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美国与党外的合作关系──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5（龙城飞）

故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与时任AIT台北处长的宋贺德、国民党副秘书长马英九。（取材自丁大卫回忆录）

前排右起林洋港、李元簇，后排右起秦孝仪、郝柏村、钱复。（中时档案照，王兴田摄）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解读郝柏村回忆录之4〉，叙述至1986年3月10日。

1986年大事记（续）

★3月11日，昨日在酒会中遇见返乡美述职回台的宋贺德，谈话要点：一、宋氏回美正值国务院全副精神来处理菲律宾局势，因此他没有很多时间和他们接触。四、宋知道我将在三中全会提军事报告，并问为何不由国防部长报告，我说部长依宪法为文官，军事报告为专业性报告，故而例由军人报告。立法院今日有人质询，提出军人干政危机。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实质台独分子，在全力破坏党和元首的形象后，现在明显将箭头指向军队。

AIT处长宋贺德 Harry E.T. Thayer (1927－2017)，说当时美国务院忙于处理菲律宾马可仕后的局势。令笔者想到今年（2021）8月之阿富汗沦陷于塔利班政权前夕，美国多头马车，国务院（外交）、中央情报局、军方三者未能合作一致，且事权不能统一于白宫的现象，说明美国政府高层管理世界的能力其实颇有问题。美国自拜登上台以来，明确重回美国帝国主义立场，但是世界的改变太大与变动太快，过去的观念和作法已经不能维持，至为明显。

美国自二战中期，即开始扮演管理世界文明秩序，安排世界物资供给，以及提供许多人们安全与发展需要的逃城（shelter）（也就是绿卡）的一个多重性格、没有海外属地的软性帝国。美国的矛盾（paradox）是她既是一个国家，又不只是一个国家。中国如果欲与美国竞争，必须思考在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面向上发展自身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过去多年来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基本就是要和美国的世界主义竞争。然而做为一个国家，中国首先需要的是在自身的政治思想与体制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与其文化中逐步脱颖而出，对内治理具有合理性以及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具有接续性，从而各国各族近悦远来，使用武力仅及国境安全以及周边秩序。

对于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共同富裕」，笔者建议扩大至周边邦国以至全球经济，发展出一个以东方文明为轴心的Common-Wealth体制，与以欧美为轴心的西方文明现代化体制，互相竞争，互相效力。

宋贺德问郝柏村在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军事报告，为何不由国防部长报告，此事关美国何事？真是管太多了。但是，同时立法院中党外立法委员质询，提出「军人干政危机」，让笔者警觉美国AIT与党外（民进党前身）的「合作」关系，为后蒋经国时代铺路。

30多年前，陈映真（1937－2016）告诉笔者，1960年代，美国驻中华美国大使馆中的美国新闻处（美新处）即注意到陈映真的左翼思想与言论，而邀请陈映真至美新处演讲台湾文学。陈映真于1968年7月遭国民党情治单位以组织读书会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名义逮捕，判刑10年。笔者相信美新处不可能出卖陈映真，而是国民党情治单位一方面注意到陈映真的左倾现象，一方面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陈映真的兴趣。

1940年代中期，美国对延安的中共非常期望了解，国民党方面与蒋委员长断然拒绝美方欲与延安的接触，但是并不成功。后来美国政府内部有亲延安分子认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不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国民党是极右政权。

这事情是否对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有关，不能确定，但是国民党来台湾后对于美国政府与学术界中的倾共分子深恶痛绝，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等（这段历史复杂，笔者尚未见到完整的著作与博硕士论文，台湾与美国的相关资料相当丰富）。所以，国民党对于美国政府内部有人刻意拉拢台独与左派的「美式统战」非常敏感，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是政权保卫战，对内部、对美国绝不手软。

近日来，对于甚嚣尘上的促转会问题，一般人不清楚有当年的背景，笔者看一些泛蓝政治和媒体人物尝试和过去的国民党切割，也是一件好事，过去已过，大家理应重头来过。对于转型正义，对于近代中国与台湾、香港以及各少数民族具皆有重大意义，而非仅对国民党「报仇」而已。

至于郝柏村说「唯恐天下不乱的实质台独分子，在全力破坏党和元首的形象后，现在明显将箭头指向军队」，说明郝柏村将当时的党外人士俱认为是台独分子，且对破坏国民党与故总统蒋公的形象，认为是台独分子主要工作，而对于党外人士的民主政治诉求，采取漠视与否定的态度，不认为民主化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社会中必经之途，也就是说，完全不能接受国民党可能下台以及无法想像中华民国将处于何种光景之下。

35年来，这样的看法与情绪在深蓝阵营中仍然牢不可破，可见深蓝族群并不是民进党兴起以后的产物，而是本身就实质性地存在于中华民国与国民党的环境之中，而和反国民党、反中华民国的台湾独立人士处于极端对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结果是台独势力与绿营族群，由于人口的结构以及面临体质愈趋老化、弱化的国民党，而在台湾社会中占有优势。这是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局面。

当然其中一个当时根本看不出来的重大因素，是中共从文革的泥沼中奋发图强，居然否极泰来，转型成功，使得国民党重回大陆复兴之路基本断裂。

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上校的儿子》书中，悲叹外省族群由此陷入历史的断层之中，进退维谷，除非在投共与台独间找到一条新路，整个族群能够跟随蜿蜒而上，寻获生机，不然只有等待时间覆灭。

★3月12日，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六人小组召集人今日集会，6位召集人为黄少谷、俞国华、沈昌焕、林洋港、曹圣芬及余六位常委，黄少谷主持研讨，由周应龙（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提出初稿并说明起草构想，这个文件等于是三中全会的政策说明，从黄少老谈话，很多敏感问题不能不提而不能多说，题为「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研讨会中仅修正若干文字。余对整个内容似有不同看法，但初次进入情况，尚不便发言。

黄少谷（1901－1996）时任司法院长，85岁，俞国华（1914－2000）时任行政院长，72岁，沈昌焕（1913－1998），时任总统府秘书长，73岁，林洋港（1927－2012）时任行政院副院长，59岁，曹圣芬（1914－2003），时任中央通讯社董事长，72岁，加上郝柏村（1919－2020），时任参谋总长，67岁，平均年龄71岁。

相较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胡耀邦（1915－1989），71岁，邓小平（1904－1997），82岁，赵紫阳（1919－2005），67岁，李先念（1909－1992），77岁，陈云（1905－1995），81岁，平均年龄75岁。可以说两岸领导人的岁数都偏高，理论上应降下15岁为宜，平均年龄60岁，国家发展才有新生。老人治国，心态保守自属正常，阻碍了中年人与年轻人的新思维和新作法。

周应龙（1933－1986），53岁，不幸于当年（1986年）10月5日国民党考纪会主任任上心肌梗塞过世。周应龙曾得秦孝仪推荐担任蒋公侍从室秘书达11年之久，之后一直跟随经国先生。笔者对周应龙先生并不了解，但是他长期担任两位蒋先生的秘书工作，其思想与文字偏向保守应属自然之事。

郝柏村对于这将是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政策说明文件：「很多敏感问题不能不提而不能多说，研讨会中仅修正若干文字。」郝柏村对整个内容有不同看法，但不便发言。这说明郝柏村对于党国大政有自己的看法，日后李登辉邀他组阁，郝柏村不可能拒绝。

事实上，国民党长期如此，任何会议中，发言自由讨论情况极少，马英九担任党主席时期亦然。这和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不同。1980年代，中共对于如何走上新路，内外的讨论非常之多，可以说真正地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整个社会自由化的情势几乎到了接近苏联体制崩溃前的情况，以至终于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虽然如此，中共内部对于不同意见，至今仍然是可以讨论的，对外当然是仍然比较僵化。

对于1986年3月29日至31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郝柏村日记中记载很少，事属反常，笔者需进一步了解。有关「承先启后开拓国家光明前途」，其概要为「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的革新」，其中列举亟待革新和解决的问题：「社会治安的再加强、政治风气的再整饬、非常时期措施的再调适、民主宪政的再策进、地方自治的再充实、经济发展的再推进、精神生活品质的再提升、反制中共统战的再强化、国际关系的再开展」等9条。

至于经国先生如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动政治革新，非常重要，留待笔者继续论述。

★3月14日，星期一孝仪兄谈及总统和他谈话，对余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谓为历来最好的参谋总长。余深感自愧，但勉能为总统分劳而已。

秦孝仪（1921－2007），长期为两蒋信任，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经国先生由他转话给郝柏村，肯定其工作，对于郝柏村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郝柏村个性强硬，打他小报告的所在多有。

1990年3月间，李登辉总统考虑由郝柏村接任行政院长，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以为不好，他说「即使是蒋经国在世，对于蒋经国交代的事，郝柏村也未必全数照办。行事风格非常霸气。」（《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页93）

笔者看了哈哈大笑，经国先生当时怎么会不知道郝柏村的脾气？经国先生手下文武百官，基本是乖乖牌，有一两个郝柏村这样的人不是坏事。而且经国先生每天交代那么多事，一些情形前后不一致，是非常可能的。

如果身任最高官员之一，凡事应考虑周全，理智判断，若遇事不知转圜，才是庸才，甚至于害了经国先生，也坏了国家大事。郝柏村能够担任八年总长以及行政院长两年半，和郝柏村的性格与思虑特质有一定关系，他能坚持，也会转圜，而且还可以有成绩，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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