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最该为中坜事件负责的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四）（龙城飞）

1977年11月20日，中国时报报导了11月19日的中坜事件，篇幅不大，基本说明了事件发生的梗概。（图文：龙城飞）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十年前1977年11月19日发生的「中坜事件」，本文引用事后《中国时报》的报导、相关蒋经国传的回顾以及李焕的回忆。笔者希望下一期文章可以基本结束「中坜事件」的讨论。

一、关于《中国时报》报导「中坜事件」的回顾

事实上，在民国66年（1977）11月19日中坜事件的次日11月20日，《中国时报》其实有所报导，只是范围较小，在第三版中间右侧刊出〈中坜选票纠纷 导致群众滋事 涉嫌妨害选举疑犯 已被检方收押侦办〉，其中说：

「中坜地区，昨（19）日因为选票纠纷，导致车辆房屋被焚事件，一人重伤，选票纠纷涉嫌人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已被桃园地检处收押讯问中。

昨日上午10时45分，设于中坜国小的213投票所，钟顺玉、郭涂菊前往投票，钟顺玉因年老眼花，所圈选之选票，溢出格外，该投票所监察主任，即该校校长范姜新林即趋前照顾。据证人林火炼、李奕彬指称范姜新林以有红色印泥之拇指捺于选票上，将该选票弄成废票。

事情发生后，林火炼、李奕彬等人即于投票所外出声抗议，附近民众围拢而至，对范姜新林有不利之威胁，双方闹至中坜警察分局。

下午1时许，若干不知姓名青年男子，涌至中坜国小，企图围殴范姜新林，因桃园县警察局长王善旺、副局长宋国璋、桃园县地检处检察官林鸿鸣等正巡视到该处了解选票纠纷，为恐发生意外事件，乃将范姜新林带往中坜警察局保护并侦讯。但围观此纠纷事件的群众，并未因此散去，至于下午5时许，造成警察局长王善旺之座车等车辆被翻转、践踏之不幸事件。

下午8时许，由于被翻覆之车辆漏油起火，火焰波及警察分局。除中坜发生选票纠纷外，桃园县龙潭乡于上午9时亦发生乡长廖国文为暴徒殴伤事件。内坜自立新村所设两个投票所，昨日傍晚开票结束后，选务人员将选票送往中坜市公所保存时，亦一度为群众阻止。」

事实上，这篇报导已将基本之中坜事件大致勾勒，笔者之前查看当时报纸时，以为中坜事件发生后，各报均未报导，因此忽略。而此日之报导，有关林火炼、李奕彬指控范姜新林「作票」，和事后之调查与事实不符。此事显示不论是报纸、历史著作还是回忆录，均可能报导不完全正确情形，更何况事件中当事人以及事件撰写者本身（包括笔者）不能保证客观。

此篇报导中，说到自立新村投票所，发生群众阻止选务人员将选票送往中坜市公所情形，这件事相当重要，指出眷村外有不少本地居民不相信眷村票匦的真实性，也显示出当年族群的问题已经相当大，除了村内外的生活方式与语言的差异，还牵涉到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保卫与抵制问题，整体不易妥善处理。

接着《联合报》民国66年（1977）11月26日以独家新闻方式报导11月19日发生的「中坜事件」，次日，11月27日，《中国时报》于第三版刊载「党外当选人士谈选举－本报记者集体采访」，如此说：

「非国民党籍的社会人士，在今年的5项公职人员选举中的当选率，是一项令人惊异的纪录。站在民间报人的立场，秉持着对民主法治人权的执着信念，我们在欣见选举顺利完成之余，并愿本报诸无所偏私的道德良知，敦请这些无党籍人士为次一可资纪念的里程碑，一抒他们的衷怀。」

头条标题为〈民主政治迈一大步 选务工作井井有条 许信良昨接受本报访问 指出中坜事件令人痛心〉，其中许信良认为这个事件的造成导因于「选举本身的激烈，恰好在投票前一天发生了他的助选员7人被人打伤，次日却有报纸反而说他的助选员打伤别人，群众颇多不平。投票当天，又有各种关于选举不公的传说，皆造成群众情绪的激动。」

许信良说：「当天下午，因为身体疲乏，乃于2时多离开中坜。当时他对这次选举并没有预料会当选，却实在不放心群众会因为他的落选而激动，尽管竞选总部不断以扩音器劝告群众离去，保持冷静。」

许信良称赞这次选举较以往成功，并建议：「国民党地方党工人员应当淡化得失之心，以避免选务人员产生任何『暗示』的感觉，使其完全秉公执行选务。」许信良强调至今他仍自许为国民党员，社会在进步，国民党也必须力求进步，他希望一个彻底检讨尔后的改进结果早日来临！

为何许信良仍然需要「自许为国民党员」？笔者认为可能他缺乏足够的信心能够做好桃园县的治理，他之前没有任何执政经验，而在当时国民党掌握国家资源的情况下，非国民党县市长如何做好地方自治？也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许信良在当选以后，以党外领袖与台湾民主运动领导人自居，在桃园县的治理成效不如他所说的大，且不久涉入余登发事，遭到政府撤职，类似韩国瑜后来的处境。

之后，行政院长蒋经国数度探望桃园县长许信良，希望许信良能够考虑重回国民党，甚至暗示台北市长的可能性（见《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66页）。然而许信良拒绝回到国民党，他说：「我可以承担对台湾的民主发展会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我当时已经成为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的关键人物。」

笔者认为是胜利冲昏了头，许信良由许多民众投票选举为桃园县长，盼望他做好桃园县的建设，不是要他来推动台湾民主运动。笔者指出，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的「革命观」所致，大家要来「救国」，梦想当总统、当党主席，甚至当皇帝，没想到脚踏实地做好地方的经济与治安改善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多年来，笔者很少听闻政治人物安心做好地方治理，而是常常「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人人「望中央」，除了台北市，台湾各地普遍产生建设缺乏整体规画以及治安不良的情形。

《中国时报》左上的标题为〈曾文坡赢得台中市长宝座 乃取决于大多数民众意向〉，开票结果，无党籍的省议员曾文坡以1040票多数，当选台中市长。

曾文坡表示：「在今日的台湾，反共产，反极权，拥护国家独立自主，进而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大家的心愿完全一样，事实上没有所谓『党内』或『党外』之分，而其中的分野，仅在于究竟加入的问题。在发表政见时，一再强调：譬如一个公司组织，如果董事长、总经理都是夫妻或父子，其前途便很难发展，为了保持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看法，同一组织以外人士的参加，也在所必要，这也如民选的市长，又有了议会，发生权能制衡的作用。」

曾文坡是台大政治系毕业高材生，他所说的「在今日的台湾，反共产，反极权，拥护国家独立自主，进而反攻大陆，光复国土」，是否讨好国民党的口号？笔者不能主观判断，但是可能和许信良「自许为国民党员」的心理接近。曾文坡在台中市的建设，一般印象不错，说明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非国民党县市首长能够发挥的空间并不小。

查看多处网路资料，惊见台中市前市长曾文坡（1936－2002）于民国91年2月28日在住家割腕并服药自杀。民国66年台中市长上任后，曾文坡成为全台第一位推出市地重划案的县市长。政府高层原本有意重用，却因为他爱跳舞争议不断，影响了政治前途。家属透露67岁的曾文坡晚年罹患帕金森氏症，郁郁寡欢，爱签六合彩，警方不排除其死与财务问题有关。

曾文坡于民国70年台中市长连任失利，后来一蹶不振。笔者对此甚感难过，如果他没有选上台中市长，他的心态与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不至于去自杀。说明一个人经历权力的烈火纹身，人格变形，展现出魔鬼的形态，此后一生都卷入权力、金钱与女色的漩涡中，直至灭亡。2000年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越来越高，有权力的人发生这样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二、「中坜事件」中关于蒋经国的反应与李焕的回忆

2000年10月时报文化出版《蒋经国传》一书，作者陶涵（Jay Taylor ）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先后任职台北美国大使馆、北京美国大使馆政治参事。（图文：龙城飞）

在2000年10月由时报文化出版陶涵（Jay Taylor）着、林添贵译之《蒋经国传》，第361－363页，其中说：

「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众，许信良的助选员呼吁群众冷静，答应到法院去申告选举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官是他们家开的啦！』大约下午4点钟，群众砸毁中坜分局玻璃窗，放火烧毁好几辆警车。警方把面临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报告，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

经国先生匆匆召集一批官员到院长室开会。有人建议派国军部队恢复秩序；镇压警察已在现场，警备总部有个单位也在附近。蒋院长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坜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他在暴徒打到2楼时，才命令部属发射催泪瓦斯。但是，催泪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楼上一个紧急出口爬出去。

后来火势延烧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众才散去。这次5项公职竞选，总共1318个席次，国民党只赢了76%，丢掉了好几个县市长宝座。国民党大老告诉蒋经国，李焕应该为败选负责。

蒋经国召见李焕，对他说：『许多人批评你，我晓得败是败在党的决策，但是你最好还是辞职。』蒋经国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老干部潘振球，代理台湾省党部主委。」

蒋经国处理中坜事件的冷静与稳重，令笔者联想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当年中共中央如果参考蒋经国处理中坜事件的办法，「我们不用军队」，中国历史将会改写。

2021年远足文化出版《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一书，作者林孝庭为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蒋经国日记》藏于该馆。（图文：龙城飞）

在2021年4月由远足文化出版林孝庭所着之《蒋经国的台湾时代》，第147－148页，其中说：

「有谓1977年底中坜事件爆发，是王升所代表的保守派权力大幅上升的分界点。蒋经国主政以来，大量启用台籍青年才俊，以李焕为首的开明派快速成长，其策略是透过人才的新陈代谢来推动温和的政治改革，以符合广大民众要求民主化的渴望，借以延续国民党在台执政的命脉，在此思维下，李焕等人并不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异议份子。

然而此一开明路线却在1977年底台湾县市长选举中遭受严重挫败，当年提名欧宪瑜参选桃园县长，同属国民党的省议员许信良有意参选，但因考核纪录不佳而未获提名，他愤而脱党违纪竞选。

11月19日投票当天，中坜市某一开票所遭民众检举有舞弊情形，提出指控的民众反而被移送警局，此举引发上百名许信良支持者不满，人潮开始包围警局，入夜后上万名群众与警察对峙，民众大声鼓噪，破坏警局并捣毁警车，警方展开严厉的镇压，至翌日凌晨3时许群众才逐渐散去。

开票结果许信良大胜欧宪瑜，不仅如此，此次选举结果党外势力共夺下4个县市长席位，21席省议员与6席台北市议员。国民党遭遇空前挫败，蒋经国因此数夜难以安眠，惭愧之至，视此为『从政以来所遭受的最大打击。』身兼国民党组工会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与救国团主任三大要职的李焕，背负选举失利与识人不明之责（许信良被视为李焕的门生），黯然辞去所有的职务，远离权力核心，党内保守力量取而代之，政坛因而出现『王升（升）李换（焕）的顺口溜』。」

中坜事件影响深远，李焕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没想到立刻奔赴出事现场，承担责任，反而由蒋经国来收拾局面。

在1998年1月由天下文化出版林荫庭着之《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181－182页。其中蒋经国对李焕说：「这次选举发生了中坜事件，而且整体选举国民党也遭到挫败，你要负这个责任。」民国66年底5项公职选举之后，蒋经国在行政院长办公室约见李焕，对这位追随了他33年、形同肱股的爱将说了这番沉痛的话。李焕闻言，他将辞去国民党组工会主任与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两项职务，以示负责，言罢起身告辞，蒋经国在他背后又加了一句：「救国团主任也一并辞掉好了！」就这样，名震一时的李主任同时卸下3项要职，默然远离政坛，此后韬光养晦近7年之久。

1998年天下文化出版《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一书（图文：龙城飞）

投票当天，李焕全日坐镇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工会。那天下午监票员范姜新林避到中坜警察分局，部分群众包围警局时，李焕就得知消息，随报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再报告党主席蒋经国，蒋经国随后亲临党部指挥全局。

面临危机，蒋经国决定了几项处理原则：第一、此一事件只能由警察机关处置，不能动用军队。第二、虽然民众包围警局并且纵火，但警察绝对不能伤害民众。第三、此案应交由司法单位处理。

后来该案交由桃园地检处检察官廖宏明处理。但是，由于事件发生在桃园，法院认为，若由桃园地检处经手，可能会引发政治事件，于是又将该案移交由台北地检处。台北地检处侦讯后，对于范姜新林妨碍投票一案，裁定不起诉；那对老夫妇也证明，范姜新林并未指使他们投给哪位特定候选人。至于焚烧警局的林益生、曾金富、潘堂煌等人，交由法院法办。

由于篇幅，笔者将在下期文章中，叙述李焕自己对于中坜事件的检讨。

由以上著作，其中有小部分，如林孝庭所着之《蒋经国的台湾时代》说「警方展开严厉的镇压」，并不符合当时情形，其他大致说明「中坜事件」中李焕与蒋经国的处境。关于其中的问题，由于笔者没有掌握相关一手资料，能够进一步说明的不多。

整体来说，从1970至1979年期间，国民党所面临国内外情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国民党执政已久，中共正值文化大革命，国民党缺乏真实的危机意识，中坜事件虽然打击颇大，仍然不能激发国民党改造自身，反而产生了刘少康办公室事件。

1980年以后，国民党上层依然故我，且踌躇满志，这在郝柏村的1980年代的总长日记中可以清楚看见。到蒋经国先生过世，国民党整体组织过于衰老，且与中国的法统断层，难以以其意识形态维持其国内与国际的有效治理，待李登辉结合本土势力，一方面延续了国民党的执政，一方面导向本土化，老国民党派只能日益边缘化。

初步的小结

笔者认为，真正应该为中坜事件负相当责任的是许信良，他在选举期间不断鼓动风潮，指控国民党会作票，引发群众高度不满与疑虑，激发出大量选票。这其中当然国民党本身需负主要责任，民众长期不满国民党在地方掌握政治、经济生态，亦过度操弄与涉入地方选举，在许多方面积怨甚深。

然而，中坜事件在中午开始酝酿时，许信良不是出来安抚群众，而是「落跑」台北。许信良一方面故意让群众滋事逐渐扩大，进而失控而发展成暴动，由此等待胜利；一方面是切割暴动和他的关系，以免被情治单位逮捕定罪。这和在大陆时期，中共对付国民党时发动各式各样运动的作法基本一致。

笔者认为国民党长期缺乏勇气任用多方面的人才，整体用人面太窄，以至少数人掌握权力，没有上下效命，齐心协力，齐步共进的团队精神，这是其文化筋脉，积习已深，难以短时间内改善。中共则整体用人面宽，有长期统战观，而需定期发动整风斗争，去除异己与不适当的分子。民进党在整体用人方面相当放手让中高级干部自由负责，其整顿方式是让基层人员参加选举，在竞争中观察其特质。国民党则仍处于封建官僚思维，一切以上面的意思为依归，怕担负责任，一出事就推诿塞责。

台湾的地方选举，牵涉到地方派系、族群、利益的重大影响，在国民党方面，选举失败的结果使得施政发生「破口」，政策不易连贯，整体不易有效弥补。

这并不只是国民党的问题，任何民主国家皆有这样中央执政和地方执政不一致的现象，不同选区民众的利益可能不一的情形。这在中国传统朝代政治中是不可能想像的，会被认知为「造反」，而必得以武力征伐之，这是大一统的文化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设计民权主义时，并没有考虑多党制在彼此倾轧时，国家内部发生分裂与动乱的可能性，而理想化了民主制度，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普遍缺乏对反对者的尊重与合作精神。因此在国民党以训政执政，进入宪政时，没有能力面对与掌握国家政治发生混乱无序的状态。

笔者认为中共的「一党专政」虽然是承袭了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历史观，但是清朝覆灭以后，中国人与中国政治中的「朝代观」仍然根深蒂固，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执政时都有明显的朝代性。

近年来国民党越来越难取得中央执政，使得支持中华民国与国民党的人产生相当严重的「亡国感」。支持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盼望出现台湾独立的台湾国，因此如果民进党中央执政失利，其所产生的「亡国感」，和深蓝群众的痛苦感受应该是一样的。笔者相信如果未来中国发生民主选举而共产党失去中央执政权，许多习惯于共产党的施政模式与思考、讲话方式的共产党员与中国民众，必然也会发生严重的「亡国感」。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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