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六）──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7（龙城飞）

民国75年9月30日，《台湾时报》，敏感时刻筹组「民主进步党」，执政党反应与未来发展动向受注目。（龙城飞提供）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是民进党组党，由于兹事体大，笔者将分为2、3集说明。同时，笔者以1960年代初期国民党整肃《自由中国》与雷震事件来对照后来蒋经国开放民进党组党，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影响两岸政权内政的大致脉络。

一、回顾早年《公论报》支持《自由中国》的言论情形

《自由中国》以创办人雷震于1960年9月4日遭国民党逮捕判刑而结束。《公论报》10月7日第二版刊出「再论雷震事件」（转载民主中国复刊第3卷第19期社论），其中说：「不论国民党如何宣传说，雷震案与政治无关，可是除国民党报纸外，一般舆论都认为是政治问题。甚至国际间的言论也说与政治有关。就时间上说，外传新党准备在10月初成立，而雷震等的被捕在9月4日。因雷震是新党实际上的负责人，新党之所以急于成立的原因，将准备以有组织的力量，在明年2月间与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中，从事竞争。同时警备总部于拘捕雷震时，将新党文件、名单一并搜去，原拟加入新党者，多已相率退出。

对官方批驳最力者，一为香港《自由报》9月14日雷啸先生所作雷震案应该慎重处理之文，该文说：『我们细按治安机关关于逮捕雷震后续发出的声明，其所指示的犯罪事实，殆系以该杂志历年刊载的文字为主，匪谍关系为从。因而不免要滋生一种疑问：这不是一场文字狱吗？』今天国民党当局以如此深长的心计及所有力量，用军法审判其30年的老同志，已说明是国民党党化国家的重大失败。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面对此项损失，而能早日有所觉悟。」

这篇文章对国民党方面的批评与质疑是直接的，对于次日警备总部的军法审判有无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其指出雷案「国民党党化国家的重大失败」，非常重要。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共在大陆经过反右派斗争，新民主主义时期已过，共产党亦将中国完全党化，至今犹然。

而所谓的国民党当局是指向谁？其实在1955年发生拘捕孙立人事件，和雷震案有相同的手法，当时掌握情治系统的是蒋经国。1950年蒋经国担任甫成立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在军中设置政治作战系统，实质上是党化军队，此事造成蒋经国与孙立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基本上，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反攻复国大业。由蒋经国在苏联13年的学习和经历，且汲取大陆时期国民党组织松散所造成的失败教训，认为以国民党的民主思想和政治结构不可能战胜共产党，由此蒋经国辅助父亲的作法乃是去除异己，巩固政权，深耕台湾，准备反攻。

《自由中国》最大的问题，首先出在反对国民党增修宪法条文以让蒋介石连任总统，至于雷震成立中国民主党，是第二顺位的罪名。至于当时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正确与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事后来看，如以笔者的军人家庭出身，是赞成蒋介石当年连任的，否则难以抵抗共产党对台的入侵。

而新党（中国民主党）中有许多重要的本省籍人物，如果任其发展，十年内，国民党在台湾的基层与县市长选举可能失败比例不低，这非常严重。（这样的现象，在今天中国大陆是一样的，如果中共让民间自由组党以及开放选举，慢慢地，地方政府都将普遍地为非共产党所掌握，因为人民希望政治透明、公平、公正，而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和哪一个党没有关系）由此，雷案有好几个面相，相当复杂，需要多方面考察当时的影响。

雷震出狱后，希望中华民国在台湾落户发展，将国名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说明他很早认为国民党以台湾的资源和体量难以和大陆上的中共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竞争，因此军事反攻大陆无望，而应着重在台湾长期发展，实行民主制度。雷震的思想，以今日的语言说就是两个中国、华独，和蒋介石的思维与意志反向而行。

《公论报》于10月9日头版刊出：「『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会计刘子英，经理马之骕等3人涉嫌叛乱案，警备总部高等合议军事法庭于昨日（8）下午5时，审结宣判。雷震的罪名是『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及『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被判执行有期徒刑10年；刘子英的罪名是『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有期徒刑12年；马之骕的罪名是『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5年。编辑傅中梅（傅正，笔者注）涉嫌叛乱，交付感化3年。」

第二版刊出〈雷震案判决主文及要旨〉，其中说：「雷震与刘子英均系邵逆力子任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之僚属，与邵逆力子傅匪学文夫妇常相过从。民国39年，傅匪遣使刘子英来台，并交付宣传匪政宽和，兵力强大，即将解放台湾，与旧长官雷震联络，为人民立功等任务。马之骕于民国38年2月间，匪窃据北平后，为表示前进，报名匪南下工作团接受李姓匪干指示，在政府地区制造派系和劳资纠纷。被告傅中梅又名傅正，民国44年至46年间，在台湾大学政治系求学时代，常投稿于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偏激，为该刊发行人所赏识，遂被延揽为编辑。」

民国49年10月9日，《公论报》，雷案军法初审昨宣判，雷震判处徒刑十年。（龙城飞提供）

民国49年10月9日，《公论报》，雷震案军法宣判十年徒刑，夫人宋英与全家大哭。（龙城飞提供）

同版雷震妻子宋英表示〈我深信公道自在人心〉，其中说：「这一案情的编造曾煞费苦心，而其真实性为何可想而知了。不过任何一个有常识，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对于这一案子的真相，在内心一定都很明白。我相信全世界的公意与法学家，对于这一案子将予以公正的判断，我亦相信未来历史对它作公正的判断。」

42年后，2002年9月4日，政府正式平反雷震案为冤案。2006年3月7日，公益信托雷震民主人权基金成立。52年后，2012年3月7日，「雷震纪念馆」暨雷震研究中心在国立政治大学社会科学资料中心揭幕，马英九总统出席并鞠躬致敬。

有关邵逆力子，即邵力子，为民国38年2月，偕张治中等代表国民党北上北平与共产党和谈，和谈破裂后竟然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等待解放，成为中共胜利后之「贰臣」。邵力子解放后经常赴毛泽东住处中南海希望以诗词唱和，毛泽东亦感烦厌。张治中为蒋介石极为信赖之部属，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其人是否入共产党，亦有说法。

蒋氏于大陆失败以后，不再信任部属，而将复国大任交与蒋经国，是有惨痛经验。其实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共党政军之间有关系者极多，而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中国共与其他党派要员成为朋友者大有人在，国民党来台后，若要澈查牵连，可能上层人物无一幸免。

中共在大陆亦然，与国民党有关系者遭罗织处置极众。家父当年为军统局基层干部，民国38年来台后，即遭保密局拘禁审查，后释出归建。事实上所有外省人来台后皆无例外，此为所谓的白色恐怖背景。笔者常叹抗战后如果国共合作，中国与中国人（包括台湾人、香港人）命运大不相同。笔者至今尚未看见大陆官方与历史学者有任何人反省国共内战造成生民涂炭，反而津津乐道解放军如何英勇擅战，仅长春围城一役，饿死百姓近10万人（见大陆军中作家张正隆之《雪白血红》），其他情形惨不忍睹者比比皆是。

笔者同时指出，1960年前后，国民党面临国际社会极大风潮，即苏联与东欧国家不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而为阻止此案，美国迫使中华民国不以安理会否决权阻挡蒙古，最终蒙古在1961年加入联合国。

《公论报》在1961年10月14日头版刊出〈监委检讨对蒙问题，认我缺乏审慎考虑〉，其中说：「我对外蒙入会问题，开始时表示得过于坚决，事后受到压力，不得不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在头版左上角刊出〈叶公超辞职，官方未证实〉。此案读者可参考2017年5月1日《旺报》两岸史话所刊载汤晏〈叶公超与外蒙古入联案〉（汤晏曾于1962年3月13日在台湾大学听叶公超讲「现代英美诗选」，说来听课者众，户限为穿）。

外蒙案使蒋介石极为愤怒，急电召驻美大使叶公超于1960年10月11日回台述职，却被拘留于台北宾馆，不予闻问，此后虽发表行政院政务委员而勿用，梁实秋聘请叶公超于台湾师范大学以及台湾大学聘请叶公超教授英美文学不久皆遭当局制止。

1961年11月18日《公论报》社论〈从叶公超辞职照准说起〉，其中说：「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将于近期在联合国大会中讨论，我们外交当局一再声明有把握击败共匪混进联合国的企图以确保我们的席位，但是我们究竟能争取到几许的多数票，仍属未知数。」事实上，中华民国始终依赖美国支持，以相对少量的人口与领土代表整个中国，是很不容易的，10年后，终于梦魇成真，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被排除在外，这是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

《自由中国》停刊以及雷震事件的发生，在1960年前后有当时台湾各方面的处境问题，而当时报纸仍见国民党高层表示中共暴政，我准备适当时间反攻大陆云云。

由以上摘录部分《公论报》当时的言论，可以看出对于国民党的施政有不少指摘。创办人李万居（1901-1966）是台湾籍，早年留学法国，加入中国青年党，抗战期间任职军事委员会，来台后为有名有实之「半山」人物。《公论报》在1961年遭转卖，李万居数年后过世。

关于雷震事件，参考《高玉树回忆录》，第110至120页，其中说：「国民党作票的舞弊行径，在1957年4月21日第三届临时省议员和县市长选举时，已经非常严重。选后高玉树、杨金虎、余登发、李万居、郭雨新等集会检讨，要求执政党改进选举办法，邀请《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参加。雷震在会中说：『我提议大家来组织一个新党，以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国民党。』结果，全体热烈鼓掌通过，雷震宣布组织『中国民主党』。当时，有人主张应以『台湾民主党』为名，雷震衡量整个政治情势，没有接受，仍然维持原议。」但是一直到1960年4月以后，雷震才认真在全省串联组党，胡适为此和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谈话：「中国应该实施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陈辞修（即陈诚）院长当面向胡先生保证：「国民党绝对不反对、排斥新党出现，但坚持一个基本条件，必须与国民党同一目标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陆为最高指标。」

陈诚的态度宽和，令笔者想到中共的刘少奇。另外值得注意的，高玉树提到当年表明意愿参加新党的，外省人中有齐世英、成舍我、夏涛声等，本省人中有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苏东启、黄信介、许世贤、杨金虎等，后来在美丽岛事件中被逮捕判刑的黄信介（1928-1999），亦在其列，黄信介出狱后担任民进党主席，狱友张俊宏（1938-）担任秘书长，1990年与李登辉（1923-2020）及宋楚瑜（1942-）推动总统直选。成舍我（1989-1991）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之世新大学）创办人，雷震案后与胡秋原（1910-2004）、陶百川（1903-2002）共同署名向国民党抗议。

有关雷震事件，读者可参考林淇瀁（向阳）编着之雷震回忆录《新党运动黑皮书》，以及任育德的《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等。有关孙立人事，可参考中研院近史所出版之《孙立人案相关人物访问纪录》，有关叶公超事，可参考传记文学出版之《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

二、由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看民进党组党情形

★1986年9月29日，党外偏激分子昨日突然在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所谓「民主进步党」。总统下午1时在七海召见，垂询对党外宣布组党余之看法及意见。余报告：

一、中央对于重要问题的政策决定应采取主动，并明订目标宣示国人，如中央民意代表问题是不能拖了。

二、推展民主宪政是反共利器，组党是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在什么前提下组党。我以为应基于1.忠于中华民国；2. 忠于中华民国宪法；3.坚决反共；4.支持一个中国的复国政策，反对分裂或台独。

三、有温和的反对党可促使本党警惕上进。四、现在偏激分子扬言组党，其主张实际为否定中华民国，或与中共统战呼应，或为台独，当然不如意容忍。总统同意我的看法，并认为本党太老大；对于偏激分子的行径，目前以避免冲突、冷静为要。★

笔者对于郝柏村日记中的回答认为是事后的补正，或经过编纂人员的修删，不然不可能临时现出这么多「政治正确」的「组党要件」。然仍需进行分析，所谓「组党是无法避免的」。这话颇为奇怪，为什么是「无法避免的」？应是之前国民党高层对此已有估计与准备。

参考2021年9月出版的《冲破党禁1986：民进党创党关键十日记实》（以下简称《冲破党禁1986》），第118页，记载七海官邸办公室主任王家骅说：「（9月28日）那天下午，当这个事情成为事实的时候，就有人通知我到办公室，并在电话里告诉我怎么一回事。我知道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但是，至少在我下午接到消息之前，并没有人告诉我他们要组党。虽然在这之前，蒋先生就已经要求中央党部的12人小组讨论人民团体组织的相关管理办法，多多少少重点就是摆在组党和新政党出现的相关问题上。这可谓是为未来的开放党禁预做准备了。」

年轻时的王家骅（右）随侍在经国先生身边（台视提供）

王家骅的讲法值得推敲，一是「当这个事情成为事实的时候，就有人通知我到办公室，并在电话里告诉我怎么一回事」，似乎是在等待这个事情的来到，而「就有人」，是谁？一定是王家骅信任的人，而为什么要「通知我到办公室」讲话？既然已经通知，当时应可告知，还需要到办公室接电话？可能在办公室电话中告知王家骅的是主要的线索来源，未必是通知的人。而办公室的电话有何特别？是否卧底人员的专用电话？当时党外会议确定组党时间依《冲破党禁1986》，第98页，1986年9月29日下午6点6分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笔者推测王家骅得到消息，应该是党外宣布组党之前，不论如何，国民党方面不可能没有内应。

《冲破党禁1986》，第188页，说：「外界就一直有一种传言：『民进党组党，蒋经国一手主导的』、『民进党的组党，是在国民党与蒋家的掌握之中，不是一无所知，也非生米煮成熟饭。』果真如此吗？」书中引用王家骅的话说：『民主进步党组党成功那天，蒋经国并不晓得；圆山饭店组党大会当天，经我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才知道。』王家骅之言，才使真相水落石出。」

笔者认为王家骅没有说的是经国先生其实早已知道会发生，只是不确定党外如何与何时进行。民进党不愿意有这样的印象，民主进步党的组党是由经国先生「一手主导」，但是从当天经国的反应以及事后两个多星期的变化，可以看出经国先生不反对党外组党，否则以当时国民党的力量，组党决议当时不可能通过。

王家骅说：「蒋先生要求中央党部的十二人小组讨论人民团体组织的相关管理办法，重点就是摆在组党和新政党出现的相关问题上。这可谓是为未来的开放党禁预做准备了。」其背景清楚交代。

近日来，促转会暴露出当年有许多情治单位布建的线民。党外发展时间很长，笔者在前章中叙述黄信介就曾经表明参加雷震发起的新党，国民党方面对于这些人长期关注跟监。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时黄信介人不在高雄现场，在台北，也被抓起来说是「幕后指挥」，因此怎么可能党外组党事先毫无所觉？重点是党外当时开会，经国先生并无把握党外有胆量冲破网罗，当时康宁祥等人坚决反对，而朱高正在下午3时多，突然发动说：「我主张今天就正式宣布成立新党。」于是谢长廷等一呼百诺。

《冲破党禁1986》，第202页，对于圆山组党，化名「铁金刚」的情治人员回忆指出：「除了与国民党有关的国际会议以外，圆山饭店开放给外面的团体开会，尤其是非国民党的党外团体，那次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正式开会的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上面来的命令，内容大致说：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时，不管里面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能插手。」

笔者认为，允许党外在赋有当时国家与国民党的形象的圆山饭店开会，并且进行组党，本身就充满时代意义。而蒋经国总统的七海寓所距离圆山饭店直线距离，中间经过美军俱乐部、台北卫戍部队师本部（笔者服役时所在），在2000至3000公尺之内，一切都在负责总统维安的七海指挥部的控管之中。由铁金刚所说，经国先生绝对不能允许任何情治单位捣乱党外组党的进行，因为从美丽岛事件到江南命案，各情治系统擅自作主，几乎成了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掘墓人。

关于民进党组党由经国先生「促成」，民间主要的一本书是调查局干员白瑄1999年出版的《全民公敌调查局》，其中第六章〈民进党组党的经过〉详细说明当时情治系统控管党外在圆山饭店会议的过程。另外在《玉山周报》第67期中叶文豪报导的〈蒋家警卫：民进党组党 蒋经国一手主导〉亦引用之。笔者不能确定其真实性，然流传多年，在此说明，让读者了解多方面的情形。

三、初步的小结

笔者不易判断蒋经国后期的思想与作法是否接近雷震的想法－中华民国在台湾落户发展，实行民主政治，以待来日。蒋经国在1980年代对中共实行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基本是关门政策，坚守蜀汉，绝不被中共以民族主义诱出祈山。至于不妥协，不妥协什么？笔者认为是国民党不能与中共妥协统一的方式，这其实是说中华民国在没有足够条件下不与中共谈论统一事务，和雷震的观点在某方面是接近的。三不政策的原则被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所遵奉，蔡英文两岸路线基本没有脱离李登辉的「两国论」，为许多红统与深蓝、甚至深绿所不满。

笔者猜测，蒋经国生前思考，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太久，已经僵化、腐化，且中上层人物（尤其是许多长期既得利益的外省族群）易受中共以民族主义所策动。这些人和台湾社会的接触与融入皆太浅，如毛泽东看知识分子和人民脱节，若由这些人来继续主政，他们和台湾与台湾人民之间没有深厚感情，而将台湾交给中共，致中华民国覆灭于中共，并不是不可能。

因此，由台湾本土人士来保其家国的共同利益与情感，才能驱动他们为台湾拚命。同时，有了本土的反对党，国民党也才有可能在选举中失去政权后落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而没有了蒋氏父子的倚恃，国民党必须自己拯救自己。因此，及早促成党外组党，是当务之急。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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