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民党的作票疑云──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二）（龙城飞）

许信良。（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十年前的1977年11月19日发生的「中坜事件」，本文引用2021年12月国史馆馆长陈仪深教授主编出版的《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选择许国泰、张富忠、林正杰3位当时主要负责为许信良助选的年轻人的回忆。

一、许国泰对于「中坜事件」的回忆

许国泰是许信良的弟弟，1945年生，中坜客家人，毕业于林挺生先生创办的大同工学院。1977年11月许信良竞选桃园县长时，担任竞选总干事。许国泰回忆，那时是4项选举，八德一个眷村里的投票开所，却有5个投票箱，有3个许信良的支持者看到了，就和主任管理员争论，主任管理员说县议员有20几个候选人，票很大张、很长，一个箱子装不下，所以要放两个。最后我（许国泰）亲自跑去，发现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吵到后来，我打电话给检察官，检察官来了，看见有5个投票箱，就骂那个主任管理员。

许国泰没有说那个主任管理员有没有将第5个投票箱移走，但是许信良在这个眷村中获得3成多的选票，成绩相当好。当时桃园县选举人数约45万，以投票率7成计，30万票，眷村票就有9万，剩下的20几万票，国民党只要拿到3成就赢了。可是为什么许信良会获胜？许国泰说，主要是国民党到处施压，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如工会，上班时说支持，下班以后，各地不同的工会公然举出「本厂全力支持许信良」的旗帜。这个现象显示出国民党对于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这将在本文的「小结」中讨论。

引发中坜事件的中坜国小，当时是编号213投票开所，主任监察员是校长范姜新林，是省议会长蔡鸿文的亲家（蔡鸿文之子娶范姜新林之女），因此，大家说他很「靠势」，容易成为别人的焦点。那天早上，有两个老人家在投票，大概不认识字，动作有点慢，范姜新林就进去，邱奕彬看到了就立刻大骂，认为他一定是叫老人家投给欧宪瑜，范姜新林当场就被群众包围。后来警察来了，我（许国泰）也过去了解情况，警察把他带走。没想到，下午他又回到中坜国小投票开所，于是群众又开始包围，要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慢慢地很多人也把中坜分局包围起来了。这时下午3点多，中坜分局分局长何明富希望我能够劝退群众，我说总要给个交代，当时情治系统的主管都来到中坜分局。我说：「请廖宏明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我们认为范姜新林有作票嫌疑，我们把他带到地检署侦讯。」但是他们让范姜新林从分局后面翻墙离开。这时，许信良还在中坜，后来很多人聚集，他可能就去台北了。大概到6、7点，票开出来，我们赢了。晚上，中坜市代理市长欧宪瑜、警察局长、情治单位的人到我们家来，要我去劝群众离开。后来我看没办法，就拦了一辆计程车回新竹，所以半夜火烧分局的事，完全不知情。

发生真的作票是在杨梅高山顶的一个营区，279投票开所，当时杨梅镇的县议员候选人彭贤有落选，他父亲彭盛禄不服气，向地检署检举，审讯结果，主任管理员陈木枢等被判刑，退休金也没有了。这事以后，没有人愿意去作票。至于213投票开所，范姜新林没有被起诉，邱奕彬反而变成伪证，判了缓刑。邱奕彬后来在美丽岛事件中，虽然没有参与，也被抓起来，在狱中试图自杀。

二、张富忠对于「中坜事件」的回忆

张富忠，1952年生，中坜客家人，高中上建国中学，大学上艺专美工科。他说，战后国民党来台，到1970年代，在台湾成长的人都相当积郁，历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台湾人对蒋家专制统治了然于心，自然懂得趋吉避凶，要参与政治，地方级的，加入地方派系靠买票当选，再上一级省议员、中央民意代表、县长，就要靠国民党提名恩准当时桃园县大致上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各占三分之一，国民党分而治之，县长闽客轮流，一片和谐。

1977年，情形不一样了，中坜街坊都在谈论乡下过岭出身的许信良要出来反国民党了。那年夏天，许信良的姪儿许鸿源找我到许信良总部帮忙竞选，我很好奇，就去看看，这一去，改变了我往后的人生。在总部有台北来的年轻人工作了几个月，有林正杰、范巽绿（化名史非非）、贺端蕃（化名刘志仁）、杨奇芬、胡鸿仁、陈国祥等，还有中坜的年轻人。林正杰、范巽绿、贺端蕃3人在两年前参加过宜兰郭雨新的选举，比较了解选举。总部的工作环境就像公社，不断地进行不拘形式的讨论，充满了自由的空气。许信良大我这些年轻人一轮，我们听他讲世界、局势的分析，他的精辟见解让我们感受到绝大的震撼。

总部综合分析后，拟定了几个主要战略：（一）主打宣传战，国民党组织严密，有无限资源，因此，需要发挥创意的宣传；（二）中间路线，定位许信良为国民党改革派，克服叛党、共匪同路人、激烈台独分子等的攻讦；（三）缩小打击面，强调地方党部欺上瞒下，不碰国民党提名人欧宪瑜背后的靠山吴伯雄；（四）南守北攻，北区闽南区较陌生，把主要助选员调到北区作战；（五）乡村包围城市，从乡下田间、乡镇街道、庙口杂货店，最后席卷都会区；（六）以欢乐克服恐惧，选举本来是民主社会常态，但是当时桃园却充满恐怖气氛，仿佛国民党败选就会亡党亡国；（七）保护选票，那个时代，作票是国民党惯用的手法。

1975年宜兰县郭雨新竞选增额立法委员，一路声势大好，开票后，宜兰县出现8万张废票，当晚宜兰聚集两万人抗议，差一点引起暴动，为郭雨新助选的林义雄、姚嘉文两位律师，对当选的林荣三提出贿选告诉，结果当然无效。因此，如何不让国民党不敢、不能作票，是这场选举最重要的关键。

整个选举队伍都是生手，过去台湾的选举经验无从参考，一切都是创新。后来我（张富忠）常说1977年桃园县中坜事件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文化，创造出一个新的选举模式，往后3、40年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复制当年桃园的选举方式。这些创新，是在许信良带领下，完全放手信任年轻人，任由我们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奔驰，终于完美落幕。

从10月下旬开始，许信良竞选总部成为桃园最热闹的地方，人群来来往往，无数讯息交流，你真的能感受到群众的热度，灼热到烫人，也真正感受到什么是人心向背，我们绝不相信许信良会落选。往后30年，我经历8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狂飙，大大小小选举，我知道我相信，最狂热的气息是1977年的桃园选举。

到了选战正式开打的10天，狂热是每天的现况，宣传车出门，播着台湾歌谣四季红改编的歌曲，到处都鞭炮相迎，更多人往车上丢青菜、猪肉还有现金，每趟都满载而归。演讲会不管是乡下庙口或公办场合，都人山人海。许信良其实是一个很不擅长演讲的政治人物，又有口吃，群众听得很吃力，闽南语不轮转，常常讲国语式的闽南语，但大家都不在乎，追着他跑。过去桃园所谓的族群隔阂，在此次集体狂热中被消弭了。

1977年11月19日，投票日。我一早投完票后，随着总部的车子到处逛，探查附近的情况，到眷村投票所，明显感觉眷村人的敌意。回到总部，一整个上午各地传来的都是负面消息，例如维持治安的警察明显偏颇，制止合法的监票人员靠近投票所，或强行要登记监票员的姓名地址，如果拒绝，就被带到派出所，在几个眷村的监票员被打或驱离，好多投票所说没有县长的选票，有国民党在乡村肆无忌惮公然买票。

一群人看到许国泰，向他说中坜国校（中坜国小）有人抓到作票，众人一言一语，原来一对老夫妻要投票，担任投票所主任监察员、也是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违法进到圈票处将老人家的选票涂污成废票，这过程被同时间投票的邱奕彬和林火炼看都清清楚楚，两人向投完票的老人家说，你的票变废票了，于是老人家向范姜新林要求补发一张选票，校长当然拒绝，两人争吵起来，引起投票者聚集围观。

一时间，校长涉嫌舞弊作票、检察官放水包庇作票校长的讯息不胫而走，传遍各地。许多支持者被上午各地传来的负面消息弄得愤怒不已，「校长作票，检察官包庇」的传闻，更像火上加油，不可收拾。

我们回到总部时，已经晚上8点多了，总部挤满群众，竞选大将吴仁辅正在主持开票，各地监票员不停回报各投票所的数字，各地投票所的开票人员面对挤满的群众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地念出每张选票，深怕中坜分局的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电视也不断播出各县市选举开票的结果，但三台（当时只有台视中视华视三台）总是漏报跳过桃园县的消息。第二天一早看报，许信良当选了，但所有报纸只字不提及昨天群众包围中坜分局的事。中午前我们回到中坜，在分局前看到一片黑漆漆被烧过的楼房，以及十几辆被翻覆烧毁的车子。

1986年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因议会言论被判刑1年半，在街头发起一连串示威，抗议司法不公。（中时摄影组摄）

三、林正杰对于「中坜事件」的回忆

林正杰（1952－），有很特殊的身世，他的父亲林坤荣是1950年前后中华民国情报局派至大陆工作的敌后人员，1957年左右，国防部通知林坤荣失踪太久，只能当作阵亡处理，但是林家并没有得到抚恤金，林正杰全家住在板桥妇联二村。1983年林正杰父亲突然被中共释放回台，之后由人间出版社出版《归鸿──一个敌后情报员的回忆》。

林正杰以一个典型的外省子弟会走上当年的党外之路，和他父亲的遭遇以及国民党对待林正杰家的情形应该有相当的关系。1975年林正杰由东海大学毕业，进入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就读，陈菊是图书馆的馆员，让林正杰借到许多禁书，如鲁迅、巴金的书。中坜事件过后，陈菊找许信良、林正杰和张富忠一起去看出狱后的雷震。当时，增额立委选举，陈菊介绍林正杰去帮郭雨新竞选。那时郭雨新的团队是吴乃仁、邱义仁、田秋菫、谢明达、萧裕珍、周弘宪、周婉窈等人，范巽绿是我带进去的，还有一个国大代表的儿子，何展宗，后来可能出国，没有再联络了。郭雨新那次选举传说是被国民党作票作掉的，可以参考《虎落平阳》一书。

1977-78年间，我因参与这一代杂志编辑，和许多党外人士认识，其中许信良是最精彩的，张俊宏的文笔非常好，思考具有大格局，比如说「台湾要变成世界岛，全部自由化」、「金门最好独立」，他跟许信良交情好，许信良跟着聊，执笔者总是张俊宏，1997年两人为了选党主席闹翻了（后来二人和好，笔者注）。

1977年秋，我加入许信良桃园县长竞选团队，魏廷朝是团队的文胆，著名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是他和彭明敏、谢聪敏草拟的。选举成立竞选总部，完全是新的方式，竞选总部这个名词，后来都沿袭下来。在选战中利用大字报、民主墙的方式，当然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对于文化大革命与美国60年代的学生运动相当熟悉。那时是许信良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他精神意志、智力与表达力最强的时候，可以说是当时党外运动的领导者。早期党外运动由老康和黄信介带领，他们都做过立法委员。许信良的胆识过人，中坜事件中他故意去洗三温暖，留下不在场证据，让人抓不到把柄，显示暴动与他无关。

投票日下午，许信良不在总部，去了台北，我跟张富忠对他如此逃避事情，都很生气，把事情留给我们来处理。我忙着安抚群众，跟警察合作，劝导民众不要闹事，中坜警察分局乱成一团，分局长和一些警察已经走了，留下来的警察不知如何处理，外面有人喊：「把那个校长（范姜新林）叫出来，给我们打死算了！」我担心群众一冲进来，可能会出事，建议警察保护校长，于是他们用警车从后门将校长送出去。接下来群众开始滋事，先砸吴伯雄家的桃园客运，后来烧分局门口的一排摩托车，最后掀翻警车。晚上，我跟张富忠到台北万华找老康（康宁祥），往往在运动中，激进派出事后，温和派反而成了避风港。老康在党外的角色一直没有重新定位，他是缺乏冲撞力，但是冲撞有其危险，一个运动可能因此而全盘崩溃。

烧掉那个分局是有象征意义的，五四运动时群众不是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吗？这一次选举除了杨梅高山顶荣家有「棉花印章」外，到底国民党有没有作票？这次党外人士当选了21席省议员，若是没有中坜事件，可以当选这么多人吗？县市长当选多达4位。不禁让人质疑以前国民党有没有作票？中坜事件可以反证，国民党不敢再作票，党外人士才能当选那么多人。

党外运动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每个人都各自做了努力，还需要从社会力来分析。当时社会上谁不主张自由民主？谁觉得警备总部来管杂志是对的？谁觉得党报、官报可以办，别人都不行呢？立法委员几十年不改选，谁会接受？其实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社会力，让我们这些运动者能扮演积极的角色；假使没有这样子的社会力，也是勉强不来的。选完后，我和张富忠撰写《选举万岁》，两个人窝在县长公馆后面的一间榻榻米小房间专心写作，花了3个月时间，1978年3月出版，3月18日，警备总部来查禁《选举万岁》，当晚在印刷厂的是姚嘉文和周清玉，女儿姚雨静也来了，政大的马总教官来关切。

1981年时的桃园县警察局中坜分局。（中时摄影组摄）

初步的小结

关于中坜事件中两位老人家引起的投票纠纷以及火烧中坜警察分局过程，读者可以看见不同的参与者有不完全相同的回忆，不过，笔者认为基本发生的情形应大致如此。

张富忠、林正杰当时皆20多岁，对于许信良的见解与勇气高度赞佩，许信良执意竞选桃园县长，破坏他和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以及日后的仕途，这在一般外省子弟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许信良等人的愿景和许多外省第二代的怀抱中国情怀以及固守国民党政权基本不同。笔者在此并不判断孰是孰非，历史的发展本身即具有多元性与矛盾性。

为何国民党会在台湾历次地方至中央选举中过度恐惧不安？甚至疑有「作票」的情形？

笔者认为，主观上，当年国民党的核心分子以外省人居多，却在地方是少数，且集中于眷村，一旦在选举中失去地方政权，要再夺回来，感觉上极为困难。长期以来，国民党与外省族群在台湾，危机感与得失心过重，失去了大陆，不能再没有台湾（所谓「退此一步，即无死所」，这句话笔者幼年常听父母一辈所提，所以笔者一生常感流离不安）。笔者认为国民党与许多外省族群（包括笔者）皆有相当程度的自闭症候群以及蹈海恐惧症候群（宋末陆秀夫背幼帝蹈海，宋亡），基本上只能在自己的同温层感到温暖与安全感，同温层以外，则常感陌生与敌意（注意张富忠所说：「到眷村投票所，明显感觉眷村人的敌意」，所以这种「敌意」是相互的）。

当李登辉总统成功运作总统直选制以后，以外省人的少数（约占台湾人口稍多于十分之一，且年龄皆高），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马英九是一个例外），这影响到不少外省族群与台湾社会的离心感（即缺乏拥有感，ownership），加上近年来民进党促转会和党产会以及不少独派教授的步步相逼，有时用词尖锐，更加重了蓝绿统独对立甚至对决的情绪，形成台湾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构化与长期化，这是当时反对党与许多本省族群争取民主时料想不到的情形。

在客观上，国民党从大陆撤来，当时危机四伏，军事与政治斗争文化十分之强，一些反应与措施过重，对台湾本地人产生的压力非常之大，形成其反抗国民党的意识与情绪越来越强。笔者认为当时不少外省族群其实意识到这个状况，但是回不了大陆，整体问题难以有效解决，所以其子女出国的比例非常高，形同集体逃亡，却造成了台湾社会中外省族群人口越来越少，从而在选举中的失败率也越大，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关于国民党的工会几乎不起作用的问题，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亦然。其中牵涉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对于工人权益与企业经营效益之间的平衡处理原则含糊不清。共产党则明确舍弃私人企业经营效益而完全着重于工人被资本家剥夺的问题，这造成中共解放前后对于当时私人企业的取舍发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过早毁灭了数百年来养成的中国民间企业与工艺（甚至美术），并且直接影响到温和缓进的刘少奇派和激进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派之间的关系。

民进党起家时，由于多居弱势，对于基层百姓的处境非常同情，因此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然而执政日久，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必然的发展，而且台湾居于全球化的台风眼，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避免。而国民党则辉煌时代已过，要再起，如林正杰所说，要从台湾与两岸的社会力来分析，国民党（包括许多外省族群）的基本文化具有传统的封建官僚性格，可能短期内无法适应环境而调整，长时间则需有远见与战略。

另外，外省第二代的林正杰与其前妻杨祖珺，早期皆为党外与民进党中健将，待民进党1991年底通过《台独党纲》后，即与民进党越行越远，杨祖珺之前已加入统派团体（1988年4月「中国统一联盟」成立，杨祖珺为创盟盟员。见《玫瑰盛开》，402页）。这是否说明族群的「原生性」仍扮演着一个人的基本感情与意识，以至于其认同到后来主导着他／她的方向？

至于台湾的社会主义派或共产党（台共），自日据时期起就非常重要，国民党来台后几乎消灭殆尽，但是仍然不绝于缕，其中以陈映真为代表人物，他的文学作品以及所创办的《人间》杂志，明显为社会主义刊物（笔者大陆曾为红卫兵的友人作家冬冬30年前就指出其为「共产党同路人」），由是在台湾，不论国民党或民进党皆视其具有「危险性」。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台湾共产党派或社会主义派的思想多仍有早期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理想性，和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思维与战略以及中国高度经济发展方式并不合一，因此不被主流政治与文学界所重视。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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