚关系匪浅，而蒋经国在高雄则培植王玉云，此造成日后高雄陈家与王家之长期角力。」说明高雄地方势力成为陈诚派、蒋经国派斗争的代理人，本省籍人士不明状况，卷入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之中。

笔者教会一位本省籍教友十年前即告知笔者，早年他们南部地方黑金问题大多数由国民党地方人物而起，因那时候，地方人士勾结国民党的政治与情治权力，进行滥垦滥伐以及滥挖河边砂石，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位教友携家带眷移民德国，小孩皆学音乐，偶尔回台。他对国民党厌恶的表情，令笔者非常的意外和难过。民进党兴起以后，接收了原来国民党的桩脚或树立自己的桩脚与之竞争，成为基本选票来源，所以台湾社会的基层问题极难清理。像这类问题，大概只有共产党能够处理，1949年共军解放江南后进行的土改，多由北方人来主导，和地方没有感情，所以过程极为残酷粗暴，善霸、恶霸一律扫除。

（三）「1970年罗织之李荆荪案为打垮周至柔，李荆荪为周至柔亲信，曾任《中央日报》南京与台北时期的总编辑，《大华晚报》董事长，李荆荪被捕后，诬为匪谍，遭判无期徒刑。」

李荆荪公子李方系笔者好友，曾说其父李荆荪1983年出狱后曾有回忆录，出版前遭其母删节重要部分。笔者好奇为何当局要整李荆荪？李方告知为周至柔欲争取行政院长职，得罪层峰，因此职位日后为升蒋经国准备。此事详情外界知道者甚少。笔者在此记述黄少谷、周至柔事，是由于国民党来台后，上层斗争甚烈，可见当年蒋经国并不是天然「储君」，排在他前面的长辈甚多。雷震案，由于《自由中国》反对修宪以利蒋介石连任，有无牵涉陈诚曾有意愿在蒋介石两任总统后继任不得而知。

陈诚过世之夜，时任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阮毅成前往探视，后告知儿子阮大仁，陈诚临终时遗言之一是：「天下不是蒋氏父子的！」令人感慨。大陆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实受毛泽东、江青夫妇之影响极大。然蒋经国承继行政院长副院长、院长以至总统职务，总体来说，尽心尽力，对台湾之经济、政治与国防多方面的建设确实有相当贡献，所以不能以其夺棣过程来否定他后半生功绩。另外，过去时代中许多大人物如陈诚、周至柔以至中共方面之刘少奇、林彪等，似皆难脱离层峰大位之至命诱惑，如飞蛾扑火。而如严家淦者，知所进退，一生平顺，却终至大位，实可深思。

阮大仁说：「高玉树先生之脱颖而出，对台湾日后的党外运动影响极大，黄信介、康宁祥等都出于高先生幕中，在高先生担任市长时，他们都是台北市议员。在高玉树当选台北市长的巨大影响下，在四十年后开花结果，竟造成了政党轮替。」阮大仁以蝴蝶效应理论描绘人生中许多重大之事，往往发生在当时难以察觉的小事之中。雷震案中牵涉新党中有黄信介，为雷震辩护的律师为梁肃戎，至1990年前后黄信介与梁肃戎二人皆居高位要职，在立法院中往来甚多，宛若老友，实非30年前之1960年代时可以想像。

阮大仁兄阮大方亦奇人异士，笔者曾见其面，才高八斗，口若悬河，前几年过世。阮家兄弟皆有识有胆，不随浊流，令笔者佩服阮公毅成教子有方。笔者年龄愈长，才知一个人的家世影响极大，笔者近年来似稍解人世，然人生已过泰半矣！

（龙城飞提供）

二、由梁肃戎回忆谈民进党组党前后事

梁肃戎和康宁祥的关系，影响到之后民进党发展的一些波折。笔者前文刊出后，《中国时报》总主笔戎抚天打电话给我，他当年跑政治新闻时就在民进党组党事件第一线上，了解当时的情形，梁肃戎当时负责和党外的康宁祥沟通，所以要看梁肃戎留下的著作。笔者即赴母校师大图书馆查看国史馆1995年出版的《梁肃戎先生访谈录》，其中第204页，对于民进党组党一事只有简单的两行：「民国75年9月28日，以公政会为主体的党外人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宣告成立民主进步党，台湾政局至此步入两党政治的崭新时代。」其中完全没有任何内幕消息，亦无一个说法，这个现象相当奇怪。是以笔者大胆推测，民国75年9月28日下午，通知蒋经国总统七海官邸办公室主任王家骅关于民进党已经在会议中通过组党决议的神秘人士，就是国民党负责对党外沟通的梁肃戎。

《梁肃戎先生访谈录》往前看，记载几项重要事项：（一）「美丽岛事件（1979年底，笔者注）后，朝野双方都成了惊弓之鸟，彼此猜忌。在这种气氛下，我和康宁祥都成了沟通的代罪羔羊──我被称为『梁勾结』，康宁祥则成为『康放水』。党外僵持的局面，直到民国75年（1986）5月10日，包括国民党、党外与学者所举行的三边会谈，达成三项突破性的结论，才使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势，有了峰回路转的变化。国民党何以会在此时与党外进行30多年前所未有，规模、层次都较以往为大、为高的沟通？主要是由于蒋经国总统于5月7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中指示中央政策会三位副秘书长──我、萧天赞、黄光平担任和党外沟通工作。」

（二）在此之前，4月29日，蒋经国总统召见国策顾问陶百川，陶百川就党外公政会问题，美国致函政府当局不要轻率处理，并请吴丰山、颜文闩两先生转告3位教授，努力沟通。」此事需注意，美国当局希望国民党勿轻率处理公政会事，说明党外曾向美国方面「告状」，而美国方面还敦请吴丰山等居间协调。可见当时已浮现出国民党、党外、美国的三角关系。而当时国民党未取缔党外的主要势力公政会，其中有美国的因素涉入与暗助。由此，笔者没有办法判断民进党中的新潮流系和美国某一方面有没有特定关系。

（三）民国75年5月10日，第一次党外沟通会在来来饭店湘园厅举行。陶百川希望大家把握这过去少有的机会。经过长达5个小时的沟通后，双方最后达成3点结论：1、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2、对于公政会与分会的成立咸表同意。3、共同为政治的和谐而努力。」笔者认为这3点结论中，主要是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支持，就是反对台独，谈了5个小时，焦点应集中此点。从此开始，台湾政治与社会以中国与台湾孰重孰轻、何去何从的思维为长期角力与拉锯的中心，也就是蓝绿族群形成的源头。因为国民党去与党外讨论争辩，说明必须面对这个已经具有急迫性的问题；统一在国民党来说，在三不政策下只能被动性地因应，而实质性的台湾独立或以中华民国的面貌独立，是越来越难以避免的议题。

然而，该午餐会召开前的上午，江鹏坚、谢长廷等人迳行宣布成立公政会台北分会。对此，国民党方面相当不满。其次是宣布台湾戒严满38周年5月19日当天，党外发起519绿色抗议行动。最让党内人士不满的是，这段期间，部分党外杂志对先总统蒋公及蒋总统经国先生的诋毁。另一方面，党外人士则认为，情治单位派人24小时跟监谢长廷等人、蓬莱岛诽谤官司将于 5月30日宣判、继续查扣党外杂志等。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国民党方面的党和情治系统两方面的看法和作法相当对立，而由经国先生来协调与推动工作的前进，经国先生既要维护国民党的体制，又要藉党外的冲撞来走向民主政治，可谓是时代的操盘手。相对来说，中国大陆没有党外的力量，中共内部的开明派没有借助的踏板可以施力，所以大陆上要自行产生多党民主制度非常困难。

梁肃戎说：「从政治的实务上，我们对于无党籍朋友，已经允让他们成立团体组织，这个已经非常不容易。我们也了解，无党籍朋友最终目的在于成立一个政党但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任何宪政的推展，并非一蹴可几。可惜，原定6月7日举行的第三次沟通，由于党外人士以种种理由延期举行，并相继成立分会，事实已难作公开、集体性沟通；加上610坐监惜别会及谢长廷宣布退出沟通事件发生。国民党方面也有署名『中国国民党自救委员会』到处散发反沟通传单，并包围中央党部，高喊打倒现代秦桧，意思就是要打倒我（梁肃戎）。」此说甚为重要，国民党方面知道党外一定要成立政党，但是必须等待合法组织政党办法通过，表示国民党方面迟早会开放党禁，否则毋须沟通。

9月28日党外组党，康宁祥为何反对？戎抚天解释，因为康宁祥认为应该等国民党与立法院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法》，没想到党外会议中，朱高正、谢长廷等突然宣布组党。这事之后，国民党方面并未制止党外组党，康宁祥大失威信，遂在民进党中逐渐边缘化。另外，值得注意的，雷案发生时拘捕关押之《自由中国》编辑傅正，出狱后，亦参加民进党成立时之建党工作7人小组（见《冲破党禁1986》第163页），惜雷震已于1979年过世。傅正的参与，可视为前《自由中国》的一种支持象征，或是未能成事的中国民主党的一种再生与延续。可惜近年来民进党越来越台湾中心化，反中情绪愈重，和当年雷震与李万居等结合之新党仍赋有中国的意义与格局愈行愈远。

三、由梁肃戎回忆录谈彭明敏事

有关彭明敏案，《梁肃戎先生访谈录》第143-158页，彭明敏曾于民国50年担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次年当选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前途无量。却于民国53年（1964）初，在其学生谢聪敏、魏朝廷协助下，准备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谓「台湾岛上的人民，不愿被国民党也不愿被共产党统治，而是要自己统治，人民必须以自由选出的政府来取代国民党政权。并提出8点主张，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和一个台湾，反攻大陆的口号只是导致岛内戒严，国民党政府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台湾，极繁重的军事费用和极高的出生率是两个严重的问题，国民党欲摧毁中产阶级以削减反对势力，国民党经济政策不合理，台湾可以独立为一个国家。三个基本目标为，共同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与政府，制定新宪法，以新会员身分加入联合国。」

由于印刷厂老板走漏风声，3人于民国53年9月20日中秋节被捕。彭明敏在狱中发信给家人要梁肃戎为他辩护，梁肃戎不愿，因为上次雷震案他差一点被开除党籍。结果当局有意缓和此事，在228事件阴影下，政府与本省知识分子的冲突不能扩大。梁肃戎很聪明，要得到蒋中正总统的明确指示，行政院副院长余井塘去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探询总统的意思，蒋公说：「能让台湾人信任的外省人不多，彭明敏还能信任一个外省人律师，叫他辩！叫他辩！」于是梁肃戎才答应下来。后来梁肃戎说服彭明敏承认认识错误，国防部军法局仍判8年徒刑，梁肃戎再托余井塘去找张群，7个月后始获蒋总统特赦。民国59年1月2日，彭明敏由台中清泉岗机场偷渡出境，抵瑞典。

蒋公的话饶有深意，「能让台湾人信任的外省人不多」，说明当时外省人可能不容易得到本省同胞的完全信任。而至今是否犹然？外省族群应客观思考这个现象。后来梁肃戎对东北大老齐世英说：「台湾本地人士搞民主运动，没有我们东北人必死的决心。搞革命工作，第一要有随时就会没有脑袋的决心，我们东北人就是把脑袋挂在腰上，这才有资格干。如果出来亮个相就走，这还没资格。台湾民主运动所以搞不起来，就是缺乏这种革命精神。」

一方面，台湾民主运动后来在李登辉担任总统后还是搞起来了，时代变了，搞民主不必要「把脑袋挂在腰上」；另一方面，台湾独立运动面临中共政权，有杀头风险，确需「把脑袋挂在腰上」以梁肃戎的观察，最后若美国支持稍缓，台湾方面应会寻找两岸妥协方向。因此笔者建议中共对台毋须太过敌意，在武力之外，应多方进行安抚言行，避免激发台湾社会中越来越反共与反中的情绪。不过这也有关中共的政治文化特性，中共一般敌我意识强，人民喜欢强烈个性与发言高调的领导人，往往温和的思想与作法被视为软弱甚至叛徒，总体社会的信任感低，人际关系不易稳定。

笔者多年来对待共产党以及大陆朋友的基本原则是，实话实说，但友善低调相处，避免过度冲突，因为中国大陆在共产党治理70年后，一般人受到共产党的斗争文化浸染很深，一旦彼此立场过于对立，沟通不顺，容易升高敌我关系，且很难主动转圜与平和下来。而关系遭到破坏，之后即使往来，多以统战思维待之，只有利害关系，如此长期而言，风险很大。这一点，请民进党与台湾朋友们参考，对于中共和中国的批评，应本于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对于他们确有成绩的部分，亦应客观予以肯定，重点在于不宜结怨结仇。民进党缺乏国民党之先天中国性质，和共产党往来时，可能比较缺乏共同民族情感基础，因此更需谨慎，如履薄冰，以免堕入战争深渊，互蒙其害。

三、初步的小结

说到梁肃戎先生（1920-2004）这位大时代中的奇人，他是东北人，民国9年生，就读长春法政大学，加入中国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为长春市党部书记长，抗战胜利，担任四平市党部书记长，并为第一届立法委员。来台后，CC派备受打压，而1960年后梁肃戎挺身为雷震案、彭明敏案辩护，至1977年始出任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后来逐步升任立法院长，经历国会改造及宪改过程。

在《梁肃戎先生访谈录》中，第132页记载，民国49年（1960）9月4日，雷震等人被警总拘捕，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发给各报负责人一本小册子，名为「《自由中国》半月刊违法言论摘要」，分为6项：「1、倡导反攻无望，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3、煽动军人仇恨政府，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感情，6、鼓动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值得注意，其中「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说明国民党方面对于美国经常干涉我国内政不是没有意见。

雷震被捕不久，东吴大学校长端木剀来找梁肃戎为雷震辩护，国民党中央全力阻止梁肃戎；有位士官长寄颗子弹给梁肃戎，威胁他不要为雷震辩护，否则要全家的命。雷震宣判后，国民党中央于八届三中全会上作成加强党内纪律的决定依此开除立法委员费希平党籍，有关梁肃戎亦要开除，因陶希圣反对作罢，说这样做会落人口实，说国民党不但把雷震整垮了，把辩护律师也整了，最后军法局长汪道渊亦说话，因此梁肃戎的党籍保住了。

关于雷震案，在前监察委员陶百川（1903-2002）回忆录《困勉强狷八十年》，第237页〈附录〉「雷案调查报告的纠正事项摘要」中说：本院陈委员翰珍（青年党大老，笔者注）等提案，要求调查：「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是否有故意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并谓军事法庭「不应断章取义，入人于罪。查雷案系于……9月24日经军事检察官提起公诉，9月26日方将起诉书缮校送出，而军事法庭于当日下午即开始讯问，10月3日即举行审判，当日即宣告辩论终结，前后相距仅6日，扣除例假1日，仅为5日。今案情如此重大，时间如此短促，雷震、马之骕之辩护人于10月3日审判长宣告开始辩护时要求延期辩论，亦未获准，以至被告处于显然不利地位。如此操切，殊属不合。」

（龙城飞提供）

当年的监察院颇有风骨，和台湾民主化以后监察院一昧附和执政党的态度完全不同。国民党对待雷震与彭明敏事有不同思维，事实上雷震、彭明敏二者观点相似处不少，而彭明敏欲推翻国民党以及台湾独立，尤为严重，看出国民党对于本地菁英的处理，由于228事件以及本地民众众多而颇有忌惮。而对于外省人有不同主张者，处置手法往往过于严厉，雷震、殷海光如此，叶公超亦然。外省人在台湾势孤力单，缺乏群众支持，当局一旦决定打击，如打苍蝇蚊子，随便挥挥，立即落地，由是杀鸡儆猴，其他外省人观之，莫不噤若寒蝉。同样的情形在大陆亦然，一旦宣布某人为「反革命」，干部与人民立即与之划清界线，完全不可能予以接济。中国政治的可怕即在此处，所以为何要推行民主自由法治，因为我们的文化有这一方面根深蒂固的问题。

另外，彭明敏和张宪义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偷渡出台湾，国民党当局似难正面回应。美中情局以美在台空军基地为其「属地」，任意飞进飞出，视我国主权如无物，实不可忍也！尤有甚者，美方对于外省受难者却没有持相同于彭明敏和张宪义的待遇，如将殷海光、叶公超等偷渡出台湾，可见美国政府的长期基本态度即为推动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由此，除了民主为大势所趋以及蒋经国先生晚年的宽和睿智，民主进步党组党的前后，应皆有美国支持的因素，至今犹然。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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