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五）──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7（龙城飞）

《台湾时报》民国75年9月28日第三版，刊出林正杰抗议判决不公，自行要求逮捕。台北法院前大量支持党外群众集结。夏晓华曾经担任《台湾时报》的董事长，夏董事长是作者龙城飞父亲的老朋友，是江南出国时的保证人，是夏铸九、夏林清的父亲，郑村棋的岳父，夏铸九是作者龙城飞的小学学长，夏林清是作者龙城飞的小学学妹。（图：龙城飞提供）

笔者继续讨论「蒋经国放手民进党组党的阳谋」的相关话题。

首先，笔者引用马其顿前演员、新闻记者、《Fokus》周报创办人兼主编尼古拉‧姆拉德诺夫（Nikola Mladenov，1964-2013）的话说：「我们希望人在社会中是自由的，但是他们想要的是一群无骨气的乌合之众，怎么妥协？」

尼古拉所谓的「他们」是谁？他们是掌握权力者与角逐权力者以及权力的追随者，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他们需要盲目的乌合之众的追随，绝对不希望群众中有自由的判断、自由的选择的人出现，尤其是会影响了其他人的看法。这是自古以来所有独裁者、革命家、理想主义者、革新运动者、民主运动者、流亡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清除自由意志，以产生盲信者，巩固其权力，是成功之道。

一、回顾早年《自由中国》与《公论报》的兴起与衰亡

《自由中国》自1949年的出现到1960年结束，代表从大陆来台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者的终结，之后台湾社会进入一个完全威权的体制，和当时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性质接近。而发生灭除异议者群体与话语的时间亦接近（大陆是1957年反右运动）。关于两岸同时段出现类似大规模打击过去盟友的现象，国共历史学者由于长期不能客观研究对方的历史，亦很少有机会做关联与比较性研究，以至长期成为平行线研究，对自己过于研究，对对方其实非常陌生，以至于难以对话。

《自由中国》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1960年9月4日警总藉第《自由中国》23卷第5期殷海光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筹组中国民主党的雷震等人逮捕，《自由中国》被勒令停办。但是《自由中国》也前后维持了11年，相信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已经忍耐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在中共方面是不可想像的。

1949年10月1日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7个星期，《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办。这个时候，大陆上的内战尚未完全结束，海南岛战役在次年1950年3月开始，5月国军撤退，蒋介石在3月1日宣布复职中华民国总统（即「复行视事」）。4年后，1954年5月20日，举行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二次总统选举，由来台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经过两轮投票，代表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中正以1507票比数击败获得48票的中国民主社会党对手徐傅霖，连任第二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获得法理上的解决。

那么中华民国撤到台湾，有没有经过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正式通过？宪法如何诠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领土、人民以及相关权益？中共方面如何回应？此过程非常重要，但是可能至今缺乏客观与两岸观点差异研究，国共双方互骂对方是叛乱团体，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近年来有关「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件事，一些绿营政治人物与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其中「两个中国」的宪法争议、相关国际法以及台湾进入联合国与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等，皆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在国民党方面，仅以九二共识论述模糊应对，笔者认为应该及早进行彻底研究与对话。中共方面，则概视为台独或华独，只要不和中共的一国两制统一，即是错误。

无论如何，就法论法，就理论理，就情论情，大家研究与对话，远好过互骂与武力解决。事实上，中共方面并没有否认可以讨论，前年初习近平主席即希望台湾方面提出统一的「台湾方案」，民进党视为统战，国民党则画地自限，不敢提出自己的计划，笔者认为两岸错过了那次很好的对话机会，而习惯性地又不良地对话起来。

笔者指出，《自由中国》成立于兵荒马乱且群龙无首的台湾，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背景。胡适（1891-1962）担任名誉发行人，更具历史与政治意义。1950年6月25日韩战爆发前，美国政府有意请胡适出来领导海外与台湾流亡的中国政、军势力，遭胡适拒绝。韩战以后，美国转而支持蒋介石。因此，虽然《自由中国》的起始明确支持中华民国，但是《自由中国》是否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在台湾的重掌权力？《自由中国》要怎么做才能稳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局以及寻求达到未来的目标？当时陈诚在台主政，支持蒋介石，《自由中国》不可能实际掌握政治权力，惟一的可能是有见于大陆的失败，提出诚挚的建言。而之后《自由中国》主持者更进一步，希望组建一个正常的反对党（或称为在野党），由此惹祸上身。

在大陆时期，对国民党来说，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与在野党，而是一个意欲与国民党分庭抗礼、枕戈待旦准备内战的陕北边区政权。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施行的是军政时期的训政，或说训政时期的军政，不容许反对党的出现，而以国民参政会统合各党派主张，但是并无执行会议决议的规范。日后中共成立人民政协仍缺乏法理位阶，皆成为执政党工具，以此压制与笼络反对党的思维与手段。

中国近代一直没有正常的反对党与在野党出现，直到民进党执政，可以说开始有了明确意义的反对党与在野党。但是深蓝族群严重排斥民进党，深绿族群严重排斥国民党，使得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党政治无法稳定与健康地发展，每日争吵不休。笔者申述此事，在于《自由中国》的成立与毁灭皆由于鼓吹反对党而起。而以大陆人士为主的《自由中国》被国民党逮捕停刊，以台籍人士李万居为主的《公论报》，其中重要人士不是被警告就是被拘禁，1961年转卖给联合报系而消失。

随后，台湾社会中的异议与反对力量多来自于本土与台湾独立者，这是笔者欲指出的，台湾独立势力的兴起，和国民党打击具有中国意识与民主政治主张的《自由中国》和《公论报》，有逻辑上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不是国民党的本意，但是国民党本身的言行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催生者。

等到1986年蒋经国总统准备开放党禁时，反对党主要就是台湾本土与独立运动的化身，具有中国意识的反对党不存在有任何社会基础。笔者大学数学系学长葛博士父亲是民社党领袖之一，我们还是大学生时，葛学长曾告诉笔者，当民社党开重要会议，常有国民党特务出现捣乱会场。这件事经过了40多年，笔者心中仍难以置信为何当时国民党需要这样做？

（图：龙城飞提供）

由《自由中国》的创刊号，时间是1949年11月20日，登记地址是台北市金山街一巷2号，应该是在现在的和平东路的师大图书馆与金山南路附近。创刊号上4位主要的作者是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首页的〈「自由中国」的宗旨〉由胡适署名，笔者抄录如下：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之后的〈发刊词〉以及胡适写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傅斯年写的〈自由与平等〉、雷震写的〈独裁，残暴，违背人性的共产党〉、殷海光写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是创刊号中主要的文章。傅斯年（1896-1950）当时是台湾大学校长，次年因病过世，雷震（1897-1979）之前是国民大会副秘书长，当时是国大代表，殷海光（1919-1969）之前是《中央日报》主笔、当时是台湾大学讲师。

殷海光后来遭国民党不准教书、不准出国，他的学生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王晓波等和国民党的关系皆远，且多遭压抑。现在在青田街古书店「蠹行」的门上，仍写着殷海光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没有饿死已算万幸。」笔者在师大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常常经过此处，就看之许久，沉思不语。「蠹行」已经关门，令人怀念。

殷海光手写稿（图：龙城飞提供）

次年1950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2卷第7期上，雷震发表〈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确保〉，其中说：「反对党的自由，换一句话讲，反对党有组织、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的总统地位刚刚确定，雷震仍受蒋之信任，但是笔者认为雷震当时的观念已经和过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以稳固与建设国家的思想有所不同，他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必须有正常与健康的反对党，国家和政府才不会滥权，贻祸人民。这应该是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经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惨败后的反思吧！

关于《公论报》，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笔者下次再说。此处，笔者引用薛化元教授编纂《「公论报」言论目录暨索引》的资料，在1960年9月雷震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以后，《公论报》在1960年10月19-21日连续由张希为发表3篇〈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文章，10月28日刊载许一君的〈雷震是不是民主反共的斗士〉，可以看出《公论报》公开声援雷震的情形。次年1961年《公论报》即遭转卖。

二、由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看民进党组党前党外抗争的情形

★1986年9月12日，某君因诽谤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徒刑，肆意攻击司法，举行街头群众活动，其原意在使政府拘捕他，以制造更大暴动，政府为免上其当，决心忍让，故警察在处理时忍辱负重，且有负伤者。今日总统召见余，嘱转告罗张慰勉警察。

9月20日，上午就国家安全法，与中央党部马秘书长交换意见，获得一致看法：

一、法定治安机关掌理国家安全业务。

二、现役军人不论犯何法一律军法审判。

三、叛乱与间谍案一般人民若由军法审判，不得上诉最高法院，否则可由司法审理。

四、其他有关文化、电信审检，由各主管机关成立机构编配警总执行。

五、校园安定透过校规及其他法令维护，在安全法中不必明订，以免反增加知识分子反感。

六、安全法在充分表现民主国家形象，而可透过分散的法律使警总仍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

9月21日，某君因诽谤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徒刑，肆意攻击司法，举行街头群众活动，其原意在使政府拘捕他，以制造更大暴动，政府为免上其当，决心忍让，故警察在处理时忍辱负重，且有负伤者

9月23日，台大某教授声援某君，为其坐监饯行，并与台大11教授共同谈话，为《青年日报》、《台湾日报》及社会舆论所指责，这位教授于昨日《自立晚报》以〈狂风暴雨之后的说明〉提出辩解，但文字内容可谓心虚矛盾，今日《台湾日报》的反驳至为有力。

9月28日，阅报知某君昨日赴台北地院报到服刑，带同基本徒众数十人大闹地方法院一天，竟谓和平占领法院，公然在法院内张贴反动标语，政府以冷静态度处理。★

回顾郝柏村日记1986年5月19日记载：「无党籍偏激分子以抗议38年举行所谓绿色行动，警总依预定计划，今日封锁龙山寺，使聚于寺内反政府分子不得上街游行。」笔者参考柏杨策划编辑的《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大事写真》，第157页，其中说1986年5月19日：「绿色行动抗争，郑南榕及党外公证会人士在龙山寺静坐12小时，要求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9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蒋经国主席说：「现在的政治情势必将取消戒严令，故有拟定国家安全法以取代之意。法务部拟案中，一切有关安全维护执行是由警察机关为之，似此警备总部无法插手，故特指示法制司，以治安机关取代警察机关而维警备体制，警察自然包括在治安机关内。」

所谓「以治安机关取代警察机关而维警备体制」，9月20日，郝柏村就国家安全法与中央党部马秘书长交换意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警备总部仍然续存。笔者认为解严时，警备总部即应停止运作。至于说「有关文化、电信审检，由各主管机关成立机构编配警总执行」，更为奇怪，似乎换汤不换药。笔者记得1980年左右，笔者由美返台探亲，曾经去华视探访朋友，一进门，即见警备总部办公室在右侧入口，非常瞩目且令人紧张。可见文化、电信审检是如何公开地进行，一般老百姓习以为常。

关于「某君因诽谤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二年半徒刑（应为一年半徒刑，笔者注），肆意攻击司法，举行街头群众活动」，应为林正杰。《二十世纪台湾民主大事写真》，第158页，其中说1986年9月3日：「前台北市议员林正杰被控选举诽谤，判刑1年6个月，林正杰上街头抗议司法不公。」笔者查看网路，林正杰不满判决结果，准备「为司法送终，向市民告别」的声明书和一只象征「送终」的钟走出法庭，并突破警察封锁，发起十二天街头狂飙，在全台各地的街头，以未预告不定点的沿街游行方式「向市民告别」。

9月27日，林正杰在党外人士陪同下入狱。9月29日《自立晚报》第二版刊出标题〈处理林正杰要求逮捕事，检方深恐节外生枝，协商后始执行拘提〉，内文说：「台北市议员林正杰走到博爱路的台北法院门口时，因检察官不愿意立即拘提，以致从中午僵持到晚上8时15分，经过数度协调，才执行拘提。」此事是否显示出该检察官对于该案的看法，或系必须和有关上层协议合法性问题，我们不易得知，但是已经看出当时政府对于处理此类事件的犹豫态度，避免造成社会不佳观感。1988年林正杰出狱。

1986年10月5日，《台湾日报》第二版刊出〈诽谤案之省思-检讨林正杰案所留下的两个问题〉，其中说：「被告认判决不公，放弃上诉以示抗议，全案因而定谳。有11位名教授提出意见，对大法官会议解释使地方议员之言论免责权『残缺不全』。立委黄正安亦基于类似见解，建议大法官会议对于地方议员言论免责权作更明确之解释。」有关此案，当时司法是否偏向国民党，事隔30年，我们难以判定，亦无须在此进行调查。但是有关地方议员言论免责权的问题被强调出来，说明之前这样的问题不多。

民进党组党前后，党外领袖人物与民意代表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压制，心理难免不平，对于政府与国民党籍立委与地方民意代表之批评不免激动。因此，在此情况下，究如何规范言论，是台湾政治逐渐往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三、初步的小结

1986年，确如郝柏村《八年参谋总长日记》中5月19日记载：「明日为总统连任就职二周年，两年来可谓风浪一波接一波，但总统凭其无我无私、奉献牺牲、不忧不惧、坚决坚定而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我们回头看，1978年底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9年底美丽岛事件，1980年林义雄事件，1981年陈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事件，1985年我政府配合美国政府调查江南案。

至1986年，党外的抗争日益升高，此时的国民党与政府已不能承受再度发生大规模抗争事件，由于不断的命案，台湾的国内国际威信大幅降低，而且民心浮动，如果再以高压手段镇暴，不是不可能发生第二次全岛的二二八事件。由此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处于挨打与防御态势，经国先生不得不百般忍耐，而解严也势在必行。

至于所谓解严，相信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意味着什么？解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更像是台湾人民准备移民到一个不可想像的新世界之中。

笔者认为国民党在1980年代逐步走向民主化，有主客观因素，过程起伏，各式各样的不能预料到的事情都会发生，最后终还是成功地发展出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其中问题很多，令人失望之处甚多，但是要台湾人民再回到过去的国民党一党执政时代，可能最右的深蓝人士与左倾的红统朋友们都未必同意。这个过程，笔者也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大陆的政治、历史学者予以客观的研究，做为自己未来施政的参考。

1979年美国弃我而就中共，中华民国与台湾即面临何去何从的大问题。当时情治单位的核心意识从反共转向灭独，以巩固国民党政权，亦是相当可能的，然而此却严重地打击了原本在经济、科技、教育、环境各方面相对于大陆皆臻于善境的中华民国，反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殒落。后来新兴的民进党，不再关注于中国的发展，只着眼于台湾一隅，甚至由于反共而反中。

这样的结果，和1949年底，中华民国处于风雨飘摇几乎亡国时，《自由中国》的创办人和主要参与者如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以及许多青年党、民社党的领袖人物所思考「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是反向而行的。

中华民国今后在历史上的走向，将深刻影响整个中国的发展。笔者如同千千万爱护中华民国的同胞们，十分地关注与祝福。《圣经》〈以赛亚书〉42章第3、4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是为启示。

此次，解读郝柏村日记至9月27日，次日即9月28日，党外集结圆山饭店，突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各方震撼，下次讨论。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