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民共清洗国民党「遗迹」──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五）（龙城飞）

李焕担任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时，陪同严家淦总统及行政院长蒋经国参加国父诞辰纪念会，后右一为李焕。取自林荫庭着《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图文：龙城飞）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相关话题。本次的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十年前1977年11月19日发生的「中坜事件」，本文主要引用李焕的回忆。笔者原来希望这一期文章结束「中坜事件」的讨论，但是资料与问题需要解释的不少，所以延至下一期文章。

一、李焕对于「中坜事件」的回顾

1977年11月19日发生「中坜事件」以及国民党选举结果不佳，5项公职竞选，共1318个席次，国民党只赢了76％，丢掉了4个县市长宝座，导致李焕去职。1998年1月由天下文化出版林荫庭着之《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184－190页，李焕叙述对于中坜事件以及选举失利的检讨。

李焕反思当时选举失利有多方面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第一，当时反对运动日趋激烈，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高；

李焕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何「当时反对运动日趋激烈」？反对「什么」？「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高」的问题出现在那些环节上？笔者认为自1970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前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示出高度「兴趣」，国民党所主张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则出现其以外省集团为主的统治基础与一党执政的合理性逐渐产生弱化情形。笔者可以说，这是台湾社会内部政治人物、仕绅与老百姓面临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日益疑虑与恐慌的开始，也就是说，对于中共是否会渡海而来，产生了说不出口的是否会发生台湾版的土改、反右、文革的刻板恐惧。这是再现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部分本地仕绅要求美国保护与托管的台湾式独立。

近年来民进党执政以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出现完全抵制中国因素，明白地显露出1945年日本战败至今，本地一些政治人物与仕绅心思与情绪的传承。但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上层并不充分认识许多本地人的不安与不满，常常简单地视为「要当官」、「要赚钱」，而使之庸俗化。

第二，民国66年（1977）8月，台湾知识界和文化界掀起「乡土文学论战」，在知识份子与社会青年中造成分歧对立。作家王拓与陈映真等主张文学应走现实主义，落实本土化，揭发社会黑暗面，另一方面，作家彭歌与余光中等则认为文学旨在表现人性，不专以揭露社会矛盾为主。

李焕提出「乡土文学论战」，令笔者非常意外。当年乡土文学以及唱自己的歌的运动开始出现，从某个角度看，是寻根以及反对西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大陆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形，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以及许多自由派人物的不重视基层人民需要以及过度崇美。待大陆失败，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控制农会、工会以及学校思想，基本学习中共。

而在中共来说，「乡土文学」以及「唱自己的歌」，是文艺与群众结合，有特定的社会主义价值内涵。然对于国民党来说，缺乏明确的社会建构意识形态，只能绘声绘影，余光中着文〈狼来了〉，认为是20、30年代中共左翼文学争议以及中共的工农兵文学在台湾的出现，其实是以「井蛇」影射「乡土文学论战」。

李焕认为「乡土文学论战」造成「知识份子与社会青年中造成分歧对立」，令笔者不解，因为当时这只出现在少数的文学工作者和政治评论家中，资深立法委员胡秋原出面予以缓颊，而事情未再扩大，一般学生与社会人士几乎不了解过程。且陈映真（1937－2016）当时正在牢中，应无可能参与「论战」。笔者手中没有这方面资料，陈映真、王拓皆已已过世，待日后笔者查看相关著作后再向读者报告。

乡土文学论战中，作家陈映真（左）是主要角色之一。（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笔者认为国民党长期太右，内部缺乏左的思维和人物，没有办法平衡地了解社会整体发展现象以及提出完整方案，反而不断抓匪谍，过度敏感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描绘，造成其治理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与中国大陆型高等文化习性过重。笔者认为国民党颇有明末的政治与文化倾向。

第三，民国66年（1977）1月7日，涉及邮寄炸弹，炸伤省主席谢东闵的台独人士王幸男被捕，许多反对人士趁机扩大此事的社会冲击。

这件事，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国民党上层以及当时的党外，真正的党外是和平追求民主，不可能使用暴力。所以，李焕的解读，笔者需要再进一步了解。

第四，稻谷收购政策变更，引起农民不满；

这个问题，在许信良在担任省议员期间，就主张地方政府应从事农业改革的重点。在《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63－65页中，许信良有所说明，这是一项德政，许信良在桃园县长任内基本解决长期以来农会垄断稻谷收购政策，受到行政院长蒋经国的赞美。

读者可以注意到，许信良并非只是一个权力追求者，他在年轻时确实了解家乡农村的问题，而且在省议会和桃园县长初期就力求改变。可惜他过于急切希望领导党外推动台湾民主化，未注意行政程序而参与余登发事，遭国民党方面予以停职处分。笔者认为国民党不无报复反应，其实并无必要如此作绝，将许信良留在桃园进行改革，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第五，民国66年（1977）5月19日，省议员许信良出版风雨之声，严厉批判省议会生态，引起73位议员反击，助长了许信良的声势。

此事，在前面几期中，已有说明。

第六，民众怀疑选举的公正性。李焕表示，地方党工胜选不择手段，国民党三令五申禁止选举舞弊，近年来已有改善。

这个问题，以李焕的说法，表示过去确实曾有此事。但是地方党工为何「胜选不择手段」？李焕并未说明，简单地说，辅选的胜败严重影响当地的党工升迁。1982年关中（1940－）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任内，台北市提名7名立委候选人，全数当选，号称「七喜」，关中声誉扶摇直上，此后虽有转折，最后官至国民党副主席、考试院长。关中虽然本身有家世余荫，但是若在辅选中不断落败，在众多蓝二代中亦不可能升官。

所以，对于基层地方党工，若不能辅选得胜，要如何在没有文官制度保障的党务环境中生存发展？所以批评「胜选不择手段」，必须要求「胜败皆可接受」，读者认为可能吗？这里牵涉到国民党体系中职员的工作保障与发展问题，否则不存在许信良、张俊宏等的脱党竞选情事。

第七，这次5项公职竞选，本应分两次举行，但中央决策小组认为选举的社会成本过高，决定合并举办。李焕不赞成此议，党内同志为求胜选而同室操戈。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台湾社会问题，选举过于频繁，造成族群对立，政治人物汲汲营营于选举，因此不论如何办理选举，皆无法避免「胜选不择手段」。

第八，由吴伯雄推荐欧宪瑜，竞选桃园县长，但是欧从不参加邀宴，表示遵守蒋院长十大革新。

李焕对于欧宪瑜表示「从不参加邀宴，遵守蒋院长十大革新」，感到头痛，因为桃园地方人脉非常复杂，牵涉到航空城之庞大土地利益。1996年11月21日桃园县县长刘邦友血案，县长官邸内发生残酷枪击杀人事件，8死1重伤。因此，笔者也认为调查局出身的清廉官员欧宪瑜，要有效调和桃园县的黑白利益，恐有困难。台湾的县市长，除了台北市，在任内不碰土地重划利益的，几乎不可能有效治理政务。

前中坜市长欧宪瑜。（刘永嘉摄）

第九，李焕负责培植本省人才，某些保守势力颇为不满。

这个问题，是否如此，值得思考。当年的「吹台青」（戏称会吹牛的台湾青年）政策，其实是来的太晚了。政府来台，发生二二八事件，和大陆籍官员习于任用自己人有一部分原因。这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台湾环境这么乱，地方这么复杂，又有政治问题，不用自己人，怎么做事？近年来民进党政府用人，几乎全部是自己人，而且大多数是闽南人，官员、学者经常在行政与学术会议中公然全程使用闽南语，事实上造成对外省族群的「反歧视」。

二、关于李焕游说许信良当放弃参选桃园县长一事

在《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196－197页，据李焕与许信良的回忆，李焕在登记参选前几天，吴伯雄安排许信良与李焕见面，李焕受到党内压力，情绪十分紧张和愤怒，要求许信良：「你过去给我惹过那么多麻烦，我都维护你，这次就算给我一个人情吧！」姿态非常低，许信良则开出条件，只要国民党更换提名人选，立刻宣布退选。李焕同意：「我回去就立即作业，如果决定换人，明天早上通知你，你明天早上就宣布退出。」许信良说：「好。」随即返回桃园。李焕则请吴伯雄次日早上赴桃园会见许信良，确定许信良的承诺，李焕可以向经国先生报告，再做应变。没想到，吴伯雄第二天清晨7点赶赴桃园，遍寻许信良不着，换将之事就此作罢。

据国史馆馆长陈仪深教授主编《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34－35页，许信良说当时他对李焕说很感谢李焕的栽培，但是：「讲这些都太晚了，我已经登记了，也被国民党开除了。」后来二人不欢而散。

《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169页，林正杰回忆：「这段时间，许信良还在与国民党沟通究竟要不要参选，有一些客家大老如翁钤，国民党组工会也来了好多次，秘书长李焕更是亲自带了人来，动之以情，诱之以利，开出一堆交换条件，例如让他当省府委员等，希望他不要出来参选。而许信良应付的方法是，有时候和他们谈一谈，就假装喝醉了，最后不了了之。」

而在《中坜事件相关人物访谈录》第302－305页，《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周天瑞的回忆：「李焕向他说明，许信良曾经带吴仁辅来看他，李焕告诉许信良他面临强大压力，党部多次提出要把许信良开除党籍，他都设法挡掉了，所以要求许信良委屈一下，避开这个浪头，以后会给他别的机会，李焕说许信良一口答应，说不选了，一切由主任做主。没想到，有一天秘书长张宝树告知李焕许信良登记啦！」周天瑞就找许信良、吴仁辅追问，许信良说：「你有所不知，我是答应了锡公（即李焕），我是不好改变，来自地方的压力大到不行！地方上要求至少先登记再说。」这样拖到登记的最后一天，许信良拉着吴仁辅到李焕四维路家，李焕已经出门了，他俩转往党部，就等着，等过了中午，求见无门，就赶去桃园办登记了。

周天瑞分析：「对许信良来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他就是选定了，他来看李焕，是基于情面，不是来请示的，等了一个上午，仁尽义至。总之，搞政治的各有盘算，局外人终究显得天真。」

对于当时许信良与李焕之间的事，事后呈现出各说各话，但是基本上大致清楚，许信良是吃了秤砣定了心要参选桃园县长，李焕和许信良交涉的时间太晚，而且李焕其实没有本钱和有雄心壮志的许信良交换条件。

李焕在国民党的官僚体制中，表面上权倾一时，事实上稍为大一点的事都不能拍板。后来笔者在《郝柏村日记》中观察到同样的情形，郝柏村常在一些鸡皮蒜毛的事上向蒋经国报告，经国先生非常注意细节，一旦干部之间的报告兜不拢，就会看出一些问题迹象。然而这容易造成领袖对部属的信任感不足，国家的一级干部皆不易主动规划与决定方针与决策，凡事层层上报，最后不得不由领袖一个人决定国家大小事。其实这是中国官场一般现象。

笔者研究中共历史，发现1940年代开始，尤其是50年代以后，大小事毛泽东都具有否决权，连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开国元勋说话都不能算数。弄到后来，文革时，出现歌颂毛主席是「一句顶一万句」，也就是说，咱说一万句也顶不上毛主席一句话正确。有趣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是喜欢如此，但是万众一心，也莫可奈何。

比如说，文革初期，下属不断要求毛泽东上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奔来的几十万、几百万的中、小红卫兵，毛引为苦，说「今天又要去站班了」，但是不能不去，就说「不是说我一句顶一万句吗？现在我说一句不去也没行！」，只得又摆出伟大姿态出现在天安门上挥舞着红小书（即毛语录），接受百万中、小红卫兵们的疯狂膜拜、热爱、呼喊，许多人甚至大声哭泣，形同宗教朝圣的属灵现象。

笔者母亲老家四川，文革时，出现不少青年人把毛泽东大徽章用别针穿透胸口肌肉，别紧后血流如注，光着上身，走在街上，看有谁比得上老子更热爱毛主席？

学习毛语录的红色浪潮。（中时档案照）

美国的政治文化是不同的，当然这和美国的个人主义，从小教导孩子表达，并且尊重孩子的意见有绝对关系。笔者在美国时，经常见到美国父母亲切询问5、6岁小孩的意见，而且基本尊重，令笔者当时难以置信。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则一个人不论长到多大多老，都得听从父母、老师、长官的话，一切强调团体与集体利益，个人不能标新立异。要改变与改善我们民族这种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需要相当的时间。包括笔者所认识的民进党以及台湾独立团体，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也是相当地有限。

初步的小结

为了了解许信良脱党参选桃园县长，笔者访问前国民党政策委员会专任委员兼大陆工作会副主任徐新生先生，他当时是李焕属下，任组工会（组织工作会）助理干事。徐新生说1977年11月19日发生「中坜事件」前一日，他去中坜看选举情势，许信良和欧宪瑜两边的场子都非常热闹。许信良的竞选总部上悬挂着大幅口号：「国民党很久没有烈士了！」许信良要当「国民党烈士」，改革国民党。这股气势惊人，后来眷村票开出1/3，投给许信良。这说明当时国民党在地方上，就是外省族群也已经很有意见。

关于不少眷村票投给许信良，笔者相信会投许信良的眷村人，应以年轻人居多。笔者幼年居住眷村，清楚了解许多眷村老旧破烂的情况，甚至没有自家厕所，但是国民党方面不予重视。而台湾社会自1970年代开始十大建设，经济起飞，外省人多军公教家庭，如何参与商业发展？所以逐渐处于社会弱势。外省年轻人除非功课好，在无家世，无恒产的情况下，要何去何从？只有到军校去，要不然混帮派。读者可以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片中看见一些当年眷村外省孩子们的苦闷。

民进党与深绿学者近年来一切光荣顺利，把他们过去的「苦难」完全归咎于国民党「暴政」，而且影射外省人的「原罪」。他们把「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当作政治资产，不断铺陈国民党的「错误」，说明民进党与台湾独立的路线正确，而且一再征集资料，出版事件集，邀请深绿学者开会发言，在媒体上宣扬，目的是完全推倒国民党过去的贡献以及应有的合理性。这和中共在解放后所做的清洗国民党「遗迹」的各式各样运动，如出一辙。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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