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谁能决定？家属期待「违背病人意愿」医叹：双方都受苦
▲如果家属与病患对「放弃急救」的意愿不一样时，该怎么办？。（图／取自免费图Pixabay）
文／ 穆琳
念医学院时，我们学过许多不同种类的「医病关系」，却从来没学过如何与病人的家属相处，或是更糟糕的情况：当家属的意见与病患的意愿相左时，我们该怎么做。
每当遇到不晓得该如何处理的状况时，我总会问同事的意见，就像这一次。
「如果家属的意见与病患的意愿不一样时，该怎么办？」我刚结束与病人的儿子通的电话，烦恼地问身边年长几岁的同事。
「这种事情最忌讳由你当中间人了。把家属叫过来，让他们面对面地直接讲清楚吧！」
医、病与家属，艰难的三方会面
「首先，很感谢各位今天拨出时间前来。正如我在电话中所说的，今天主要是希望趁所有家人都在此的机会，好好讲解一下治疗计划，以及讨论未来的方向。」
说完开场白，我开始向病人以及她的一儿一女简单地讲解治疗计划，其实也不过就几句话，毕竟也没什么好做的。
接着，便直接切入今日真正的主题。我面无表情，维持飞快的语速继续说下去。
▲身为医师，也很难当中间人给予直接的意见。（图／取自免费图Pixabay）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治疗方向了。另外，今天也有一个话题是我想提出的，正如我之前说过，张女士这个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可能会恶化得非常快，导致有生命危险，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必须面临要不要抢救、要不要做心肺复苏术的抉择。我了解这个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考虑，我们也不必急于在今天达成共识，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也听听其他人怎么想。张女士，既然你是当事人，我想在这里，你应该是第一个讲话的人。」
「我不想要插管，也不想做心肺复苏术。」病床上的张女士言简意赅，决绝异常，并没有受我前面那一长串意图缓和气氛的废话感染。
大概是察觉到气氛变得太僵，她把手一扬，又补充一句：「身后事我都交代好了。」
她的补充如同小石子落入无底洞窟，毫无回音，无力搅动一池死水。
「嗯，那我也来说说我身为医生的看法吧。」趁姊弟二人此刻还发着愣，做不了反应，我赶紧先发制人，打算将场上的比数变成二比零，就此拍板定案。「我也认同张女士的决定，因为她的病情是不可逆转的，而心肺复苏术……」我机械性地背诵出自己常用的标准台词，同时以眼角余光观察儿子的反应。他仍旧面无表情。
说完自己的看法后，我没有再出声，只是低头专注地盯着手上的病历，开始发呆。
过了大概一分钟，又或许是几秒吧，姊姊问我：「可是，妈妈未必会恶化得那么快，不是吗？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吗？」
▲无论病情恶化快慢，生死到来的那一天迟早要面对。（图／取自免费图库Pixabay）
我抬头望向她，说：「你们当然可以再想一想，但这跟她的病情恶化程度多快并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趁着现在大家都在，有个结论，你母亲也会比较安心。」
又是一阵沉默。
姊姊没有再看我，她求助的眼神射向弟弟，「妈妈说她不想……」我也追随她的视线，一同望向儿子。
过了好久，好久，我才看见原本面无表情的儿子带着苦笑，说：「既然，这是她，在清醒，的时候，这样说的，那么，我也只能……」我无法忽视他在每个停顿间的深呼吸，直至最后一个停顿变成句点，他把双手一摊，示意他要讲的都讲完了。
会谈的最后，我如同打圆场般补上一句：「张女士，我了解你不愿意接受插管，但是你愿意使用正压呼吸器吗？正压呼吸器也会造成一定的不适，可是侵入性较低。」
病人犹疑了一下，说：「好吧。」
无声的共识
那时涌上心头的歉意，连带地让我想起自己有多么言不由衷：开场白是如此冠冕堂皇，伪装成让众人分享心情、不必达成结论的沟通环节，实际上目的只有一个，而且我最后也成功了。
当我告诉我的病人，她的子女即将前来，我们将共同讨论治疗方案，而她答「好」时，我便知道我俩已借着潜台词达成无声的共识，结成了秘密同盟。这是一场鸿门宴，她有自主意愿，我有专业判断，一切都已准备好，只待子女赴会，他们不会有反对的权力。
我的任务成功时，我心想：这个男人，真的，快要哭了，因为他的母亲要死了。
身为孩子，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不过就是我打电话告知他：「你的母亲不希望接受心肺复苏术。」而他答：「我知道做心肺复苏术很辛苦，不到最后一步，我也希望你们别做。但如果你们看着她不行了，你们也没理由不做任何事情吧？」
▲医疗人员争取多一些时间，让家属看病患最后一面。（图／取自免费图库Pixabay）
其实他一直知道的，从三年前母亲发病时，他就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但是我硬要将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放到他面前。我猜他知晓关于死亡的一切，只是情愿让死亡继续当一个遥远又模糊的幻影，而不是如此真切地听见母亲接受自己将死，还早已做好准备的宣告。
突然，病情恶化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某天，张女士的病情急剧恶化。她的情况原已严重到不得不长期使用纯氧气面罩，但那天即使戴上纯氧气面罩，血氧浓度仍旧跌个不停。她的子女都不在，护理师问我：「要不要帮她戴正压呼吸器？」
「我先打个电话给儿子吧。」我犹豫了一下，说。
我打电话给儿子，告知他母亲的情况转差，他说他会尽快赶到。接着我走回床边，迟疑了一下后说：「帮她戴正压呼吸器吧！争取时间，让儿女见她最后一面。」
我弯下腰，想到这个病人待在这里那么久，现在是真的快要死了，鼻腔不由得一阵发酸，便拍拍她的头，在她左耳边喃喃道：「一直以来，你都很努力了，现在儿子和女儿都正在过来啰，你再等等。」
后来事情的演变令我更想哭。
戴上正压呼吸器后，她的血氧浓度急剧上升，又撑了好些天。那天，护理师问我：「她不断说她想死，你可以做些什么帮她吗？」我几乎反射性地交抱起双手，说：「可是我们没有安乐死的法律啊！」我用了防御性语气，不知道想防御什么。
隔天，她死了，虽然不算太安乐。
▲临终的过程，是一条彼此受苦与充满不舍的路。（图／翻摄自免费图库pixabay）
在她临终时，我见到她的子女在床边一路相伴，边陪边掉泪。我们所有人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子女没有在她心跳停止后，要求我们做心肺复苏术；我帮病人让子女同意遵守她的意愿，并用了一些手段使她活到让子女见最后一面──或许用得太过了；病人也没有拒绝我给她的正压面罩，尽管那还是挺辛苦的。
没有人背弃自己的诺言，结果该受的罪和该掉的眼泪还是没有变少，世事真是没有道理。
身体是病人自己的
后来，我再也不肯折衷，立场变得愈发强硬。当病人的状况太差时，我直接便对着家属说：「他的情况实在不好，正压呼吸器同样具有侵入性，而且会延长他的痛苦，我们不建议使用。」连会赋予他们最后一点点希望的选项都要夺走。然而，病人的身体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不该用作换取家人一时安心的筹码。
我愈来愈了解到，医学院只教「医病关系」，不教「医师与家属的关系」，是因为医师负责的对象只有病人，而且也应该只有病人。但我对那个儿子依旧抱着歉意──为着我逼他得在面对事实前，多面对一遍事实的预演；逼他在为现实伤心前，预先为尚未发生的现实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