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三）──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7（龙城飞）
1987年10月2日蓬莱岛三君子陈水扁等人出狱，在十二名员警的陪同下，愉快地步向迎接他们出狱的上百人士。（叶清芳摄，中时档案照）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这个话题。有关民进党组党与其前身党外以及1949年国民党撤台以后的民间推动民主化而遭国民党压抑的过程（如雷震与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案），非常复杂。如果再往前追溯，可以远至日据时代台湾菁英要求自治及参与日本议会的民主化运动（如林献堂、蒋渭水等）。
宏观地看，民进党源于本土力量的支持，而接收与收割了几乎过去所有台湾民主化运动的成果，而在1970年至1980年代的国际与台湾的特殊环境下，终于孕育与集结而成国民党无法继续压制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力量。其中牵涉到两岸关系以及美国的因素（日本对民进党很重要，但是其面貌一直隐晦于幕后），根本条件仍在于三民主义是一个民主政体，不具有专政因素，国民党不可能一直以各种原因继续军政与训政，这在大陆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国民党的兴起和没落和此皆有密切关系。
1986年前后，蒋经国在开放党禁、解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时刻的主动者，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由目前笔者所能看到的资料以及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直接、完整地掌握与判断，只能从部分著作及日记、回忆录中摸索当年的情景。
一、对于民进党的研究不足以及种种偏见的恶果
笔者前次说：「民进党的组党与发展是中国近代与台湾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但是迄今为止，相对客观与理性分析与讨论民进党（与其党外前身）的历史、性质以及其迄今功过的著作不多。」
我们参考2021年9月出版的《冲破党禁1986：民进党创党关键十日记实》（以下简称《冲破党禁1986》），第19页，〈推荐序〉由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撰写，其中说：「从1986年组党到2021年的今天，35年过去了，不过，民进党并没有自己的党史，也没有党史的研究机构，因此，有关整个组党的历程和意义也没有系统性的整理与研究。」印证笔者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民进党和之前的党外历史并不是一般想像地那么单纯，其中人与事的脉络错综复杂，由于不少重要与关键人物已经过世，期间还涉及情治系统的线民（即所谓抓耙子）问题，整个情况要弄清楚，相当地困难。
薛化元教授说：「党外人士冲破党禁，成立民主进步党，这在台湾政治发展史或是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上，都是重大的里程碑。而民进党的组成之所以重要，可以从民主宪政的运作，还有台湾历史的脉络来说明。」笔者也说：「可以看出民进党的重要性，在两岸政治光谱的座标上，民进党和中共，正好处于光谱的两端，国民党和蓝营则夹在中间，和民进党的距离远大于和中共的距离。」
薛化元教授着眼在台湾，强调宪法的重要性，笔者将视野放大到中国，强调意识形态与族群因素扮演关键的角色。事实上，民进党的存在与发展，不只影响到台湾与中国，甚至影响到东亚以及美国、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生态。是以客观地研究民进党相关议题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工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和大陆同胞以及国民党和深蓝族群中许多极为敌视民进党与台湾独立人士，以至于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由于蔑视与打压民进党的存在与发展，以至于不断产生错误的判断，认为消灭了民进党，国家、民族有望，而民进党的基础在台湾人民（尤其基于本土历史与文化），是以将持续成长，非常不容易被彻底摧毁；第二，从日本时代就开始，台湾本地人民长期地被歧视与压迫，以台籍人士为主构成的民进党，其本身的心灵和性格也无法正常地、健康地发展，影响到下一代许多台湾人民的心灵和性格，影响到和蓝红族群的互动，也相互地产生出不良的过程和结果。
大陆时期，国民党长期严厉对待共产党，地下化的共产党后来发展出严重的多疑与暴躁性格，解放之后直接间接带给中国人民重大的伤害，更进一步深刻影响到大陆人民的心灵和性格。这些过去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应负相当的责任，因为有什么样的执政党，就有什么样的在野党。
是以笔者主张不管个人或政党喜不喜欢民进党与台湾独立人士，尊重他们的人格以及采取友善的态度，不论在政治、族群与道德上对彼此都有益的。同时，笔者认为包括薛化元、陈仪深等偏绿或偏独的许多教授、医师、院长、校长、官员、议员以及大量的成功台籍企业家，从1895年清朝割让台湾给日本以后的一百多年历史来看，目前台湾本地人普遍处于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知识能力各领域上最好与最高的时候，不能不说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有相当的优点。
如果1945年抗日战争中国没有胜利，台湾人做为日本国的次等公民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如果1949年中共解放台湾，台湾人不可能逃过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重大政治运动之害。所以民进党与台湾独立人士应考量历史的得失，尝试公平、友善地对待国民党与外省族群，甚至减少敌意对待普遍经受政治运动之害的大陆官员与同胞。如此整体民进党的文化层次会提高许多，对于其未来的发展，不论统独，都是有益与有利的。
另一方面，近日中共刚刚结束十九届六中全会（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发布《第三份历史决议》，待明年二十大秋通过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连任以后，中共对台湾的统一工作会越来越紧。台湾社会内部如何暂时放下彼此的成见，找到基本的共识，以团结一致地与中共及美国互动，以免台湾沉沦而致子孙受害，是为当务之急。
二、从郝柏村日记看党外与国民党之间的认知差异
在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中，1986年5月19日记载：「明日为总统连任就职二周年，两年来可谓风浪一波接一波，但总统凭其无我无私、奉献牺牲、不忧不惧、坚决坚定而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无党籍偏激分子以抗议38年举行所谓绿色行动，警总依预定计划，今日封锁龙山寺，使聚于寺内反政府分子不得上街游行。政府以忍耐坚持，终未发生暴乱，而使渠等妄图制造暴乱之阴谋不能得逞。」
1987年05月19日/五一九绿色行动。（高重黎摄，中时档案照）
1987年05月19日五一九绿色行动，当时的执政党与民进党沟通。（中时摄影组摄）
5月20日记载：「所谓五一九绿色行动在外弛内张的戒备中安然度过，偏激分子阴谋未能得逞，亦足以证明沉默大多数不受其煽动，而政府坚持不得在街头游行的前提下容忍，但是今后此类活动还是会发生，偏激分子达不到捣乱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6月1日记载：「陈水扁、黄天福因利用《蓬莱岛》杂志涉嫌诽谤冯沪祥教授涉讼近两年，昨日高等法院判决徒刑8个月确定。这些又藉政治迫害扭曲纯属司法的案件，举行『坐监惜别会』等街头活动，意图兴风作浪。这些人否定国家与宪法，而高唱民主，以政治人物的形象不受法律的制裁，这是什么民主？」
8月14日记载：「现在国内政治上的隐忧，是少数偏激分子假借争民主，实际为非法夺权，否定国家，否定法统，阴谋叛乱，响应台独，这些非理性的叛乱分子与理性的民主反对分子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偏激分子唯一的目的是把国家社会弄乱，我以为应正式命名为捣乱分子最为恰当。」
8月17日记载：「今日阅《新闻天地》，谈及台湾政治人士有所谓台独、台争、台自三派。台独大家都知道，所谓台争，乃台籍争民主人士，台自乃主张台湾自治人士，而这三派或与中共有连系、或暗通款曲，或受美国人士的鼓励支持，但他们共通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美国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台湾的独立或某种形式的自治为解决两岸争端的途径，吾人必须警惕。」
当时国民党方面以「偏激分子」形容党外的抗议与争权活动，比「反动分子」的罪名好得多，然而郝柏村与国民党方面似乎对于台湾戒严达38年之久，不能了解其所形成的社会问题与国际形象，以及对于1980年代前后发生的几起严重的镇暴与血案事件缺乏警觉心，另外就是国民政府来台日久，法统难以维护，这些问题积累到经国先生身体状况日益衰弱时，必须做出决定，否则他身后台湾会愈加混乱以及冲突不断。
笔者认为当年对于「非偏激分子」的一般人而言，长期形成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状态，戒不戒严，戒严多久，皆无太大感觉与意义，多数觉得自己并无受到压迫感，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何来戒严之事？一般人，尤其是许多爱国爱党的外省族群，无法理解党外人士到底所图何事？而重大有违人权的事件在政府管制媒体之下，被报导地十分有限，因此对于「偏激分子」的存在与「闹事」，认为是一些「不知心存感激」的人？国民党和政府不是非常好吗？难道这些人希望过着大陆人民的生活吗？尤其是当年有孙运璇、李国鼎这样极为清廉能干的官员！
这些情形，说明了台湾社会中的本地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自由和出头天的渴望，以及反抗国民党关押和迫害主张民主自由与台湾独立的同胞，到今天仍不能为许多深蓝与外省族群所完全理解和接受。
不少深蓝与外省族群现在仍视民进党与台湾独立人士为「坏人」、「骗子」，这些人不但破坏了原本可以平静安稳的中华民国与台湾的社会秩序，更数典忘祖地不愿意做中国人，宁可做日本人（不少韩粉到现在仍相信韩国瑜大选失败是民进党作票）。如此的制式印象与愤慨口吻，十分普遍，尤其是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的外省族群，最为严重，因为他们几乎等于活在外国社会中的「孤岛」，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缺乏「进化」的因子，以至于几乎完全地保留着他们原初的观点与感受。
笔者叙述以上现象，其目的之一，是想像现在的大陆同胞，近年来由于生活大幅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远超过过去的半殖民地与战乱年代，因此大多数大陆人民可能像1980年代台湾的外省族群，认为党和政府好的不得了，而一些「偏激分子」和「坏人」（包括民运、台独、港独、疆独、藏独分子，号称「五胡乱华」），不但要破坏党完美的民主集中制，还要引进西方式的、已经证明是没落的多党多元民主制，更和美国搅和在一起谋反少数民族与台湾、香港独立，是中国的历史罪人。由此党一再忍耐，给予机会，已经是宽大无边，下一阶段如果仍不知反悔，党发动跨海战争，收复台湾失土，完全是正确的、光荣的。
这样的认知差异，存在于红蓝绿族群之中，牢不可破，支持了共产党、国民党与民进党存在的合理性；反之，共产党、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存续与发展也反映了红蓝绿族群的心理、感情与愿望的投射与需要。要改变红蓝绿族群以及共产党、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社会结构，除了战争，只有大家往理性与友善的关系方向慢慢前进，而长期以来互相仇视与充满偏见的心态与作法，一时之间要改善不容易，尤其是两岸年轻一代中许多已经有模有样地承继了上一代的意识形态和深刻的成见。
1984年《蓬莱岛》杂志发行人黄天福，社长陈水扁，总编辑李逸洋由于刊登文章认为冯沪祥以翻译代替著作，涉及学术抄袭，冯沪祥控告《蓬莱岛》杂志。1986年5月二审定谳，高等法院判决黄天福、陈水扁等徒刑8个月。此事之是非曲直暂且不论，郝柏村认为并非政治迫害，笔者认为应听两造双方辩词，方可下出自己的意见。
而当年的高等法院审判长之一正好是笔者朋友储博士之父亲，朋友告知笔者他父亲认为这一方面是政治案件，另一方面，储审判长认为徒刑8个月依法陈水扁仍可保持律师执照，乃是爱护陈水扁之意，这已经是当年储审判长等能做最多的事了，可是日后陈水扁并未表达感谢之意。笔者指出，两岸在党与司法系统之间的主从关系是一致的，现在的民进党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这层关系。
另外，郝柏村日记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台独大家都知道，所谓台争，乃台籍争民主人士，台自乃主张台湾自治人士，而这三派或与中共有连系、或暗通款曲，或受美国人士的鼓励支持，但他们共通的目标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美国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台湾的独立或某种形式的自治为解决两岸争端的途径。」
这段话和今天中共看台独的观点相当接近，尤其是指「美国人暗中搞鬼」（笔者一些外省朋友就坚信六四天安门事件和香港动乱都是美国人搞的）。至于说台独「与中共有连系」，也就是说中共曾经暗助台独以颠覆国民党政权，过去曾有这样的说法，不过难以核实，是否是国民党的宣传与罗织，亦不易确认，因为警总的相关重要资料现在不容易查看到。在《冲破党禁1986》中，第45页，游锡堃说：「在国民党政权的宣传教育下，台独是『台毒』。国民党的『三合一敌人论』，指的就是『共匪、台独、党外』。」《新英文法》的作者柯旗化就因前后是共匪和台独，而共入狱18年。
郝柏村说「美国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认为，台湾的独立或某种形式的自治为解决两岸争端的途径」，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些美国人认为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尤其是1971年底被逐出联合国以后。因此在中共仍然处于贫穷以及需要美国的时候，由美国支持台湾独立或美国托管而台湾高度自治，是惟一避免日后「陷共」的办法。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当年不是没有预见，现在中共日益富强，台湾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的大难题。而当年意气风发的国民党今非昔比，几乎成为一个成事不足的二流政党，对中共与美国皆噤不敢言，对于日益剧烈的美中台关系仍然认为依靠过去的说法、做法可以改变局面，事实上时空环境已经大为不同，国民党的角色与功能甚为萎缩，许多深蓝群众似仍不能认识与思考自己转型的办法。
台湾独立人士奉为圭臬George H. Kerr (葛超智，1911-1992) 着的《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就持这样的看法，认为国民党无法善治台湾以及终非中共之敌。笔者回顾，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治理相当有成绩，然就保护台湾而言，部分美国人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不同的政治视野与族群有不同的观点，就像九一八时，张学良告诉日本人：「你们说的有你们的道理，但是你们忘了一件事，就是我是中国人。」如何处理台湾这个近代中国、亚洲以至美国、世界的「烫手山芋」？是一出历史大戏。近日来听不少人叹台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笔者认为事在人为，身为台湾主人翁的我们，必然可以凝聚与创造出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因应变局，而将自己与他人拯救出沉沦之中。
三、初步的小结
笔者参照郝柏村日记以及民进党与党外部分著作，可以看出当年双方的观点和感受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中的核心价值一直延续到今天，逐渐滚动成庞大、同质性高而互相对立的蓝绿族群。
至于大陆上的同胞，其「红色」并非一成不变，在文革以后到1990年代末，大陆人和知识分子普遍是相当多元的。在2000年以后，由于中共转型成功，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能力逐步大幅上升，中国共产党信心渐长，开始收拢意识形态与凝聚民族主义，在两岸、南海与世界各地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从而大陆人民与知识分子也普遍逐渐转化为越来越红的族群，与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开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由此，红蓝绿族群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缺乏良性的基础。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
后记
前次，「史话」发表笔者〈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以后，张宪义博士回应：「阳谋也好？阴谋也好？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允许台湾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军队。但是当它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时，很快就会变成香港的失败模式。如果不是去中国化与反中的台独，为什么不试试在一个大中华原则下的「华独」。它可能是可以被接受的，实现和平统一需要时间。
我们为什么『闻独色变』？其实，中华民国就是『华独』；而「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就是『台独』，不是吗？在此一大中华的原则之下，中国大陆应该可以接受两个中国。因为我们需要两国才能更加有效地保卫我们在南海和钓鱼岛的固有领土。」
笔者认为张宪义博士反应了不少人的心声。由于中共坚决反对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甚至以武相逼，使得许多人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笔者认为，在两岸分治的情况下，在中共以一国两制方式统一台湾前，汲取香港一国两制的教训，当我们还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应该尽量诚挚公开地讨论我们认为适合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思想，不要有禁忌，台独、华独、中共统一台湾、中华民国统一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合并为中国等等题目，欢迎海内外及大陆人士参加，在没有恐惧与压力之下，将问题讨论、辩论的清清楚楚，并且将讨论的过程以多种语言公开在媒体和网路上。
多年来，在两岸与岛内恶性斗争的处境中，不同立场的人们之间不断地恶言相向以及扣政治帽子，以至于人们已经普遍地丧失了思维与话语能力（尤其是年轻人），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大约是7、8年前，一位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告诉我：「中共怎么统战和统一台湾？一国两制只是口号，具体的作法都提不出来，台湾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统一以后要怎么生活？他们还可以批评共产党吗？拿什么护照呢？立法院和北京的人大的关系？会不会一下子涌进台湾一千万大陆人？台湾的民主选举会不会形成更严重的红蓝绿斗争？大陆人会不会和在香港一样，大买乱买房地产？这些都是最实际的问题，统一以后老百姓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军队，需要的是确定他们自由和安定的生活方式。」
我也告诉他说：「相同的，民进党也没有提出台独的具体作法，比如说，台湾独立以后，国旗、国号、法定语言、文字、历史、政府组织，以及反对台湾独立的人们是否可以继续留在台湾，是否仍然可以主张统一？这些问题都必须明列出来，让大家公开讨论，并且应该尝试和对岸的共产党协商可行的相互关系。现在不是如此，『台湾共和国』完全靠美国支持，未来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笔者的政协委员朋友不同意台湾独立，因此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议题。
事实上，笔者的绿营朋友们认为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维持太久，笔者提醒他们，就是如此，日后新的中国政府也不可能不希望收回台湾，其中一位深绿的教授朋友则说，如果中国开始有比较民主自由的制度，台湾独立也不见得成为必然。
不论如何，以上的种种问题应该公开、和平地讨论。凡是一件本来禁忌的事，一旦被公开讨论过后，其神秘性和禁忌性就丧失了，甚至人们渐渐失去了兴趣，统独和族群问题亦然。这无疑是民主社会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