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中坜事件戏剧性见报──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三）（龙城飞）
民国66年（1977）11月26日，《联合报》刊出中坜事件完整报导，其中第3版主标题「选务纠纷引起骚扰 中坜事件民主蒙污！」副标题「虽属偶发影响治安甚大 惩前毖后痛切记取教训」。（图文：龙城飞）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十年前的1977年11月19日发生的「中坜事件」，本文引用2021年12月国史馆馆长陈仪深教授主编出版的《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中周天瑞、邱杰、杨志强的回忆以及事后《联合报》的报导。
一、周天瑞对于「中坜事件」新闻报导的回忆
关于周天瑞的「中坜事件」回忆，风传媒近日（2022年初）开始连载〈周天瑞水过云飞话今昔：我经历的「中坜事件」〉，其中主要部分摘自《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笔者可以参考。周天瑞是台湾媒体大老，曾任《中国时报》采访主任、美国《中国时报》总编辑，后创办《新新闻》杂志，现在经营《优传媒》，2019年7月出版《报纸之死：我与美洲〈中时〉的创生与消逝》。周天瑞先生学养与胆识过人，他与其弟周天玮皆与笔者熟稔。
笔者叙述当时周天瑞回忆两家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处理「中坜事件」的过程。
当晚（1977年11月19日）大概快11点的时候，余先生找我们去他家开会，被找去的人有总主笔、总编辑、执行副总编辑、地方通讯组主任，以及我（周天瑞时任采访主任）。他刚换上睡袍，准备就寝，告诉我们今晚协调的结果：党部正式交代，这个事情（即中坜事件）淡化处理，最好不要见报，背后什么原因都不能提。并说，我们就配合吧！
第二天果然各报都乖乖听话。时报在第3版做了简单报导，虽然余先生没有说一个字都不能登，这个简单报导简直简单到等于一个字都没登，完全不具实质性，令人看不懂。《联合报》登的也差不多，没有「违规」。对于这种所谓「新闻协调」，两报隔三岔五地会轮流违规一下，谁都别怨谁，这回倒是都挺守规矩，可想而知，昨晚党部必有一番千叮万嘱。
至于当天党部怎么进行新闻协调？哪些人参与其事？从余先生亲自出席就知道，那是报老板层次的会议，连总主笔、总编辑都不受邀！我猜起码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亲自召集，邀了媒体大老板一起开的，传达中央指令。至于是不是他跟蒋经国有过请示而得到的结论，我不清楚，但极有可能，因为秘书长也不敢擅自作主。大概他们一边注意事情的发展，一边来回请示参商，否则为什么会开到那么晚？从下午事件发生，到晚上余先生开会回来，这当中记者该写的写，编辑该编的编，此时编辑台编好的版面早已成形。如今余先生一声令下，回头编辑台就即刻抽版、换搞，一切重来，紧急应变。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联合报》在第3版全版登载了中坜事件的全部状况，吃干抹尽得连骨头都不剩！这让余先生简直气昏，等于被《联合报》的王老板摆了一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即刻召集我们讨论因应之策，隔天我们也用全版（按：《中国时报》11月27日第3版）回敬了过去。由于事件本身已经被对手谈光了，时报就另辟蹊径，遍访党外人士以及许信良等违纪竞选而当选的原国民党人，这个内容的强度完全不输中坜事件。
从这样的见报过程显示，在戒严年代，重大和敏感新闻当天的处理，往往要遵从党部的指示，党部说不能见报就不能见报。但是在报纸的竞争和报业工作者新闻良知的驱使下，消息的管控也未必那么顺风顺水、密不透风，真相的揭露只是时间差而已。
那个时候的气氛十分紧张，情治单位对许信良的动静、对《中国时报》这批「来路不明的年轻人」（据内部消息透露，这是情治单位给周某人这帮人的形容词）与许信良之间的互动，高度关切，力求掌握。（周某人即周天瑞，这帮人包括当时周天瑞的属下陈婉真，陈婉真和许信良颇为接近，许信良的《风雨之声》就是由陈婉真执笔的，当时陈婉真本欲在家乡彰化参选县议员，被周天瑞劝退而去美洛杉矶采访棒球赛──笔者注）
以上周天瑞的说明，令笔者相当好奇，当天国民党中央奉蒋经国先生指示，对此事的交代是「淡化处理，最好不要见报，背后什么原因都不能提」，然而发生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不让事情传出来呢？外国媒体不可能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党外杂志也不可能不乘机大肆渲染。如周天瑞所说「真相的揭露只是时间差而已」。而《联合报》老板王惕吾又为何敢不从国民党中央的交代呢？
二、关于《联合报》报导「中坜事件」的回忆
邱杰先生，摘自《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国史馆罗国储摄（图文：龙城飞）
由《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358-360页，《联合报》记者邱杰回忆：
第二天（1977年11月20日）下午报社忽然打电话来，要桃园特派员吴心白、我和哥哥杨志强3个人立刻搭计程车到台北总社。3个人一进去就被指示将中坜事件的一切从头写到尾，不必有任何顾忌，尽量写。我们不知道外面在做些什么，而外面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送印刷厂的最后关头，从第1版直到第4版原有新闻几乎整个抽掉，我们写的中坜事件被放在第1、第2版全版，巨细靡遗地刊出。原先的第1版第2版则挤到其他各版。
这一招真是吓人，主要是要做到完全保密，杜绝一切事迹外泄的可能，连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报导加标题再配上照片，版面真是精彩无比！那天很多同仁都来抢自己的报纸，当天加印了好几次。
国民党文工会等单位看到这样的报导，真是气到跳脚，他们对《联合报》搞出这一套来，气得要找王惕吾算帐。我后来在《报人王惕吾》书里看到，各报群起而攻，告到蒋经国那里，经国先生找了几个情报头子，问《联合报》报导的跟事实有没有不同？他们回答没什么不一样，因此经国先生就说这件事就不追究了。要不然那时各报怒火中烧，好像恨不得要烧掉《联合报》似的。两大报老板都是中常委，至少也该把王惕吾的中常委摘掉才对。当时我们在中坜的记者杨志强可说是中坜事件全程采访的目击者，后来我鼓励他写《选战风云》出版。
杨志强先生，摘自《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国史馆罗国储摄。（图文：龙城飞）
据《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380-382页，《联合报》记者杨志强回忆：
《联合报》老板王惕吾当天（1977年11月19日）透过总社给我指示，国民党文工会希望各报淡化处理中坜事件，要我们顾虑自己的安全，不一定要跑现场。我基于工作职责，把它当作大新闻处理，因为这些新闻即使现在不发，迟早有一天会用到，所以当天我从头到尾都在现场采访拍照。
文工会对于中坜事件的新闻到底要不要把真实状况告诉民众？还是要淡化处理？一直举棋不定。淡化的话，谣言满天飞，不是办法。但是把事实告诉民众，文工会也怕因此会引起更大的骚动。
中坜事件后的第五天（1977年11月24日），发行人王惕吾把我找回总社，要我把所知道的事发经过，一五一十地向他及总编辑张作锦报告，我认为中坜事件并不是事先策画的民众暴动，而是偶发的事情。王发行人要我再深入采访，把一些资料补足，后天回总社发稿。我回中坜后，当晚又接到总社指示，要把发稿时间提前一天，也就是后天就要见报了。于是，我和邱杰两人用最快的速度补足资料，赶在截稿前发稿。发行人王惕吾叫我和邱杰到他办公室写稿，不要在耳目众多的编辑部写。
王惕吾和张作锦对我和舍弟邱杰的文稿每一则都看。通常报社11点截稿后，就会把稿子送到拣字房排版（当时还没有电脑排版和排版软体，一切人工作业──作者注），但拣字房有一些其他报社的卧底，我们报社有什么大新闻，他们就打电话回去报告，让《联合报》抢不到独家。那天晚上，为了防止外泄，总编辑一直把稿子压到子夜12点半，才送进拣字房。1977年11月26日，《联合报》用3个版面刊出了中坜事件的报导。
我对《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至为感佩，他对我们说：「你们手执的是春秋之笔，不要小看自己，没什么不能写的，没有人胆敢叫你不写，也没有人敢扣你的稿子，除非是稿子份量太小。如果有，你来告诉我。」王惕吾对于报社的立场是：第一，坚决反对共产党，第二，坚决反对台独，第三，正派办报。但是，《联合报》的政治组记者颇偏袒国民党，当时《中国时报》的立场反而比《联合报》还要中立一些。尽管王惕吾本人坚持言论自由，为了声援雷震《自由中国》案，引发高层震怒，进而发动抵制，禁止军方和公务机关订阅《联合报》，亦不为所动。《联合报》总主笔黄年的论述相当客观公正。
由以上杨志强和邱杰的说明，笔者认为在时间上，杨志强是正确的，中坜事件后的5天（1977年11月25日），他们被召回总社秘密撰写中坜事件。值得注意的，为什么王惕吾会在事件后5天想到要完整地公开报导中坜事件？由于笔者手上一时找不到《报人王惕吾》这本书，不知道王惕吾先生在书中有没有说明他的想法？笔者推论，王惕吾事先得到蒋经国先生默许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他想已经过了几天，新闻已经过时，应该可以当重要历史事件报导，如果一直不报，当时的党外刊物也不可能不报导，但是为什么不是3天、4天后？而且高度机密作业，慎防国民党文工会以及《中国时报》等知悉，形同「伏击（ambush）」，事后证明大获成功，气煞国民党以及各报。
如周天瑞所说，《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大失颜面，事实上1977年11月19日当晚《中国时报》已经准备报导中坜事件，结果在国民党中央照会下，「余先生一声令下，回头编辑台就即刻抽版、换搞，一切重来，紧急应变」，完全配合党的指示。然而之后王惕吾居然会「伏击」，而且如周天瑞形容《联合报》报导中坜事件，「吃干抹尽得连骨头都不剩」，似乎至今周天瑞仍气愤难平。此事全程戏剧性极高，颇有黑色幽默！
三、关于《联合报》对于「中坜事件」的报导
民国66年（1977）11月26日，《联合报》刊出中坜事件完整报导，其中第3版主标题「选务纠纷引起骚扰 中坜事件民主蒙污！」副标题「虽属偶发影响治安甚大 惩前毖后痛切记取教训」，如此说：「11月19日下午，中坜市因为选举引发了一场骚扰事件，中坜警察分局起火，很多车辆被焚毁，为此次极为成功的地方选举蒙上污点。纠纷发生后，新闻报导不够详实，警方的调查结果未及时公布，因此外界谣言纷纭，有些传闻十分离谱。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后遗症，为了澄清不实传闻，本报特派记者多人深入采访，访问了与纠纷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人士同时分访警方负责人士和中坜警察分局附近的居民，了解事实真相，对中坜事件的始末作尽可能详细而真实的报导，让我们对此一事件作冷静的检讨，从而接受此一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
《联合报》定位中坜事件为「选务纠纷引起骚扰」，《联合报》报导的目的在于「纠纷发生后，新闻报导不够详实，警方的调查结果未及时公布，因此外界谣言纷纭，有些传闻十分离谱。为了了解事实真相，对中坜事件的始末作尽可能详细而真实的报导。」笔者相信一大早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阅报以后，发现《联合报》立了大功，如果再拖下去，事情越传越乱，影响面太大，再出来解释已经太晚。
在版面左侧，有中坜事件关系人钟顺玉、郭涂菊夫妇的照片，下面报导标题为「二老详述投票经过 选票未经别人之手」，其中说：「11月19日上午10时许，77岁老人钟顺玉和71岁老人郭涂菊（女），一起到中坜国小213投票所投票，他们两人领取选票后，在秘密圈票处圈选。一直不见出来，主任监察员范姜新林（中坜国小校长）就和另一位许信良所推介的监察员邱玉汀，一起到圈票处查看，发现钟顺玉正把自己的私章盖在县长选举票上，而不使用投票所准备的圆形圈票戳记。范姜新林就问钟顺玉为什么不用圆形圈票戳记圈票，该盖私章违反投票规定，变成了废票。钟顺玉和郭涂菊仍然把票投入票匦后离开投票所。但几分钟后，他们又回来了，表示刚才投票盖了私章，成为废票，请求再发给一张选票重新再投，范姜新林当然予以拒绝。这两位老人出去后，不久就传出主任监察员在选票上动手脚作弊，谣言愈传愈多。当天中午，有两个人到213投票所找范姜新林，指责他不该在选票上动手脚舞弊的事情，许信良所推介的监察员邱玉汀立即表明身分，向他们说明事实经过后，满意的离去。投票所工作人员认为是两位老人不懂得投票规定，而发生误会。」
这件事因为有在投票所发生状况时的许信良所推介的监察员邱玉汀出面说明，事情相当明朗，主任监察员范姜新林并没有指导两位老人投票，更谈不上作票。
此版的右方有「地方人士看骚乱事件 肇事者触犯法律 应依法公开处理」，其中说「对于中坜事件选务骚扰事件，行政院蒋院长已指示内政部查明实情，依法处理。地方人士共同的看法是，根据目前了解中坜事件是谣言与误会造成，所以治安单位处理此一事件时不必引用军法。而且他们认为，在司法审理过程中，应尽量公开，一方面使关心此事的人都能了解，一方面也昭司法之公正。」《联合报》的立场清楚，呼吁国民党方面不以军法处置暴动群众，后来国民党方面果然低调与淡化处理中坜事件。
此版的右下方有「警察局长谈实况 始终未使用武力 冲近指挥中心才用催泪瓦斯 江文国如受伤可能另有原因」，其中说：「桃园县警察局长王善旺昨天接受记者访问，说明了当时的情况：「那天在场警察，包括保警大队，警官学校学生及中坜当地的警察。保警只佩备瓦斯枪，官学学生连警棍都没有，一律徒手。中坜驻地警察也奉到严格命令，不准使用枪械。镇暴车有电网，当晚直到被烧毁都一直未使用。」
值得注意的，对于中坜事件的因应，在执政的国民党方面，明确来自于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的密切观察，指示绝对不准使用枪械，警察几乎完全是以徒手防御群众的暴动行为。
关于《中国时报》在《联合报》发表中坜事件报导的次日，民国66年（1977）11月27日，星期日，匆忙披挂上阵，作出访问此次地方选举中部分胜选者的报导。由于篇幅，笔者下次再向读者报告。
初步的小结
对于中坜事件的反思，国民党方面当时应如何因应？其实「法不罚众」，当反对政府的群众形式开始规模化时，这个政府必须非常警惕其治理状况。国民党长期以训政心态与作法延续其统治，形成实质性的一党专政，其司法系统与国安、警察、特务、军事力量，以中共的术语来说：「为镇压人民的工具」。然而国民党又奉行三民主义，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在本质上与中共不同。这造成国民党的自身矛盾处境，也必然在逐步失去地方政权的过程中，被掏空其政权基础，结果是难以再回地方重新建立其地方政权及建设工作，而又想要保持中央执政，进退维谷，韩国瑜现象说明部分情形。
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在其大陆时期已经发生，来台后又重复一次，终于被以群众力量起家的共产党和民进党推翻。今后若仍期望「翻身」，光讲三民主义和中华文化是不够的，而国民党习于两蒋强势领导，否则四分五裂，看来短期内复兴机会不大。
关于在民国66年（1977）11月19日中坜选举中是否发生国民党作票问题？至少在中坜国小投票所中，应无作票事宜。然至今在一些偏绿教授的著作中仍然影射范姜新林有作票嫌疑，笔者认为这是政治立场影响了学术的撰述。然而绝大多数的读者不可能像笔者如此仔细查看有关中坜事件的一些回忆录和文章，必然以讹传讹，日久积非成是。
笔者对于台湾史学界、媒体业以及政治人物长期以来的蓝绿现象，认为应该有所改善，现在就是美国的情形亦然如此，媒体不能客观中立，中国大陆一党专政，情况更是明显，形成了政党、媒体、学术、族群、财团、宗教等多方面结盟的共犯结构，多数民众陷于天罗地网之中，要染成什么颜色，自身完全没有选择。另一方面，对于中坜事件，倾向国民党的学者研究的相当少，包括其他多数类似的一连串的事件，都以偏绿学者的研究著作占大多数，这使得国民党与蓝营群众几乎不了解形成民进党与绿营族群的背景，造成蓝绿盲目对立与仇视，更谈不上彼此反思了！
另外，《联合报》1977年11月26日的中坜事件报导中说「桃园县警察局长王善旺昨天接受记者访问」，应是杨志强或邱杰奉派于11月25日所做事后的采访，而未惊动《中国时报》等报社当地记者与采访主任，此事令笔者感觉意外，事后《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周天瑞调职，应与此事有关，周天瑞可谓「大意失荆州」，决想不到《联合报》会「秘密行动，背后出手」。
总体而言，不论《联合报》、《中国时报》还是国民党，在中坜事件中，没有察觉到台湾社会中慢慢滋长反对国民党长期掌握政治权力与广大资源的优势力量，而仍多以执政者自居，笔者认为是其真正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以赵少康的话说，国民党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执政党，而民进党则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是在野党。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