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余登发案的蝴蝶效应──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二十二）（龙城飞）

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余登发、余瑞言父子涉嫌叛乱案。（姚琢奇摄）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相关话题。本次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9年前1979年1月发生的「余登发案」，引用2008年国史馆出版萧李居编辑《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余登发案史料汇编》、民国68年（1979）10月吴哲朗编着《余登发七八生日会记实》、民国68年（1979）7月号《八十年代》杂志等。笔者在此次文章中结束「余登发案」的讨论，之后将进入「美丽岛事件」研究。

一、余登发案后党外人士的反应

民国68年（1979）1月21日，调查局以涉嫌匪谍吴春发（吴泰安）叛乱案，将余登发、余瑞言父子逮捕，2月9日移送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下称警总）审理，3月1日以叛乱罪起诉余氏父子，4月16日，警总军事法庭以「知匪不报及为匪宣传」判处余登发有期徒刑8年，余瑞言2年，缓刑2年。吴春发即伏法。

《余登发案史料汇编》第616－619页，收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特种调查室情报报告（通报）」，4月18日。警总在各地皆安排「线民」，此通报受文者为「保安处及军法处」，摘由为「吴春发案宣判后反应汇编」，且写出原报者、转报者、提供者姓名，笔者顾及当事人形象，不予公开。其中于「社会人士栏」下，对于党外人士康宁祥、张俊宏、施明德、陈菊、林义雄等人之反应一一清楚，当时警总在党外渗透甚深，由于篇幅，内容无法抄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警总侦查党外人士中，在年底的「美丽岛事件」中，被逮捕者比例几乎占有一半，显示「余登发案」和「美丽岛事件」之间有连续性。

余登发案后两个多月，立法委员康宁祥与司马文武（江春男，1944－，民进党执政期间，曾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共同创办之《八十年代》杂志，于民国68年（1979）7月号上，刊载〈立法委员康宁祥对余登发案件判决的声明〉，其中说：「记得民国49年（1960）『自由中国』杂志的实际负责人雷震也是以『知匪不报』、『言论违法』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他所积极筹组的『中国民主党』也就因此烟消云散。事隔20年，余登发又以『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被判8年，他所筹组的党外人士聚会也告失败。难道说国民党政府推行20年政治建设的成果，只是在判处政治上的批评者时少了2年徒刑吗？难道说国民党政府推行20年政治建设的结果，还不能建立起一套更合理性、更合法治的政治竞争轨道吗？……本人除了对余登发先生及其家属致以慰问和最诚挚的敬礼之外，更郑重呼吁国民党结束30年来一贯的政治案件处理方式，以光明磊落的民主风度接受批评者的挑战，让所有爱国家爱社会的人民，能在理性、民主、法治的政治轨道上贡献其爱心与智慧而免于恐惧。」康宁祥署名于民国68年6月1日。

接着刊载张德铭（1938－，党外运动律师，曾任立法委员）的〈司法与民心－兼论余登发案的审判〉，其中说：「本案（余登发案）的承办法官在开庭时，问案的态度上就给人先入为主，认定被告有罪的印象。其次，就是余案之两项罪名之证据，关于『知匪不报』，是以共犯吴泰安之供述，以及余登发日记记明8月27日吴泰安来访，彰化二林人为定罪之资料。按知匪不报法律规定是以『明知』为要件，所谓明知就是『确信而没有怀疑』的意思。吴泰安和余登发素不相识，而匪谍是杀头罪，在社会大众的看法，不可能对陌生人随便表露其身分。现突然有人跑来说：『我是匪谍』，在一般人的反应，不会相信他是匪谍，反而会认为他是精神病或另有目的。至于余登发影印朝日新闻剪报派给郑中雄、沈义、张水木、蔡平山等人亲为解说，而被判决为『以演说为方法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分别将朝日新闻在家里拿给特定人看，并对郑中雄因不谙日文而给予解说，认定为『演说』，违反了社会大众所同意的经验法则。违反论理及经验法则的判决，将是失去民心的判决。不但对于被告个人有害，对于司法的威信，对政府的威武而言同样是有害的。

反观欧美先进国家，即使一案罪证确实（包括被告自白），但只因侦查或警察机关在取得证据的过程中，有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侵害人权的搜捕、逼供情形，则千真万确的证据，法官都不予采纳。近年来，唯一对司法作民意调查的只有法律世界杂志社，调查的结果，一般人对于法院的印象表示很好的占百分之零，表示不好的占66%，表示极坏的占15%，而表示好的仅占17%。」

民国68年（1979）10月吴哲朗编着《余登发七八生日会记实》（图／作者提供）

民国68年（1979）10月吴哲朗编着《余登发七八生日会记实》中，纪录68年10月2日晚上7点半在凤山市国父纪念馆举办余登发78岁生日思念会，各地党外人士发表演讲，吸引了3、4千名观众。余登发当时人在狱中。笔者抄录其中重点：

张春男说：「在国建会的消息中，大家一定在报纸上看过，有人公然说要和中共通航通邮，这些人也未被抓去，只有余登发老先生被抓。用『知匪不报』抓他，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人这样不对。」

吴哲朗说：「在我们的国家，叛乱罪实在太没有价码，一个乩童自称匪谍，自封什么主席，然后随便封一个人什么司令，这个被封的人就要被以叛乱罪判处徒刑坐牢。在30年来公然违宪的报禁政策下，台湾出现了一份未经登记的地下报纸潮流，我和陈婉真小姐是《潮流》的创办人兼执笔人，结果，警备总部也用涉嫌叛乱的罪名，逮捕《潮流》支持者陈博文先生与印刷厂老板杨裕荣先生。」

邱连辉说：「前几天《联合报》召集我们开一个座谈会，当时我特别强调司法要独立，司法如果没有独立，任何从事政治，尤其是为民主政治站在批评反对角色的人，一定朝不保夕。」

周平德说：「当时（余登发父子被逮捕，笔者注）我觉得为了人权，与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前途，也希望国民党来台湾仍可能回大陆，那早上与各位前辈、许县长等一致的看法是国民党可能要实施军事统治，可能是特务统治的开始，所以决心为了1700万同胞的自由与人权而游行。这游行是30年来戒严令下的一个突破。原计划隔天到台北，要在总统府及行政院游行，当晚在康宁祥家共同研商，决定先透过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党外人士较有联络的立法委员梁肃戎，向他们抗议几点，以及交涉，第二天早上10点，张宝树秘书长答复说希望党外人士冷静，不要再进一步行动，因余案迄今绝不再进一步扩张。当天中午，派了几个代表许信良、吕秀莲、张俊宏、康宁祥去和警总交涉，将全案不再扩大而告一段落。余老被抓的隔天早上，治安单位的人打电话给我，我问他还有几个要抓，他说不少，我说高雄市还要几个，他说差不多还要两三个，要看你们的表现。所以由这些事来看，一个法治的国家是要有法律的根据，罪证的确实，不能随便抓人，这太危险了。」

杨青矗说：「国民党内也有一些有良心的人，几个月前关中来高雄邀我及周平德见面，我对关中说国民党最不聪明的就是抓余老县长，丧失了许多民心。关中说抓余老县长时，他去找警备总司令，总司令说『这没有你的事，我们证据十足。』但是所谓证据是什么证据。不过是吴泰安去见过他一次，知匪不报，但是吴泰安去找他，他怎么能确定吴泰安是匪谍。」

姚嘉文说：「大家时常听到一些人作证说他是间谍、匪谍，判刑后就不见了，改名换姓就出来了。在审判时，我就说吴泰安是不是真的匪谍，吴泰安说他是，所以我出来时曾对几个国外的朋友说：吴泰安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为了不让国民党抓去枪毙，所以和他们合作、投降。但是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国外的朋友说吴泰安一定会死，果然，不久案子宣布，没几个小时他就被抓去枪毙。听说抓去枪毙时吴泰安两脚发软，要人家拖他出去，这是杀人灭口，以后还有谁敢替国民党作证说我是匪谍？除非他想死！

国民党问到底你们党外要求我们如何？党外的意见大致有三点：第一是国会要全面改选。第二点，希望言论自由，以前希望有杂志，不要禁书，现在党外向国民党要求，给我们办一份报纸，要开放报禁。第三点就是释放余登发先生。」

张俊宏说：「余老先生和他全家人可以说30年来为高雄县及台湾的民主生命、民主前途，奉献了一切，今天可以说为了全体台湾人背负了十字架。一个伟大的人物，会有伟大的人民支持。」

由《余登发七八生日会记实》中党外人士的发言来看，都认为当局利用吴春发（吴泰安）罗织余登发罪名，此对国民党的威信有负面的影响。然逮捕余登发父子后，匆匆结案，立即处决吴春发，对此国民党「开明派」亦难解释。我们将看到国民党内的保守派与极右派未来继续采取激烈手段，使得十年内国民党政权本来可以稳固的基础发生动摇。（今天一些红统与深蓝族群朋友不能认识这个过程的性质以及产生的问题，而继续以当年国民党保守派的意识与心态对待台湾与两岸政局，将可能无法有效扭转局面。）

二、余登发案后警总收集台大学生方面之反应

余登发案后，警总亦尝试了解学生之反应，4月16日两天以后，4月18日之「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特种调查室情报报告（通报）」中收有一些台大学生看法。

政治研究所葛永光说：「有关单位办理吴、余等叛乱案，无论在调查、搜证及审判过程，都秉持审慎的态度，充分表现维护人权、尊重法治的精神，值得称赞，在量刑方面，极为适中。余登发是依据『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罪中最轻之刑罚来并处8年徒刑，似嫌过轻，难免使人认为当局系受党外人士游行、示威之影响，更足以助长渠等今后嚣张气焰。」

台大电机系四年级粘荣发说：「吴春发是国民党所『运用』的牺牲品，为了使余登发判重刑，将原可以『姑念无知』（因吴春发仅小学毕业）为由从轻发落的吴某置之死地，这是一项『政治牺牲』。由余案被判重刑显示，国民党内部『军统派』的势力擡头，『开明派』之影响力仍未能有效发挥。」

台大法律系三年级苏焕智说：「我始终认为当局不可能判余氏无罪，因为怕吓不了台，如今余氏被判8年重刑，出人意料之外，足以显示今后国民党将对党外人士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同时此次选择美国总统卡特已签署『台湾关系法案』及『美国在台协会』开始作业之时，宣判本案，颇耐人寻味。」

由以上台大学生对余登发案的反应，可以看出出身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的现象，而日后葛永光和苏焕智的发展也各走向蓝绿殊途。值得注意的是粘荣发当时仅大学四年级，可以认知吴春发在余登发案中的角色，令笔者非常意外。笔者当时的意识形态接近葛永光，绝无可能会采取粘荣发的角度观察余登发案。而三年级苏焕智指出余登发案有当时美国承认中共，与中华民国断交的背景。这也是非常具有睿智的观点。

1978年12月16日清晨美国驻台大使馆叫醒蒋经国总统，通知卡特总统即将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个半月后，1979年1月21日，调查局逮捕余登发、余瑞言父子。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不知读者的思考如何？因为这可能是余登发案之所以成案的背景线索。美国单方面「抛弃」台湾，引发台湾军方与情治系统隐藏的激烈情绪，在严厉对付党外人士上，采取做给美国政府看的态势，尤其美国长期支持台湾海外台湾独立运动。而逮捕余登发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蒋经国的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余登发案史料汇编》中有关警总宣布吴春发（吴泰安）案资料选录

余登发为重要人物，「余登发案」为党外以及之后的民进党所重视。然吴春发（吴泰安）案则很少听闻有人关心，长期以来吴春发本人以及台东海山寺涉案者甚有受到歧视而为「丑角」现象。「吴春发案」的过程极具戏剧性，吴春发是一个社会边缘人，他的思维与言行大异常人，敢于偷渡日本、台湾，且「掀起千堆雪」，不是普通人可以办到的。吴春发的实际身分以及他是否去过中共驻日大使馆，并且受命返台进行颠覆，笔者甚怀疑其真实性。另一方面，吴春发是否为国民党情治单位吸收、利用、灭口，由于缺乏资料，也无法考证。某个角度看，吴春发是真正的「受害人」，最后赔上了性命，时年54岁。

吴春发自为「台湾自由民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吴泰安」，发出「革命动员第一号令」，且自填「派令封官」，过程可谓相当勇敢，牺牲后中共应追认吴春发为「烈士」，骨灰移葬八宝山。但是多年来，并未听闻中共方面对于国民党制裁之「匪谍」吴春发，有任何表示。整个事件，疑云重重，说明「吴春发案」内情并不单纯。相对而言，「余登发案」则甚为清楚，基本为吴春发所牵拖。

「余登发案」使得当时的党外团结起来，大出国民党情治系统的意外，由此吴春发对于党外民主运动的发展着有贡献，可见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影响，不能仅从单方面来看。以笔者若撰写《吴春发事件》一书，将具有高度历史、政治、谍报与文学价值，甚可以他为主角，拍成电影，笔者将乐于参与编剧以及串演警总某高层之角色（笔者生于眷村，可说四川话、山东话，若在电影中以四川话、山东话审讯吴春发等台东海山寺涉案人，剧情将具有高度娱乐性）。

民国68年4月16日，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军事法庭审理吴春发、余登发等15人叛乱案判决之新闻稿。（图／作者提供，国史馆藏）

《余登发案史料汇编》第611－613页，收入警总民国68年（1979）4月16日准备宣布之「新闻稿」，抄录吴春发判决部分重点如下。

警备总部本（16）日宣布：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审理之吴春发、李荣和、余登发等15人叛乱等案，因有连带关系，经先后依法判决，于本（16）日宣判。

吴春发、林荣晓、余素贞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吴春发处死刑、林荣晓处无期徒刑；余素贞处有期徒刑15年。张森源、黄哲聪连续笔者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破案时搜到的「台湾自由民国革命委员会」木制印信、旗帜、军服等物，均没收。

李荣和（即台东海山寺主持和尚，笔者注）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无期徒刑。许金看、黄宗礼、潘松雄、陈文雄、高金子、刘庆荣参加叛乱之组织，许金看、黄宗礼各处有期徒刑12年。潘松雄、陈文雄、高金子、刘庆荣各处有期徒刑10年。破案时搜到的「革命动员第一号令」79张、制服乙套，均没收。

（余登发父子判刑部分，前文已说明，此处不再重复－笔者注）

徐梅邻少将特别呼吁国人提高警觉，自美匪建交以后助长了共匪的凶恶气焰，在此期间施展了无数的统战花招。今后对我之渗透活动，不仅不会稍减，且必将更为加强，政府除已采反制措施外，并希望我复兴基地全体民众能随时注意不法活动，并与治安机关保持密切连系，以形成全民防谍网，使匪谍无所遁形，并避免受匪谍牵连，遭匪谍危害。

初步的小结

「余登发案」，从笔者所研究与报告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出，相当复杂，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历史、两岸关系走向后来皆深受影响。我们应了解，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非常特别，台湾内部某一件事的变动，有可能会引发中国、美国以至于世界局势的波动。笔者日后若有时间，且查看美国方面资料，可以撰写《余登发事件》一书，其中包括极富戏剧性的〈吴春发和他的革命事业〉一章。

余登发案两个多月以后，民国68年（1979）7月号《八十年代》杂志上，刊载尹行仁的〈忠实的反对者──党外人士不必怯场〉，其中说：「在政治实力方面，也必须有志之士，结合更多优秀人才，将民众的意愿与主张真正提出来，进而在适当时期，形成一个类似反对党的组织，与执政党相抗衡。才能使执政党更谨慎正确的走上民意所希望的民主大道。雷震等人在20年前的政治努力虽不成功，但是在他死后的今天，名政论家陶百川也不禁慨叹：『雷震当时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可惜他生得太早了，如果他生在现在，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当时部分的党外人士尝试继承与衔接1960年的雷震组党中断的工作，进而组成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注意到其中并无台湾独立主张。

同期杂志上，刊载蒋良任（即司马文武、江春男）的文章〈给党外的赠言〉，其中说：「在这一段时期，国民党掌握了大部分的舆论工具，在经过30年的党国一体的教育下，在社会心理的影像中，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总是比较偏向国民党的。如果党外人士偶尔犯错，一定会被四面围剿。而对群众号召力的高估，将导致他们无法担负的政治责任，党外无法把一切后果都推给国民党。党外有一种泛国民党的趋向，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国民党的阴谋，正如以前的国民党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共产党的阴谋一样。党外在这种不健康的政治家庭中长大，无形中也学习了许多国民党的行为和态度。国民党组织大，人物杂，并不是每一个党工人员都代表国民党，国民党纪律不严，充满乡愿，忠谏之言很少人敢提出，坐令少数党工人员，或者是个人见浅识薄，或者是丑表功，在外面张牙舞爪，并不一定要把他们当作是国民党的党意。少数极端爱国分子，在外面乱扣帽子，乱造谣言，有原则的党员感到不满不耻，也因为老大乡愿而没有人敢出来阻止。目前的情形是，国民党不了解党外，党外也不了解国民党。党外与国民党中央，缺少联系沟通的机会。国民党不了解党外，就没有办法了解社会问题所在。」

司马文武（江春男）的文章，相当具有深意，笔者怀疑在今天台湾与大陆的媒体上，这样的文章是否有可能刊载？而如果将「国民党」改为「共产党」，大致可以成立，未来中国大陆上如果慢慢出现党外运动，笔者相信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大陆人民会支持共产党，反对党外人士，因为在长期的教育与宣传下，人民像培养皿中的细菌，全部复制彼此，排斥着任何的「异形」。

经国先生过世以后，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没有演变为「全绿」的本土化文化与政治生态，仍有相当部分的蓝营族群坚守中华民国立场以及期望改善两岸关系，而且国民党在选举中，未必不可能赢取总统宝座，笔者认为美国方面对此是相当惊讶与失望的。而余登发先生，当时就反对台湾脱离中国。台湾若独立，永远只是美国绳缆拉住的一个海外属地性质的小国家。从这个层次看，当年国民党方面逮捕余登发，长期来说是不智的。

前文关于枪毙吴春发（吴泰安）时，由于吴泰安（吴春发是原名，后来吴春发以吴泰安名行走）事先以为配合警总与调查局牵拖余登发后，得以形式上判刑后不久即可出狱自由，没想到会判死刑，马上执行，到拖出来枪毙时，早已吓瘫。据当时与吴泰安同牢房的狱友说，吴泰安在行刑前，脸上、身上浮现出尸斑，极为恐怖。此为同狱之叛乱犯刘国基告之笔者。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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