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余纪忠被状告蒋经国 说美洲中时「为匪张目」(我与美洲中时之十二)

余纪忠开办美洲中时,本意从来不在扮演国民党的「海外文化队伍」。(图/作者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周天瑞/曾任中国时报政治组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环球电视总监、新新闻董事长、中央电台董事长。 在《美洲中时》停刊后,于1987年返国共创「新新闻」,他始终是影响「新新闻」的关键人物。他的每个阶段都充满「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故事,备受媒体敬重。

前后半个月的奥运赛事很快过去,奥运之后,我即刻回到台湾,倒不是因为想急于打探风声,而是因为签证逾期,不得不回台补办签证。

很多人不知道,奥运期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移民,随时冒着因非法居留而遭逮捕的风险。奥运前当我发现这个问题时,余先生宁可我逾期居留也不许我遽离职守,嘱我以奥运新闻为重,在奥运结束后方得返台。

时候回到台北,一切出奇地平静,毕竟相距遥远,还没有几个人知道天底下有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奥运报导。台湾报纸的奥运新闻,果然缩手缩脚,显得行事猥琐,毫不称头。我很低调,没有四处张扬,祇在时报老同事面前现现宝,当我把带去的报纸摊开在他们面前时,个个惊叹欣羡不已。那时候在台湾,他们是完全不能这么做的;而美洲中时这样的编报,则是每个新闻人的梦想。

外界还不知情,但是,完全知情的余先生则称许有加,他对美洲中时终于上了轨道非常满意,尤其赞赏奥运新闻的处理,在与我所有的谈话中没有显露丝毫担心。以下姑且说一段故事来反映他的好心情

有一天余先生约我去家里用早餐,聊到九点多,要我陪他去高尔夫球场走走。出得门来,天空飘着细雨,便改变主意说:走,我们到北投温泉去!

有没有听错?要我去跟他老人家泡温泉?难不成我们要一起洗澡?

没有错,就这样搭着他的座车直上北投,进了「吟松阁」,这是起自1934年的一处日式温泉旅馆,远近驰名(已在2014年歇业)。余先生说,他常与家人来此休憩。

我独自待在屋里,没见屋里有池子,不知道该干嘛。不久,余先生喊我,我循声见他已泡在一个中型池子里,他说:「你也下来呀。」

原来他真要我与他一起洗澡,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非常不自在地听命入池。泡完温泉,进到房里,他已约了两位盲眼按摩师,他让其中最好的那位帮我按摩。

之后,他又带我到中山北路刚开业的老爷大酒店吃大餐,吃完大餐后再送我回旅馆,才结束了这天从早餐到午餐六个多小时的相处。自始至终他都显得非常开心。

关系最接近之时

那是余先生和我关系最接近的时候,过去在筹备期间,有一回召我从匹兹堡到纽约聚晤,曾同寝一室,相谈竟夜。这回关系发展到「袒裎相见」的程度,真不可思议。

两个年龄相差38岁的一老一少谈时局,聊公事,也话家常,具体谈了什么,已不复记忆。唯有一事印象深刻,他问我对他的几个孩子有什么看法?我不知何来此问,很不好回答。如我所说,我不惯对我没有考评权的人向老板说长道短,此时我依旧不想破例。还好,突然间灵光闪过,悠然答曰:「我觉得他们各有其妙。」

我自觉答得巧妙,没有不答但也没具体答,细细体会似乎还有那么点意在言外。余先生或许听得出来,但没有追问。他没有追问,是因为不想知道,还是不想为难我?不知。但非常明显,那是我所见美洲中时开办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半日聚?当时没想太多,大概这是老先生一种别出心裁的「犒赏」吧?我至今没告诉过谁。现在写在这里,不是自吹自得,祇是留着和后来的反差做个对比,他此时与后来流露的矛盾心理很是匪夷所思。

8月24日我返回纽约,9月5日,接到余先生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余先生在电话另一端说,今天的国民党中常会上,中央日报曹圣芬董事长首先开砲,联合报王惕吾董事长接着呼应,直指美洲中时的奥运新闻罔顾党国立场,「为匪张目」,要党中央密切注意。

这个讯息显示,党营的中央日报和民营的联合报联手打击另一家民营的中国时报。也就是说,余纪忠被曹圣芬、王惕吾状告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说:美洲中时「为匪张目」!

王惕吾和余纪忠是台湾两大民营报业霸主,因长年的竞争和利益冲突,演变到不相往来、王不见王的地步。台北政治、文化圈有一句流行语刻划他们的关系最是传神:「要余老板和王老板和好,比国共和谈还难!」的确,在他俩弃世前,起码有三十年没说过话、没打过交道,这两位倔强的老人真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

王惕吾也是世界日报的老板,两个仇人的战争从台湾打到美国,本来世界日报在海外华人报界已稳居首席,但自从美洲中时尾随而至,便备受威胁,光景大不如前,奥运以后尤其招架不住。我们绝不能说王惕老在常会公报私仇,我们必须十二万分恭敬地说,曹、王两位报老板纯粹因为忠党爱国,心所谓危,故而不得不向主子剀切进言。

邀请报老板「入常」,且不以党的机关报为限,连最大的两家民营报也一并吸收,是蒋经国在1979年底的创举和杰作,乃一咄咄怪事。当时我是台北中国时报的采访主任,很不以为然,曾傻乎乎地劝余先生回避,他也一度犹豫,但终究身不由己,还是为党「捐了躯」,入了常会。现在,同侪刀箭齐发,挥向他来!

他在电话中说,他的心情很沉重,为了党国利益努力一生,想不到竟受到这样的污蔑,很痛心。但转而告诉我,我们做得没有错,要我在第一线不要受影响,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

我听后颇受感动,即向他说,需不需要我即刻回台帮他分担一些向有关方面的说明?他说,暂不需要,他来处理,要我好好工作。

放下电话,我暂且没有声张,继续当天的发稿编报。到了半夜两三点,也即是几个小时后,他亲笔写了一信电传而来,内容如下:

天瑞:这几天,中央日报的「赤色陷阱」刊出后,大华晚报更是公开要求「肃奸防谍」,这样的血口喷人,你身当其境必定感慨万千。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们,必须冷静沉着,坚持立场,万不可情绪化,也不可灰心丧志。他们的目的在打倒我们,他们的手段是乘间蹈隙,挑拨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就希望不断刺激我们的情绪,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

因此我们要深深记得,对付冷酷的时代祇有坚持一贯的主张 : 爱自由,爱民主,爱国家,为国为民,无私无欲,始终不渝的,践行我们的信念,时日之来,必能给海内外国人看透许多阴暗卑劣的用心,和我们清白的操守与坚贞的志向。

投身党国已达半世纪之久,创办中国时报,亦达三十四年,日夜殚心,鞠躬尽瘁,乃逢此横逆,夫复何言!然而中夜醒来,偶一想及人生之困顿挫折,之多之繁,如我所经者,亦属无多。惟其艰困重来,压力横生,我必须有勇气,有定力,才能与邪魔抗衡;必须有骨,有血,万斤压力打不破我的信守决心,才能不愧一生。

天瑞、启成、建新,你们都是时代中的优秀青年,你们都有我的爱,我的信任和期望。希望体念我今日执笔写信时的心情,自己坚强起来,有勇气的踏上人生奋斗的道路

这是一封至为沉痛的信!信里一开头说的,即刻在我脑海里浮出一个景象。

1977年台湾发生过一场乡土文学论战,党国文化队伍围剿与党国文宣政策走不到一起的文学作家,一开始吹起这个号角的,便是彭歌、余光中分别在联合报发表的方块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以及「狼来了」。

事隔七年,如出一辙,又是两篇方块文章:「赤色陷阱」、「肃奸防谍」,既血口喷人地认定美洲中时「掉进红色的陷阱」,并极尽追杀能事地要求进行整肃,虽出自不知名姓的帮闲文人,但继之以两大报老板在中央常会大力陈辞,莫非要开展另一次的文化大杀戮吗?

1977年的目标是中国时报,这次的目标还是中国时报。当时是人间副刋,迫使人间大改组;这次明显冲着美洲中时而来,指的是奥运新闻,谁知道是否会演变为对美洲中时甚至对台北中时总清算!这是余纪忠心中深沉的忧虑与浩叹。

事情是不是会发展到那一步不知道,但在这个已是极度困顿的时刻,余先生倒是展现了一个报人不屈不挠的心志。他确实表达了对信念的坚持,也确实表现了对美洲中时一切的承担,对我、对同仁无一字之指责,反而显露着有如慷慨悲歌、临终托付一般的壮烈情怀。

西哲苏格拉底受死前嘱咐学生说:「今后你们要像以前一样,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余先生在信中交代他的两个儿子与我:「坚强起来,有勇气的踏上人生奋斗的道路。」简约而言,「坚持信念,勇敢前行」,就是他所认为「最善的方式」,也是他一生最有价值、最正确的选择。

这封信也充分剖白了他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念及此,纵使听到对他再多的批评,纵使对他有万般的不能谅解,我终无法选择与他决裂,并常怀着发自内心的愧疚。

他并没有召我回台,但我给他写了一份参考材料,足足有四千字之多,详细叙述了奥运新闻的背景和处理实例。间隔了一个星期,9月19日,他向常会提了报告,述说了他的办报心情,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误传,说明了奥运新闻的处理原则…。

这自然是一次有准备的报告,他或许希望蒋经国听完之后,给他一些类似慰勉的话语,以解开心头的郁结。不过,他失望了,蒋经国尽管没有随着曹、王的音乐起舞,却原则性地指示文宣部门今后对于「海外文化队伍」要有所关切,甚至要有所整理。美洲中时什么时候成了国民党的「海外文化队伍」?余纪忠的心情更加不平静了。

余先生一生追随国民党,内心不会不愿做国民党的「文化队伍」,为党所用,否则怎么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报人之身去当什么中常委呢?但出钱出力,走南闯北,总还有个更高远的想法,若祇被收纳在队伍里,小有定见,便不由分说遭人编派、玷污,那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不堪!

蒋经国指示文宣单位「整理海外文化队伍」,虽然是表达对海外文宣的重视,也是泛指党政机构的各种力量,固不能解释为特指美洲中时,但听在余的耳朵里,他感觉得到,这位他唯一在意的人对他是有意见的。这个感觉会使他产生情绪,甚至会影响他的判断和决定,也极可能是后来他关报的种因

而我也看明白了,台北那个小朝廷里果然没有嵚奇磊落、胸怀恢弘之辈,恐怕终究要自䧟漩涡而无法自拔。

还没等到有机会和余先生为此交流心情,9月25日晚上十点,余先生突然出现在纽约编辑部。屋漏偏逢连夜雨,社论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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