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民党走下历史舞台的必然？──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八）（龙城飞）

康宁祥（中时档案照）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9年前1979年1月发生的「余登发案」，引用1995年9月时报文化出版彭瑞金着《台湾野生的政治家余登发》、1996年9月时报文化出版之《余陈月瑛回忆录》、2011年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吴丞祐《余登发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2008年国史馆出版萧李居编辑之《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余登发案史料汇编》、2013年11月允晨出版之《康宁祥回忆录》。

一、《康宁祥回忆录》对于中坜事件以后台湾政局变化的记载

《康宁祥回忆录》是台湾战后民主化过程经历党外至组党民进党过程中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康宁祥对许多事情的回忆相当细致，说明他是有意地保留了当时的许多记载（笔者至今没有看见国民党干部与政府官员有意识地将1949年以后的亲身经历写下日记与回忆录，大陆上亦然，为何如此？笔者认为是政治环境使然，国共严酷斗争，使人民长期受到严重与扭曲的政治恐惧与政治崇拜的心理制约，甚而习惯成自然，发展出政治图腾，红蓝绿皆然，很少人会怀疑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性，反而机械式地表达出一致的政治正确。）

《康宁祥回忆录》，第226－236页，如此记载：

蒋家政权在那一年（1977年11月19日五项公职选举）多处党外候选人以高票当选以及中坜事件群众暴动的冲击，负责辅选的中央组工会主任李焕下台，接替他的赵自齐不知如何接手，又换了王任远、陈履安，半年内换了3个组工会主任，还找不出力挽狂澜的办法。那些大陆籍立委问我（康宁祥1972年底进入立法院）有什么看法？我说：「蒋经国不是全台到处跑吗？就请他拨一个时间到桃园县政府去看许信良。」他们一听，喜出望外，说：「小康啊！你这个点子不错！」我随后拨电话给许信良，告诉他最近蒋经国会去看他。蒋经国看过许信良后，同样模式，也去看台南市长苏南成、台中市长曾文坡。不只跟他们化干戈为玉帛，还重新收编了叛党竞选的苏南成，成为美丽岛事件前后对付党外的打手。中坜事件的追究也在蒋经国的视察之后暂时打住。

我当时曾公开说：「1977年的选举有很多党外人士当选，是民主的进步，也表示国民党这30多年来的政治建设有了相当成果，所以是国家的进步，却不是国民党的失败，……这是因为蒋经国先生开明的政治作风。」我的这些想法，跟党外同志谈过，他们反应冷淡。那几年，美日甚至是中共对于蒋介石死后的国民党走向以及蒋经国，下过许多功夫研究，反而党外同志或者全面否定，或者自我陶醉在民主前辈的社会动员的成果，看到中坜事件的群众，就认为民气可用。

中坜事件后，我跟蒋经国茶叙，我说：「现在社会上很多传闻说你要去接下任总统，你这几年行政院长做得不错，立法院也有这么多朋友，行政院长的位置可以直接接触民意，又有很多资源为老百姓服务，你不做院长，对台湾人民实在可惜，你可不可以考虑不接总统？」蒋经国听后，停顿了一下，说：「现在局势走到这个地步，我有许多不得不去接的原因。」

中坜事件后，蒋经国虽然淡化群众暴动的处置，但在对付党外崛起的情势上，最为明显的就是「李换（焕）王升（升）」。所执行的「李焕路线」（谓重用本省青年─笔者注）也跟着调整，代之而起的是政战情报系统的王升路线。王升这位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兼政工干校校长的蒋经国门生，在长期发展对匪斗争之后，将矛头对准党外，发展出「三合一敌人论」（台独、党外与中共─笔者注），而且交由阮成章主持下的调查局以及汪敬熙领导的警备总部，对党外展开一连串的斗争。

李焕路线和王升路线最大差别在于对待党外的态度，李焕路线将党外视为政治上的竞争者，王升路线则视党外为敌人。李焕刻意从救国团、革命实践研究院中挑选一些本省菁英，给予有计划的栽培，包括安排卸任县市长进入中央担任次长或在省政府担任厅处长，另外，自1972年立委、国大增额选举开始，空降人才到地方参与选举，以纾解地方派系对国民党中央的抗拒。

王升路线其实就是反共抗俄国策的延伸，蒋介石虽然在1950年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时已经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却长期欺骗台湾人民，肃清匪谍更是蒋家政权长期对付异己的工具。

在对付党外的总体战略下，警备总部成立专门对付党外群众的单位，不只在警政署下成立3个保安大队，还在宪兵司令部下编装3个宪兵营，分属北中南3个地区的警备司令部，平常照常执行宪兵勤务，遇有党外群众集结，则在半小时内集结动员。调查局也全面监控党外阵营，卧底渗透、搜集情报，并将台面上的党外人士统统打成阴谋分子，编派他们罪名，甚至预设脚本，诱导犯罪。

而一群逃到台湾的大陆红卫兵以及岛内的黑道帮派分子也在中坜事件之后开始充当蒋家特务的马前卒，只要党外有公开活动，他们就一路跟随闹场，不曾被警方取缔。他们组织反共爱国除奸行动委员会、爱国同心会，印行爱国报，举办反共爱国大会，口口声声要消灭党外人士，喊打喊杀。（当年的极右派的《疾风》杂志，由反共义士沈光秀、劳政武等主办，关于《疾风》的部分历史，笔者将在余登发事件之后的美丽岛事件研究中说明；爱国同心会近年来转为红统）。

1978年10月6日，立法委员黄信介在王拓募款餐会中宣布成立「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由施明德担任总干事，推荐候选人。12月5日，全国党外候选人座谈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等待被助选的候选人出席率甚高，48位来了43位。

这场党外盛会，隔天的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及官报《台湾新生报》一改以往封杀的常态，大篇幅报导，内容扭曲事实，宣称一位反共义士劳政武因抗议主办单位更改国歌歌词被打，连党外助选团仿照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设计的团徽被指为「黑拳帮」。

那天的国歌事件，是劳政武不具出席身分，想要发言不被允许，抢夺麦克风受阻，发生拉扯。，而会议司仪萧裕珍在唱国歌时突然跟大家说：「请将『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

12月16日，清晨4点多，我家的电话突然响个不停，我睡眼惺忪接起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康先生，好像要断交了，台北时间早上10点，卡特要正式公布，美国之音可以收听到。」我一听就知道是谁打来的，但是我永远都不能透露。我第一个电话给当时的助理史非非（范巽绿），要她赶紧来我家收听美国之音纪录美国卡特总统如何宣布断交的事。

12月25日，党外人士由余登发带头签署由施明德草拟，林义雄会稿的〈1225党外人士国是声明〉。（此份〈声明〉《康宁祥回忆录》中并未抄录，笔者认为此项〈声明〉十分重要，乃依施明德基金会网站中公布原稿，拣选其中重要部分登录于下。）

〈1225党外人士国是声明〉

美国政府已宣布将于明年元月一日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并对我断交、止约和撤军。这是自被驱出联合国之后，政府另一次严重的外交挫败。此项外交上的变化固然早在预料之中，但如果因应失当，其影响势必从外交扩延到内政、经济和国防，为国家带来空前的浩劫。

我们是一群献身于政治改革、爱国、爱乡的党外人士。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多年来的努力一再被歧视、诋毁和丑化，但在国家惨遭如此重大打击之下，为了凝聚一切救国的力量，我们觉得有责任把我们的立场和主张作庄严的宣示。

我们的呼吁

一、依据宪法规定，彻底实践：

（一）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二）颁布省县自治通则，实施地方自治，省籍直辖市长民选；（三）立司法独立，法官超出党派独立审判；（四）军队国家化，军人超出党派之外，效忠国家；（五）确保学术独立及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六）解除戒严令，恢复民主政治正常功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非现役军人不受军事审判；（七）尊重人格尊严，保障人身自由，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制侵犯民宅和破坏隐私权。

二、制定选举法，确保选举之公平、公正与公开。

三、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大量兴建长期低利贷款的国民住宅。

四、全盘规画农业政策。废止田赋，以保证价格无限制收购稻谷、实施农民保险。

五、制定劳动基准法，实施工业民主制，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

六、保障渔民生活，补助渔民改善渔村环境，海军保护渔民作业安全。

七、加强公营事业的监督，杜绝政治酬庸。

八、合理调整税则，运用赋税政策调整国民所得差距。

九、建立合理的产销制度，避免中间剥削，保障生产者及消费者之利益。

十、以能保障自由基地的安全与生存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采行弹性、多元化的策略，并以内政改革作为拓展外交的基础，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援。

我们的目标

在国际强权的纵横捭阖下，我们的命运已面临被出卖的危机，所以我们不得不率直地申明：我们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

施明德基金会所公布〈1225党外人士国是声明〉原稿之下，附「后记」：

党外阵营原订12月15日至国宾饭店召开国是会议，但遭国民党当局阻扰，遂将会议移至党外总部召开。会议中，余登发、黄信介、黄顺兴、林义雄、张俊宏、姚嘉文、许信良等人发表谈话，并共同签署「党外人士国是声明」，提出党外的基本立场──坚决拥护民主宪政、反对暴力、热爱和平与「十项具体实施民主宪政的呼吁」。

该声明系由施明德草拟，完稿后由林义雄会稿；誊稿者不详。因声明中提到「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万人民来决定」，隐含了台独的主张，可能因此引发统派人士的疑虑；余登发、黄顺兴等人一度不愿签署，后经由党外内部的劝说协调，统派人士才于声明上签名。

此「后记」中谓「统派人士」即余登发、黄顺兴等文字，在《康宁祥回忆录》中第242页亦予以抄录。

二、余登发长媳余陈月瑛的历史回顾

前集《余陈月瑛回忆录》说到余陈月瑛和余瑞言1949年7月1日结婚，此处继续叙述相关余登发、余瑞言事。

在桥头老家大约过了半年，我便陪公子读书了，瑞言先考上台大先修班，再考入法学院法律系，与林洋港同学。瑞言虽聪明，却不是读书的料，必须盯着他，否则不是跷课就是打瞌睡。我陪他上课，防着他偷懒，帮他抄笔记，比他还用心，他反而一切都不在乎。我的许多法政常识，就是此时旁听学到的。

1958年瑞言考试及格，派任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一年后，转至省政府民政厅工作，后来连震东（1904－1986，连战父）任民政厅长，提拔瑞言为业务股长。我们一家搬到中兴新村。

瑞言的粗神经是有名的，不仅不能协同照顾一大群子女，对家庭的责任心亦十分淡薄，经常我眼巴巴地盼过了发薪的日子，忍不住问他发薪了没有？他才说还未发饷。我只好打电话去民政厅，一问之下才发现，他早已领了薪水，拿去打麻将输光了。这是我少女时代真正「酣眠」也想像不到的生活。

瑞言参选县长时，对手在台上砲火连连，他却在台下瞌睡打鼾，被媒体引为笑谈。他却不以为忤，所以不少人欣赏他的随和。他两度参选虽都未能当选，但票数都让对手战得冷汗直流。讥笑他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肥胖是一种病，不了解他内心的痛苦。

1979年1月21日，一大早宪警敲门要逮捕瑞言（余陈月瑛先生），我简直无法置信，要求看清拘票上的理由，竟然是叛乱罪，说瑞言会叛乱，要不是情治人员开玩笑，就是证明他们无知、乱搞。后来，我以省议员的身分和小姑黄余绣鸾一起去找时任省主席的林洋港，林洋港见了我们，以他一贯的讲话腔调说：『阮瑞言兄会叛乱！哪有可能？』

不只林洋港不相信，审问瑞言的情治人员也很吃惊，因为瑞言连接受审问时都频频打瞌睡，怎么看也不像有力气叛乱的人。情治人员完全不了解瑞言的健康情形，抓了他等于抓了一个烫手山芋。瑞言有心脏病、糖尿病。国民党的情治人员如此胡乱抓人，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

余瑞言涉嫌判乱案因重病准许交保就医。（中央社）

1月21日深夜，我们回到桥头家里，各地党外人士便陆续赶到。事后我才得知，大家都抱着死士的决心赴会。桃园县长许信良知道他公馆被装上窃听器，于是躲在棉被里向夫人交代「后事」。张俊宏、林义雄、施明德这些深谙国民党习性的党外人士，都已事先料到，这一去可能很难平安脱身。

1月22日上午10点之前，许信良、黄顺兴、林义雄、施明德、姚嘉文、陈菊、陈鼓应、何春木、邱连辉、王拓、张俊宏、张春男、陈婉真、艾琳达、陈菊等2、30名党外人士以及高雄在地人士，已挤满余家客厅门口。他们连游行用的标语、大字报及散发的抗议传单都准备好了。

党外人士这么强硬、无畏的反应，完全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

初步的小结

康宁祥在回忆录中说1978年12月16日清晨4点多的来电，告知台美要断交并说「台北时间早上10点，卡特要正式公布」，康宁祥说「一听就知道是谁打来的，但是我永远都不能透露」。清晨4点到早上10点，还有6个小时，这个时间，美国已派大使在半夜两点钟通知蒋经国先生。那么，是谁需要这么早要让康宁祥知道消息，并且予以准备？笔者估计，国民党方面的人机会不大，因为马上天亮，事情就公开了。笔者认为是美国方面的人，以康宁祥的口气，应该是和康宁祥单线联系的人，理论上，是美国国务院或中央情报局的人。

而1978年党外人士已将余登发、黄顺兴列为「统派人士」，令人意外，这个说法相当突然，但是后来警总审讯余登发时，确实余登发表明其大中国思维，笔者在下篇文章中说明。

施明德、林义雄草拟〈1225党外人士国是声明〉，其中主张今天看来，非常正常合理，毫无「反动叛乱」的迹象。除了「台湾的命运应由1700百万人民来决定」，但是这句话，也不能扣上「台湾独立」的帽子。所以，笔者认为当年的党外人士主要以台湾的安全与繁荣为其理想与施政目标，台湾独立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

由康宁祥、余陈月瑛的回忆，可以看出1977年9月中坜事件以后，台湾各地党外势力日益浮出，以参选地方公职为他们的目标。可以说，这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83年，台湾本地人民经由民主选举而参政的最佳时机。国民党面临这样的历史与政治「危机」，无法以包容的心态，因势利导，扩大民主政治的参与，反而以激烈排斥党外人士的手段处置，激发了许多台湾人民追求台湾独立的心志，并且形成了国民党必然将从历史的舞台上走下来的命运。我们反思，为何如此？

笔者认为，任何政权皆有强大的意愿维持手中的权力，其实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直接间接维护了基本以至最大化的社经地位。也就是说，扈从这个政权的人们，多数毋须成为社会底层人民终身劳苦，而可以生存甚至不断往上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皆是如此，以民族主义与国家富强为其理由，抵制与反对多党制的民主体制。本来这在动乱时代中也有相当道理，但是以军队与情治系统长期镇压其他期望参与政治者，则无论如何，不能言之成理。

中共在解放之初，一切以苏联模式为依归，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笔者指出「国民党的今天，就是共产党的明天」。国民党在1950至1980年代，处处以党外人士为敌人，打击过重，延续了白色恐怖。以至于到了1990至200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社会中，由于背负了太重的过去反民主、反人权的包袱，几乎完全失去年轻人的支持，只能依靠「前朝」遗老、遗少的勉力支撑，甚至成为中共反台独的「间接受益者」。

1957年中国党外的民主人士批评中共「党天下」，招致毛泽东突然发动严酷的反右派斗争。其实在这段时间，国民党、共产党的「党天下」都是一致的。笔者在前文中，提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依据马克思主义之专政不可能永远」，也是希望中共以史为鉴，及早思考为中国走出新路。许多人不相信有一天中共也会像今天国民党落入政治不正确的处境，笔者认为是时间的问题。

1979年1月22日桥头事件时，集结在余家准备游行抗议国民党当局以匪谍名义逮捕余登发、余瑞言父子的党外人士中，惟一的外省人陈鼓应，日后无法在地方公职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终于远赴北京。可见当年一些外省子弟，仍因省籍与语言的原因，无法参与党外运动的主流，这当然有主客观的背景。

当年的「党外人士助选团」如果能够以人口比例推荐候选人中15%为外省子弟参选名额，并全力辅选而当选地方县市长、议员，中华民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今天的民进党，也不会成为一个以闽南人为主的政党，而是具有代表性的全民与多元政党。也就是说，民进党最终也走上了国民党的老路。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