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的实践与困境──看近代传播洪流（四）

胡适1922年5月7日作〈努力歌〉，乃《努力周报》发刊词。此为他人代抄，标题及文末日期则为胡适笔迹。（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提供）

进步运动领袖写文章，多刊登在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于1913年所创立的《新共和》（New Republic）。胡适留美期间最醉心于《新共和》，回国以后更积极仿效它的风格办同人杂志，对国事发表各种主张。他在《努力周报》宣传「好政府主义」，不就是进步运动的中国版？话说杜威思想主导「胡适派」的自由主义，特别在实践哲学、科学方法和实验教育方面，但他对中国报刊的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杜威不以报刊实践闻名，他的旅俄印象在《新共和》发表；杜威反对精英政治，但他提倡的「大众民主」在封闭而分裂的中国根本是空中楼阁，毫无实现的机会。胡适回国以后办刊物，还得结合美英派的知识精英，其精神、路线与风格显然受到杜威论争对手李普曼的启发。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问道：密苏里新闻教育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各大学，为什么势如破竹，完全没有遭遇抗拒？盖密苏里新闻教育（新闻道德）蕴藏进步运动的基本价值，符合中国知识界领袖（例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范式转移自然水到渠成。

除了美国进步运动的知识领袖，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亲睹苏俄革命，前后立场发生变化，也刻画了自由主义者左右摇摆的窘境。1917年苏维埃革命成功，三年后（1920）罗素即实地往访考察，时间上比胡适早六年，比杜威早八年。罗素原先在纽约的《解放者》（Liberator）杂志撰文赞成这个革命，但身历其境以后却改变初衷。他说，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太好了，好到简直可以不择手段，以致残暴统治，剥夺自由，在所不惜，宣传如宗教狂热，人民生活却贫困不堪，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罗素于1920年秋结束苏俄之行，直接到中国访问，盘桓了一整年，与杜威分别发表一系列哲学演讲。罗素初抵华时，警告中国应该采取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谨防帝国主义的干预。不料数月后他在告别演说时转了个大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俄式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到实业和教育达到英美的程度，再回头铲除资本的流毒，此外别无他途。如前所述，自由主义大师曾经左右摇摆，罗素对胡适说苏联的dictatorship最适用于俄国和中国，因为在这样的农业国家之中，若采用民治，必闹得稀糟，爱自由的人只好牺牲一点，胡适谓「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

胡适与《努力周报》

民国报业和报人走进史学研究的视界，规模初具，不仅在华人地区，即在海外的英文著作也累积了可观的成果。《报人报国》除了提供宏观分析，也包含意义深远的个案研究。质言之，这些个案分属四个主题：（一）以胡适、成舍我和陈冷做报人的经验为例，见微知着，以折射他们争取新闻自由的实践与困境。（二）王芸生、萧乾、陆铿和刘宾雁等人，遇到时代剧变，政权动荡，个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每个关头都必须做出痛苦的抉择，以致人生转折多变，更具体而微地刻画新闻人的代价。（三）留美的自由派报人抗战期间出任官员，其负责检查外国记者在华报导的心路历程和理据。（四）另一个异常的延安革命党报模式。先此简介胡适、成舍我和陈冷的个案，其他且留后再叙。

五四运动以后，中共诞生，国民党改组，军阀跟官僚政客争权夺利，报纸党同伐异；南北对立，日趋紧张；战乱频仍，政治无望，自由主义极难生存。胡适于1917年回国，宣布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在中国你不碰政治，政治会来惹你。他只好破戒，于1922年5月创办《努力周报》，仅一年六个月而寿终。胡适宣布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舆论家，只问是非，不论党派，「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

不愿卷入政治漩涡

《文人论政》许多篇章以胡适为主，特别是《独立评论》（1932─1937）那一段。在《报人报国》，潘光哲教授再续前作，对于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做了生动的分析，折射自由主义在中国如何遭受左右夹攻。胡适在美国求学就有开风气之志，深受《新共和》的影响。胡适论政，不愿卷入实际政治的漩涡，他要做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他认为，主义不能包医百病，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而提倡一点一滴的温和渐进改良。他提倡「好政府」，消极上防止营私舞弊、贪官污吏，积极上替社会全体谋求充分的福利，容纳个人的自由。这是个立宪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胡适的「好政府」脱胎于进步运动。他呼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显然也源自实践主义。胡适提出「公」的理想-讲公道话，做公正人，这种「低调民主」碰到「高调革命」，自然就窘态毕露了。右派有邵力子的《民国日报》攻击他，左派有张国焘的中共机关报《先驱》攻击他，张申府、周恩来也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批评胡适妥协。当时还有别人（如成舍我、陈冷）鼓吹说「公道话」，所见与胡适略同。政治激情，导致言论白热争锋，反映当时政治界和思想界的现实，本来是应有之义，然当社会共识薄弱时，不知道说「公道话」的基础和标准何在?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