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民党拔除偏统党外领导人的结果──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十九）（龙城飞）

高雄黑派大老余登发治丧委员会与家族成员余政宪、余玲雅等声援许信良（连慧玲摄）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相关话题。本次主题将继续讨论民进党组党9年前1979年1月发生的「余登发案」，引用1995年9月时报文化出版彭瑞金着《台湾野生的政治家余登发》、1996年9月时报文化出版之《余陈月瑛回忆录》、2011年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吴丞祐《余登发与战后台湾民主运动》、2008年国史馆出版萧李居编辑之《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余登发案史料汇编》、2013年11月允晨出版之《康宁祥回忆录》、2020年3月春山出版吴乃德之《台湾最好的时刻，1977－1987》。

一、余登发长媳余陈月瑛的历史回顾

前集《余陈月瑛回忆录》中说到1979年1月21日，国民党当局逮捕余登发、余瑞言父子，当日深夜，各地党外人士陆续赶到桥头余家。次日上午，许信良、黄顺兴、林义雄、施明德、姚嘉文、陈菊、陈鼓应、何春木、邱连辉、王拓、张俊宏、张春男、陈婉真、艾琳达、陈菊等党外人士及高雄在地人士挤满余家客厅，准备好了游行用的标语、大字报及散发的抗议传单。

这次因余登发父子的逮捕而致党外人士大量集结，而且公开游行抗议，如此的反应，出乎国民党的预料。

蒋经国上台以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1972年至1978年，蒋经国任行政院院长，1975年蒋中正总统过世后，任国民党主席──笔者注），以叛乱罪名对付异己的事件层出不穷：1974年台大医学院学生林文章案，原住民吕文华、杜文义案，1975年陈深景案，白雅灿案，1976年杨金海、颜明圣、陈明忠案，1977年戴华光案等等，皆处刑十年以上。在那个情治挂帅的时代，当局抓人就像老鹰抓小鸡，除了暗中不断扩散的恐怖，却不曾在社会上引起一丝涟漪。

联络的各路人马到齐后，大家开协调会，有人表示游行可能授予国民党抓人、甚至开枪的借口，许信良县长认为「事到如今，如果我们再不敢表示对政治迫害的绝对反对，对军事统治的痛恨，我们只有任其宰割了，而天理、公道也将就此消失！」张春男、邱连辉、黄顺兴等人即随声附和支持。但姑丈黄友仁却反对，他知道国民党会让他平平安安做完4年县长，现在是以叛乱罪名加在余氏父子身上已是太离谱了，如果对冲下去，只有更加激怒对方，后果不堪设想。县警察局也打电话进来，警告我不得游行：「游行是犯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各地来的党外人士都把眼光朝向我，等我做决定。我感谢这些义不顾身的友人，告诉大家，他们已抓走了我家官，又抓走我翁婿，我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

游行的队伍出现了，示威的标语包括反对政治迫害、立即释放余登发老县长。南警部的副司令、警察局长、团管区司令陆续赶来，不外是对我劝诱恫吓。这时候，我反而平静下来，不理会这些纠缠，他们想不到党外的脚步会这么快，一时手足无措，游行的队伍回到余家。

1995年，前调查局副局长高明辉发表回忆录，书中坦陈「余登发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发展有重大影响，以「急转直下」形容。指出此案引发的桥头游行、桃园县长许信良停职风波，加速了戒严体制崩解的速度，他明白指证调查局明知吴泰安根本没有能力当匪谍，也明知余登发父子从未相信过吴泰安的胡言乱语，却草草将吴泰安枪毙，使吴某的攀诬死无对证，坐实余家父子知匪不报的罪名。我记得当时的特务大头目王升曾对媒体说，确实有搜出中共制服、枪炮、弹药，何以后来一样也拿不出来？军法机构起诉的罪名何以从叛乱缩水成知匪不报，却还判了8年徒刑？

3月9日公开审判时，我「家官」（即余登发）要求与吴泰安对质，并强硬声明，不让他对质就判他死刑好了。不想，吴泰安一开口却说：「不要再说了，我就是匪谍。」不但攀诬了余家父子，也使得台东海山寺和尚李荣和及陈文雄等8人，分别被判无期、15年、12年、10年的重刑。此案让我深深感到，台湾人的无知是台湾人最大的无奈。

1978年12月16日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经国总统决定停止选举，至于国民党何时恢复选举，未做明确承诺，党外人士忧心是否要借此实施军事、独裁统治。因此，施明德等人积极凝聚党外力量，先是预订12月25日在国宾饭店召开「党外人士国是会议」，遭国民党方面阻止，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见前文说明──笔者注），国民党方面则将外交受挫责任转嫁到党外人士身上（此点笔者尚待查证）。接着党外人士决定于1979年1月23日自由日，在高雄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盛大餐会，施明德到八卦寮找余登发，老人家答应出任召集人，决定地点在高苑工商。

本来举行这次餐会，适逢农历春节过后，是一场柔性的联谊，但是敏感的国民党不再容忍，选择在餐会前抓余登发父子。此案把党内外对立升到最高点，之后一路下来，台湾政局几无宁日，桃园县长许信良被休职、《美丽岛杂志》创刊、党外杂志一再被禁，在在显示台湾人民要走出去，要民主，要法治，要保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国民党当权却极力要把台湾推回军事统治、特务控制的时代。这样一来一往，冲突无可避免，终于在1978年12月10日在高雄爆发「美丽岛事件」，抓了更多的党外人士。

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余登发、余瑞言父子涉嫌叛乱案。（姚琢奇摄）

二、《台湾最好的时刻》对于「余登发事件」的记载

民进党大老、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吴乃德在其著作《台湾最好的时刻，1977－1987》中，第78－87页，记载「余登发事件」前后的情形。1978年12月5日，40多位党外候选人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座谈会，黄信介指示，唱国歌时，将「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引起混入会场之极右派人士闹场，产生肢体冲突（即《疾风》杂志成员，见前文）。之后，每当某一地区候选人竞选总部遭受骚扰，助选团即立刻通知其他地区候选人总部，贴出讯息，这是第一次，全台湾的党外人士感觉彼此一体，都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选战在众多民主运动生力军的参与下热烈进行，台北市除了康宁祥和黄天福（黄信介胞弟），还有陈婉真、陈鼓应。何文振在台北县。吕秀莲、张铭德在桃园，王拓在基隆，姚嘉文、黄顺兴、张春男、刘峰松在彰化，黄麻在云林，谢三升在台南，周平德在高雄市，黄余秀鸾在高雄县，杨青矗竞选工人团体代表，几乎菁英尽出，气势如虹。

助选团成员分三组，第一组陈金德、周沧渊至高雄。第二组张俊宏、何春木、康水木到彰化、云林。第三组黄信介、林义雄、李秋远在台北县、宜兰。数日后，重组为两团，一团由南到北，一团由北到南，计划在投票前一天在台中会师。助选团也提出共同政见（十二大建设），包括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戒严、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和助选团保持距离的康宁祥、王兆钏两人组，出版台湾选举史上第一份「选战快报」，受到热烈欢迎，第一号提出讨论「国民党有无责任？」，说：「国民党不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因为是「负责把宪法完整带回大陆」，30年不废除戒严令，是因「保障人民享受民主自由」，人民犯罪动辄以军法论处，是因为「保障国家安全」，报禁不开放，是因为「节省国内新闻纸张」。第四号，讨论「埋在大国沙文主义中的鸵鸟」，批判国民党号称代表全中国，造成国际孤立，将国家的命运带到死胡同，「家在山的那边」的民族教育，导致下一代台湾认同的危机。

选战气氛达到空前未有的热烈，在情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突然在1978年12月16日宣布次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停止和中华民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国民党政府顺势宣布停止热闹进行中的选举。民主运动参与者共同发表「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指出任何不当的应变措施，都是不正常心理造成的，……从速恢复选举，足以代表政府实行宪政对待暴政的决心，我们期待政府勇敢地抗拒军事统治的诱惑。」虽然没有选举，全台湾的民主运动人士仍然继续集结，组织化的迹象开始出现，这是1950年代「自由中国」组党民主运动以来，反对人士最大规模的集结，有形的组织即将出现。

这次集结，几位领导人，包括余登发、黄信介、康宁祥、黄顺兴、张俊宏、林义雄、施明德等，曾经有过小型聚会，余登发表示可以出面领导这个正在壮大的运动，黄信介当场爽快同意。随后计划在2月1日余登发的根据地桥头，举办席开1200桌的民主餐会，以余登发在高雄的经营，动员12000人不是问题。可是，国民党显然无法容忍。

初步的小结

由以上余陈月瑛和吴乃德的叙述，二人对于当年人与事的看法和进度基本一致。笔者指出几个重点：

第一，1977年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已经无法控制党外民主运动遍地开花的发展，而国民党若仍要举办选举，由余登发所言「规规矩矩地选举，国民党只有两成选票」的处境下，国民党在十年内，多数的地方政府与议会权力都将「沦陷」给党外力量。这是国民党继大陆失败以后，面临最大的危机。而事实上，日后国民党在历次选举中，并未发生崩溃的情形，说明国民党在台湾的建设，仍有成绩，获得多数人民的肯定，说明党外与民进党过度乐观，而国民党则过度缺乏信心。

造成这样的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国民党从威权转型到民主体制过程中，少有国民党体系中的政治人物与学者有意识地批判过去，以建设新时代的精神和愿景，而多数活在过去的荣光以及长期停留在对党外与民进党的抵制与仇视心理。

尤其重要的，国民党不能重新诠释中国以及台湾的概念与未来中国与台湾应有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反而不少人屈从与依附中共，热衷于简化版的「中国崛起」与「反独促统」。笔者指出这对于共产党也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共产党由于本身同质性太高，且容易被「左」的思维与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辖制，他们需要的是不同而健康的意见，虽然同样地，共产党对不同意见的反应和早年的国民党完全一致，动辄上纲上线，认为是反党、反体制、不爱国；

第二，当年国民党欲继续保持其中国法理性，越来越难，这是主客观处境下的情形。尤其是美国1978年底无预警地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许多台湾人出现「国际孤儿」的悲情，这样的悲情联系到1895年《马关条约》清廷割让台湾予异族日本的冲击，中间转接点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间日益形成自保甚至独立的强劲暗流。

近年来中共治下的中国日益富强，统一台湾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和何时的问题，许多台湾人面临百年来第三次被「集体转让」无法自主的命运。近年来民进党完全附从于美国政府与国会的一举一动，反映出其心理与精神上的恐慌状态。这个现象，必须予以同理心的了解，许多深蓝与红统人士一味嘲讽，并不会改变许多台湾本地人欲自保自足的强烈愿望；

第三，1970年代是党外人士由选举而崛起的时代，其中主要人物的思想与言行，影响台湾非常深刻，近年来党外与民进党的人才发展已至第三、第四代开始执政，未来长期执政成为可能（包括柯文哲系统）。

民进党大老、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吴乃德的著作标题《台湾最好的时刻，1977－1987》，说明他认为台湾与台湾人的时代的来临，基于国民党在中坜事件以后，不当处置余登发事件、728台中事件、美丽岛事件、林义雄案、陈文成案、江南案等和国民党直接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虽然国民党执政在经济、教育、国防上很有建树，也无可否认，但是早年国民党受限于自身的威权性格，以及维护政权生存的军方与情治系统基因，面临政权安全威胁时会主动出击，支配了国民党的上层党政理性决策体系，反而使国民党在道德上产生了统治正当性危机。

这个问题，中共自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同样存在。说明中国自满清解体以后，长期无法找到一个稳定的新文明道路，执政者只能不断依靠武力压制内部异议者。笔者认为，两岸未来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逐渐走上政治、经济、文化的正轨；

第四，1979年1月21日，国民党以叛乱罪抓捕余登发父子，事后证明，弊远大于利。余登发是一个有中国意识的台湾大老级政治人物，这也可能是警总和调查局反共意识形态影响下产生决策的因素之一，因为余登发的中国概念和国民党意识形态下的中国并不一致，国民党来台以后，由此着重镇压左派和统派。没想到，国民党主动拔除了偏统的党外领导人，却造成党外民主运动被偏向台湾独立方向的领袖人物所掌握，形成党外与民进党更往台湾独立方向发展。这也造成后来台湾社会愈趋反中的结果。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进行表决，台湾代表黄顺兴起立表示反对并退出会场。（摘自新浪网）

关于黄顺兴（1923－2002），台湾党外人士普遍认为其与余登发为「统派」。笔者适自《中华杂志》创办人胡秋原先生公子胡卜凯兄处借得两卷《中华杂志》合订本，其中民国67年（1978）六月号上，正好有黄顺兴先生的一篇文章〈日帝犯台罪史缩写〉，其中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先用强大的武力攻占台湾，再派大批警察，名为维持治安，实际是监视台胞的一举一动，又兼当帝国主义资本家压榨的保镳。随后，一批又一批的帝国主义先锋队即接踵涌到台湾各地，广设制糖工厂，强迫种蔗，供其制糖运回本国或销售外国谋利。因此，从事农业占绝大多数的台民，其所遭受的剥削也最大最残酷。除了殖民经济的剥削，日帝政府于太平洋战争时期，更进一步广泛征用台民青年送往南洋占领区，充当伕役供其酷使。据统计，被征人数达40万人以上（在本岛内工作者不算），伤亡人数约占一半。」

黄顺兴在文章结尾处署名「写于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于溪州猪舍。」可见黄顺兴对于日本据台、治台，并没有像一些台湾独立人士视日本为「上国」的孺慕之情。黄顺兴一生相当传奇，1943年于南京汪精卫政府服务，同时间应为家父同事，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返台，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黄顺兴遭检举而躲避。

后黄顺兴选为台东县议员、台东县长、立法委员。1975年，黄顺兴的女儿黄妮娜日本留学时前往中国大陆，回台后黄妮娜被国民党当局捕判刑三年。解严后，黄顺兴1986年从美国转至北京定居，次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委，在会中发言耿直，引起许多会议代表以及广大人民的欢迎，黄顺兴并曾建议与改变了中共人大会议中的一些陋规，说明中共的体制并非如外界想像的僵硬。

笔者认为余登发、黄顺兴皆出身台湾，去过中国大陆，了解当年动荡中的中国与台湾中人民的痛苦，此后一生戮力于政治改革事业。笔者建议中共治大国，应有气度与格局，欢迎民进党官员与海内外主张台湾独立人士去中国游览、了解今天大陆的情形与问题，且诚挚接待，若有批评，亦可考虑是否有可以改善空间，如此时间长了，彼此的误会与心结自然大幅降低。近年来，中共当局受少数激烈人物错误影响，甚将民进党上层人物列为「战犯」，反而逼使他们没有退路，致结合台独，声势更大，美国则极为欢迎此一现象，操弄自如。对此，中共应及早改弦易辙。

另外，关于余陈月瑛提到的「戴华光案」，即「人民解放阵线案」，1977年11月5日，警备司令部依调查局资料，以「判乱罪」逮捕旅美华人戴华光以及赖明烈（文化大学助教）、刘国基（辅仁大学研究生）等人。关于本案，促转会有公布资料，笔者将于下期文章中重点叙述。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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