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余家对「时报化」不够深的人依然心存顾虑（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之八）
▲余先生原本打算在奥运过后，九月一日派周天瑞接任总编辑，但到了美国经实地感受，觉得事不宜迟，决定提前。（图／作者周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周天瑞／曾任中国时报政治组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环球电视总监、新新闻董事长、中央电台董事长。 在《美洲中时》停刊后，于1987年返国共创「新新闻」，他始终是影响「新新闻」的关键人物。他的每个阶段都充满「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故事，备受媒体敬重。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心情那么不好？一定有人会说，因为我没有当上总编辑，心里憋屈。
世事多变，我在洛杉矶只待了四个月。
四个月的洛城岁月，我安安份份地办着地方报。我说过，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份只有美西华人地方新闻内容的报纸，一样可以办得精彩。我曾经夸口，即便余先生要我去非洲办报，我也办给他看！
这表示，我是一个爱报纸的人，一个以任务为导向的人，一个愿意受命余纪忠的人，一个在万般困难中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的人。
四个月的美西经验，我做到了。
我首先把第一落四大张的最后一版，变成美西的头版，因为那是外页，又是彩印，只要手拿报纸，向右一转，首先就映入眼帘，最是抓眼球。以往这个版放的是艺文消息，软软趴趴，题材受限，不可能展显报纸的力度。
既然美西编报，就没有道理把这么好的版面做成了「报屁股」，一定要让它翻转过来，创造封面效果。因此每天选择美西地区与华人利害相关、生活相关、话题相关或兴趣相关这类要紧的新闻，做出份量感，放在这个版位上；同时在标题与编排上也力求活泼明快。使人人争读，拿在手上觉得滚烫。
什么事都还没做，就这么一个观念的改变，马上受到了注意，带来了口碑，同仁们在外走路就有了风。足见华文报纸在编辑概念上进步得还不够，我在美东也曾多次表达，可惜当时的头版总显得老派而死气沉沉，常使我慨叹：这是我们要来办的报纸吗？
供输如鱼得水
采访主任再怎么能干，也只是个稿件输入者，总编辑才是输出者。这两人配合得好，报纸才好看。稿件的供输不良，固令巧妇难为；但输出不佳，便恰似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总编辑要很有本事化腐朽为神奇，或无中生有，创造、激发议题，起码要善用议题。好的总编辑不能没有想法，更不能浪费了别人的好想法。如前所说，我是在方向、题材、内容上很有想法的人，供输不是问题，如今又掌握输出，输入输出完全做主，真有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之感。
接下来为了提供更多服务资讯给读者，特别规划了移民与法律、旅游与娱乐、教育与就业、理财与投资、房地产、购物与消费等六个主题，依同仁的专长做职能分配，按日分由一位同仁集稿、主编，增加了内容的丰富、实用和可看性。这个计划获得报社经费的支持，同仁既加了收入又多了发挥空间，于是人力充分运用，个个士饱马腾。
美西的总经理余启成（大家习惯唤他Frank）与我同庚，是余先生的长公子，因是专业会计师出身，很有财务观念，常被人说很抠门儿。但在我提出的改版花费上，Frank、Rosalind夫妇俩与我合作无间，不觉其抠门儿。洛城时光很感谢有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华人权益和参政的问题，我在美西也持续关注，但是在这里，却对参选爆炸的现象表达不认同，对不具成熟条件的参选表达不支持。后者尤以陈李婉若为然。
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长陈李婉若，是第一位华裔女市长，相当受人瞩目，在出任市长不久后的此时，却想进而角逐联邦众议员。我们尽管乐见华人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却并不主张心浮气躁与迫不及待。我们希望更要思考应该怎么走，应该怎么稳当地走、有效地走，使得已经晚了好几十年的华人参政道路，莫要因为误走寃枉路而再事蹉跎。
陈李婉若听到了这个声音。有一天晚上，她亲自来到编辑部，表示不选了，她说，的确她的实力、声望、准备的程度都不够，问我可否帮他代拟一篇不参选声明。我感觉她虚心真诚，又并不违背新闻原则，乃于下班后提笔挥就。第二天她在记者会中逐字宣读，感性表达了「不是休止符，而是鸣枪起跑」的心情，表示两年后「婉若愿为大家出征，而且愿为大家带回胜利的成果。」「让我们携手并进！」气氛很是感人。
我们成功地消停了一次因华人参选而带来的耗损，让华人参政保留了元气。各方对我们自始至终的处理方式都极为赞许，我也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不虚此行。
南加州的太阳无比温煦，在洛城的工作得心应手，同事相处愉快，业务蒸蒸日上，同业备感压力，各方不吝称道——真是一幅政通人和的好景象。与纽约时期相比，仿佛置身天堂，诚然是，旧事已去无暇顾，祇留故人在念中，唯有好好珍惜当下了。
洛杉矶怎么办？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过不了太久，4月7日，余先生电召旧金山，当天他先和几位常在美国走动的老友有些接触。第二天，在余府的一张小圆桌边，他、Frank、我，我们三个谈着谈着，突然间他一脸端肃凛然下令：「天瑞，你去接下来！」
Frank和我同时「啊？」了出来。他「啊？天瑞一走，洛杉矶怎么办！」我「啊？又要大搬家啦！才不到四个月啊。」
这哪是余先生在意的问题。我看得出来，他这趟来美，充满忧容。老实说，这几个月，以前我不好告诉他的，之后自有人直接间接、主动被动地告诉他了。从他开口说话或谈问题的方式，我就分辨得出他在不在状况内。纽约编辑部里，编译主任黄肇松仍一如过往尽职尽责地从各种报刋上选译好料，但自产新闻与专栏的供输则大不如前，常有缺稿和内容贫乏的状况。这可不是美东地方版，而是事关门面的一、二、三版啊！许多人有了这样的观感：「美西的报纸变得好看了，反倒美东的报纸难看了！」这些都使余先生尴尬地发现，在用人上的确出了问题。他在苦思怎么解决。
后来听说，余先生和几位常来美国穿梭的近（老）臣有过讨论，原本打算在奥运过后，九月一日派我回纽约总部接任总编辑，但到了美国经实地感受，又听了各方反应，觉得事不宜迟，决定提前。余纪忠终于在这个晚上要派出子弟兵接掌军符了，我的这番转进过程，便好似合了他调我西来当时所谓的「深意」，何其折腾！
总编辑换人，必然牵动高层人事，余也似胸有成竹。为了免得对人对己太过尴尬，原则上不开走一个人，他缓缓道出：社长不变，总编辑改调总主笔；至于原来的总主笔，由他亲自情商陈裕清先生移任副董事长并代理董事长。后来我知道，这个安排陈裕老心中始终犯滴咕，以他的修养，不是受不受尊重的问题，乃是他对于余先生的用人有着说不出口的意见。
余先生决定即刻先往纽约进行布署，等他张罗好了再召我东去参与布达，并嘱我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检查身体。他发现我多年来反胃的老毛病还没好，仍不时呼天抢地大肆干呕。
▲周天瑞说，他是一个以任务为导向的人，一个甘愿受命余纪忠的人，一个在万般困难中也要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图／作者周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那个晚上，等我们逐渐回过神来，Frank丢出了一个题目：「爸爸，如果社论有问题的时候，该由总编辑定夺呢？还是总主笔定夺？」
大哉问啊，好个Frank！余先生一时答不上话来，沉默不语。
由此可知，余家对「时报化」不够深的人依然心存顾虑。但如今既要人家让位却又纳入监管，恐遭骂名；但若命我袖手，又因碍于我在场不好说。
我是这个问题唯一在场的当事人，见余先生不语，便打破沉默：「余先生，通常依报社惯例，总主笔主持笔政，总编辑综理编务，各司其职。社论是总主笔的权责，应该由总主笔决定。」
我并不是个爱揽事的人，也不想当「小警总」，况且总主笔又好似是被我「挤走」，此后我不但应多所尊重还该避免形成工作矛盾，社论的事最好不由我决。
如果余不认同我那个说法，他就要在我所说的「惯例」之外，生产出别有规定，且要确切向相关的人说明清楚，以利执行。
但这显然是个合他心意的想法，听我话声一落，当即拍板：「就这么办！」除此没有其他叮嘱，不论这时候还是这以后，都没有其他叮嘱。
从这里明显看得出来，他的确比较缺乏制度性的习惯，等到后来社论出了事，他的反应是，把有党政背景的人推上前来。前后相比，倚轻倚重，各走一端，前面顾到自由派观感，后面又只顾着向保守派交代。充分显示因时制宜、见机行事的人治作风。
挥之不去
我以为我免除了责任，当然没有！在后来的社论事件里，总主笔固然承担了责任，余先生依然对我有看法，我也承受着内疚，只是彼此都没有说出口。在这种体制下，责任不是一种明文而有形的东西，何况在情感道义上，它无形相随，永远挥之不去。
不过我倒是影响了美西总编辑的接任人选。余先生原来还是倾向从外面挖人，经我分析利弊得失后，他终于接受我的建议由卜大中内升，希望借此建立鼓励优秀同仁的制度，使既有的人才不虞埋没，报社得以生生不息，棒棒相接。可惜后来报社关门，一切成空。
其实，要跟余先生谈制度很难，往往在人事问题上再好的制度，他是制定者，更是破坏者。对我们来说，制度带来稳定，便于运行。对他而言，制度带来束缚，影响发挥——权力的发挥、创意的发挥、谋略的发挥，甚至魅力的发挥。
对待人才，他好有一比，有如吃碗内看碗外，时常四处搜寻美食，不大重视相融和搭配。时日一久，矛盾横生，若非人才往外走，就是人才不敢来。这回我成功促成接任人选，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与余先生属意的外人不愿应命前来有关，盖因该员害怕「日后被糟蹋」。当他对我明白道出这个理由的时候，我暗自向他翘起大拇指，忍不住赞他一声「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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