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一）──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7（龙城飞）

1986年民进党在圆山大饭店成立。（中时档案照，叶清芳摄）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6〉，叙述至1986年3月17日。

1986年大事记（续）

★3月18日，军事会谈，陆战队司令提工作报告。总统提示：中共统战比任何时候都严重，而以军、队为主要目标之一，分化挑拨军民关系。中共企图使我内部敌我不分，在内部捣乱，可谓一波接一波来打击破坏，我们在心理上必须自立自强巩固自己。中共畏我复兴基地存在，复兴基地存在乃由于部队存在，部队存在乃由于三民主义思想存在。★

在《国史馆集刊》第4期上高素兰的〈中共对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2000）〉一文中，对于这段时间中共对台政策的变化有相当详细的说明，读者可以参考，笔者在此引用其部分论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3月接任金溥聪出任中华民国驻美代表的沈吕巡，在其民国75年（1986）1月出版（即目前笔者解读郝柏村日记的前一个多月）之《军售问题与中共对台政策之研究》第9页中说：「70年代，冷战和解气氛浓厚，中共开始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突破『文革』时期自我封闭的孤立状况。」

此说明当年我外交官员了解国际关系走向，1970年前后美国与中共突然改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当时仅是美国总统尼克森单方面于1971年7月9日派遣季辛吉密访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双方面经过一段时间互动的结果（时间应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素极反共的尼克森副总统突然在外交期刊上发表同情中国处境的文章，并不正常）。

以沈吕巡的讲法，应是中共之前已主动直接间接（可能透过华沙双方大使馆）联系美国，美国政府内部也早有人希望接触，才有季辛吉之行。

两个月后，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共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中共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美国则「认知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上海公报」确定「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们要了解，无论美国之后如何辩解，「上海公报」中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中，除了英国等，多数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然而，令人费神的情形是，在美国「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个中国以后，对于美国以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来说，仍然维持正式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这段1970年前后的过程，中华民国政府与国民党几乎完全被蒙在鼓里，对于孤悬台湾一隅矢志复兴中国的中华民国的打击非常沉重，伤及国家、政府、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等领导人的颜面与自尊心极深，而对一般老百姓的信心影响难以评估。

1970年9月，美国国务院宣称将琉球及钓鱼台移交日本，引发台湾留学生大规模的保钓行动，这件事波澜甚大，其余波荡漾直到如今。

其中令国民党非常意外的是，不少忠贞的国民党子弟转而倾向中共的中国，甚有于此文革期间一些留学生放下攻读博士学位，回祖国参加革命。

这段时期到底有多少台湾留学生赴大陆，具体的过程如何？其完整的历史著作并不多见，文学方面则有陈若曦的《尹县长》（陈与夫婿段世尧于1966年即赴大陆，适逢文化大革命，他们于1973年离开大陆）、刘大任的《杜鹃啼血》等。这些人当中少数在中共安排下进入联合国工作，多年来保持低调，是可以理解的。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且承诺与中华民国断交、废约、撤军的同时，希望中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此事令笔者联想1949年时期的美国对待中华民国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中共立即作出回应，16日，中共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美建交公报」记者会上，首度没有使用「解放台湾」的字眼。22日中共举行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项会议中邓小平取得领导权，会中确立中共今后对台政策的基调是「和平统一」，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

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于1979年元旦（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缔结外交关系之日，中华民国被逐出美国门外「待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文中除强调尊重台湾现状，中国终将统一外，同时呼吁两岸共同商谈结束双方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在创造台海安全环境的前提下，能促进两岸「三通四流」；提出「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认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此为国共「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1979年4月，美国政府制订《台湾关系法》，重新「收容」在门外身分不明、踌躇不定近4个月的中华民国，笔者当时正好在美国留学，躬逢其盛，深感耻辱。

笔者在此强调的，出卖与伤害中华民国和台湾的「主谋」恰恰是美国，中国共产党只是「从犯」。

中国共产党依其中国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一个中国」基本原则，就和国民党政府在蒋公介石领导下，自民国38年（1949）年以来，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的主张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然多年来，不论国民党或民进党皆对随时可能「辟腿」的美国不敢有所怨尤，矢志忠诚。

而近年美国发现其「新元配」（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悍妇，招架不住，还是「旧人」（即中华民国与台湾）好，完全改变态度，要「新旧人」（已从过去的国民党转为反共反中最力的民进党与台湾独立人士）从中华民国降级为台湾，进入联合国，重新获得正式的身分，双方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往来。而美国开始对其「新元配」（即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诛笔伐，百般虐待，其态度之恶劣，令人难以想像。

经国先生说：「中共企图使我内部敌我不分，在内部捣乱，可谓一波接一波来打击破坏，我们在心理上必须自立自强巩固自己。」这应是对于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呼吁统一的反制。

笔者相信，1979年5月经国先生非常寄望的林毅夫投共，1981年8月空军少校黄植诚驾驶F-5F战斗教练机投共，1983年4月陆军航空队少校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投共等事件，对他的打击很大。经国先生很难接受，以当时中华民国与台湾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会不断发生国民党培育的军官投奔大陆的现象。

事实上，1986年是中华民国与台湾的一个关键时刻，半年后的9月份，民进党组党成功，一年以后的1987年4月份，老兵开始组织返乡探亲运动，7月份中华民国解严，中华民国与台湾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历史从此不再回头。

我们由郝柏村的日记，可以阅读到经国先生当时心情变化的蛛丝马迹。到现在为止，似乎只有「郝柏村日记」中记载着与经国先生的对话，笔者尚未知晓是否还有其他同时期有关经国先生讲话的著作与材料。

余英时（1931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2013年8月19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寓所接受《世界日报》访问之文〈中国会回归文明的主流〉中说：「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过来，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台湾政府跟共产党打交道要有原则，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要保持。跟共产党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是在政治上是不能让步的。」

余英时先生说国民党「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令笔者相当惊讶。民进党大老张俊宏先生约在6、7年前告诉笔者，他早年（1960年代末张俊宏在台湾大学读书时曾经参与主办《大学杂志》，该刊物后来为蒋经国系统收编，张俊宏进入国民党组织工作委员会工作，他和许信良皆非常了解国民党当年的情形）即听说蒋经国计划利用台独来抵抗中共，因为中共最担心台湾独立，而台湾独立必然有美国、日本等国的幕后支持，否则不可能立足。

如果参照余英时的讲法以及张俊宏的说法，经国先生当年对于民进党组党的放手，应该是他深思以后的一个「阳谋」。

以当时国民党的力量以及国民党上层极右派系开始出现「宁左勿独」的意见（如王升、藤杰等），日后国民党内部必然分裂（如三家分晋——亲中共派、中华民国派、本土派），不可能单独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压力以及武力逼统。

也就是说，经国先生开放党禁，虽然是大环境下不得不的一个选择，更是他对他身后的一个长远的安排。笔者的看法，在当时党外积极主张组党的人士中，有几个人得到了经国先生的指示，力主组党，因为经国先生会放行。

如果我们参考一个多月前，2021年9月出版的《冲破党禁1986：民进党创党关键十日记实》，第304页，当时对于民进党组党，新潮流的首脑，前总统府秘书长、国安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邱义仁回顾：「为什么蒋经国没有下手，我到现在也没办法了解。」这句话很有意味，邱义仁参与机要多年，足可阅读当年许多密件，他应该了解实情，但是有些事不能说。

日后证明民进党的成立与发展，对于中共产生了莫大的压力，因为是本土的民族自决加上美国、日本的支持，使得台湾问题国际化。这不表示经国先生是支持台湾独立，而是为了中华民国国祚的赓续。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不能断裂，因为中华民国是在近代中国动乱历史中，惟一延续中华文化并且接续清朝之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一个国家，相对与大陆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政权，中华民国这个中国的重要性大于国民党，也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国民党式微，中华民国仍然必须挺住，以待来日，必有东山再起的时机，盖所谓江东子弟多才俊也。

民进党等人固然倾向台湾独立，但是中华民国的体制、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短期内不可能完全丢弃。蔡英文与吕秀莲近年皆倡言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第三共和，笔者认为国民党方面至少是可以谈的：「一个中华民国，各自表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有九二共识，和民进党为什么不能有「某某共识」？

近年来，许多人说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事实上，中华民国才是台湾的护国神山，支持中华民国的台湾人民至少有一半，海外以及中国大陆上亦有千千万人，这其中多忠贞之士，盖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这是笔者解读蒋公以至经国先生遗命的责任，笔者读史，深受司马迁跪受父亲司马谈遗命的感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正是笔者生于此乱世中的自述。

★3月19日，今日中常会，外交部朱（抚松）部长及总统府秘书长分别对亚银允许中共入会，而强迫我改名「中国台北」表示不能接受的立场。亚银会籍案实际为中共一国两制统战的一部分。中共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协议后，采取一连串的迂回统战措施，亚银会籍案即为其一。各国高层包括美、日对我劝说，实际即为帮助中共统战，若谓接受更名留在亚银即可恢复各国际组织席位，是办不到的事。处理亚银案有所变，有所不变，亦即基本国策立场不变，方法手段则可变，如民间组织的奥委会即为变通之道。余对本问题了解不深，听到上述说明后始悟政府决策是正确的，但说明沟通不够。★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于菲律宾马尼拉，为亚洲最主要之经济发展机构。设有「亚洲开发基金」（Asian Development Fund ADF）协助会员国发展经济以消弭贫穷。中华民国系创始会员国之一。

1986年，亚银允许中共入会，并将中华民国的会籍名称由Republic of China改为Taipei China，即由「中华民国」改为「中国台北」。当时国民党决定以不参加抗议。1988年，改变措施，由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张继正率团参与该年年会，在会议桌上的会员名牌Taipei China旁边放置Under Protest（抗议）字样。

之后各届的年会，中华民国利用宣读演讲稿发言时口头表达抗议，此实为悲哀之事。不过笔者同意郝柏村所说：「一个国家能存在才能获得承认，而非靠承认可以存在。」中华民国和台湾能够以「中国台北」或「中华台北」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与国际关系，已经是不容易了。笔者认为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华民国尽受中共与极独人士屈辱，支持者也应由此产生奋斗的志气与力量。

近年来，中共不断以打击民进党与台独之名，阻止中华民国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并且压抑中华民国国歌、国旗的出现，进一步压缩中华民国至台湾的地位，也就是说，取消中华民国的国家人格，只剩台湾。如此，一方面将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化，一方面造成台湾独立的实质化。

这个问题，其实中华民国和台湾可以应付，问题在台湾社会内部有蓝绿分裂，于是变成国家认同问题。由此，中共拉蓝打绿，美国则拉绿抑蓝，蓝绿皆强权之工具化。

目前形势发展影响到21世纪中期「美中大战」的格局，对于中共与美国，台湾这个球都不能丢。从这个角度看，台湾海峡短时间内会发生规模性战争的机会很小，因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目前开战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演变成台湾处于台风眼中宁静的变相和平状态。

笔者周六观看电视，见宜兰、桃园、台中、台南等各地，疫情稍松，许多父母携带幼儿亲子游，快乐非常，而此时中共军机犹在台湾海峡中线上空巡航。笔者想起1949年2、3月，中共百万大军渡长江前，江南虽然时局紧张，却宁静异常，不也是有许多父母携带幼儿亲子游，快乐非常吗？谁知不久大难临头？真是如元朝词人张养浩叹：「望西都，意踟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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