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超然的使命感!做个「有所为而为」的媒体(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之五)

美洲中时是一份「有意识」的报纸,这个「意识」不是指政治上的意识型态,而是「有所为而为」。(图/周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周天瑞/曾任中国时报政治组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环球电视总监、新新闻董事长、中央电台董事长。 在《美洲中时》停刊后,于1987年返国共创「新新闻」,他始终是影响「新新闻」的关键人物。他的每个阶段都充满「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故事,备受媒体敬重。

随着来美者众,日趋多元,在美华人与母国有关的新闻必然会发生。祇要有,找也要找到;祇要找到,就要报导。这一方面,美洲中时更显得神通广大。

最惊天动地的是大陆公费留学王炳章「弃医从运」的新闻。王炳章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正受到左派报纸吹捧,据说竟准备跑到纽约宣告拒绝返国,要在美国成立民运组织,创办「中国之春」期刋,鼓吹民主改革。这件事既富戏剧性,也具震撼性。他将在1982年11月17日下午三点于纽约中城举行记者会

在那个还有中共飞行员驾机投奔自由的年代(90后才告终止),这必是会以头版转三版大篇幅报导的大新闻,我在十月初就获得暗示,几天前辗转获得接近完整的图像。记者会定在下午举行还是应我的要求,以便让我在记者会之前先发台北,如此,当记者会举行的时候,台北的中国时报正要上市并要独家见报了,台北中国时报的读者将可以是最早得知这个消息的人。

意思是,这是我们的大独家,但为免坏了人家的整盘计划,在美国我不能抢先报导,乃必须在记者会之后才能刋登,不管我们登得多完整,以及早了几个小时(我们是凌晨出报,余皆午后出报),也仍与其他华文报纸基本上同步,没多少独家可言。但台美之间有时差,若台北见报的时间正好在记者会之后,便不致影响大局,而台北中时独家领先一天,就如铁板钉钉—搞定了。

由此固可见新闻时效与报际竞争的计较,也可见身在两地为两份报纸顾前顾后心心念念。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新闻取得的过程中,其神秘与保密的程度,犹如一场谍报战,唯恐一个闪失,全盘泡汤。

十月初,一位已来美十几年的老朋友电话给我,在一阵寒喧之后说,不久会有一个大新闻发生。接着就卖起关子来 : 「现在还不能说,等时机成熟再说。」真把人吊足了胃口。

约莫过了一个月,他托我帮他找找这几天的华侨日报(中共侨办出资的报纸)寄给他。我已注意到这几天华侨日报正在连载王炳章的系列报导,谈他如何刻苦祇以两年多时间就取得学位,成为中共公费生拿到博士的第一人。我问他这就是他上次扬言的大事吗?他沉默半晌后说,这不是,但与这篇报导有关,之后又什么都不说了。

其实之前读这些报导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奇怪,既然是中共资助的公费留学,却通篇没有一句恭维中共的话,祇口口声声「祖国」、「人民」。我再仔细读了几遍,并与所谓「大新闻」及老朋友的神秘态度发生联想,自然推想莫非是一桩政治庇护案或投奔自由案?但怎么又左一个「祖国」右一个「人民」呢?研判这件即将发生的事,肯定跟一般的政治庇护不同,应当是一个全新的案例,至于是什么?捉摸不透。

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11月15日,一位相识了几个月的大陆留学生来电话 :「老周,最近会有一件大事发生……,」我打断:「是不是关于王炳章的事?」他含糊其词。

我接着说:「华侨日报的报导我看了,我判断是王炳章的障眼法,他要投奔自由!」

他忍不住脱口而出:「那比这要大得多啦!那岂是王炳章一个人的事?这件事全世界都要震撼,那是十架吴荣根的飞机都比不上的!」

又说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就弄不成了。」说完便再也不肯多讲一句。

第二天他又来了电话,透露王炳章的记者会就在明天。

经我一再追问,他终于告诉了我另外一个角度:「请注意大陆的民主运动。」「啊?他要留在美国搞民主运动?」「不但如此,还有组织,还要办杂志,这是个极有计划的行动,王炳章祇是整个行动中的一个小喽啰。」「杂志的名称叫什么?」「中国之春。」

情急之下我误听为「中国之声」,后来在我独家发台北的稿子上写的是这个名称,是唯一的败笔

为了尊重消息来源,我把提早发台北的想法先向第一个告诉我的人征求同意,哪知他一口拒绝,还说我了解的内容不对,并加了一句:「如果你提早发回台北,这便是我最后一次提供新闻线索给你。」哇噻,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秘密组织

正当我在为如何兼顾私谊与新闻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他来了电,先向我道歉,然后说,刚才与「中国之春」的人在一起,为了不愿使他们知道跟我有联系而怀疑他不守信,不得不那样表示,希望我能谅解。接着他证实了我对消息的了解,并同意我先发台北。之后,我再征得第二个消息提供者的同意。于此,所有该做的工作都告完成。

直到这时候我才解密,分别通告了美台两地的工作伙伴,即刻就已知的讯息发稿台北,并准备出席明天的记者会继续后续的了解。老实说,当报知这个消息并打算在正式宣告前进行预发时,台北曾担心是否会被摆道或临时变卦,幸好都没有发生,祗是多疑多虑了。

神秘而不得不保密的组织是与民主公开透明的原则相抵触的,「中国之春」自有它的难处,而身为代言人的王炳章后来竟成了受争议的人物,不旋踵就使他从神坛上跌了下来。再者,民主运动脱离本国土地是无法立足的,一旦回去就遭逮捕而拘禁,王炳章正是这样,倒也表现了求仁得仁的英雄气慨。

那个时代发生了那样的事,我们在采访和处理这个新闻时,完全没有抱着为哪个政权或哪种政治立场服务的心情,祇在呈现一个客观上发生的事实。

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我从不标榜什么自由主义,毋宁是「该报就报,要报就求真求实」的新闻主义而已,多年后我创办「新新闻」也即是本于这个态度。新闻工作是个让事情弄清楚的工作,让事情弄清楚了,大家好做判断,好做决定。新闻工作者就是工匠,要有工匠精神。而我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则是,穷尽心力,与人为善。

本着这个原则,美洲中时报导了洪哲胜宣告脱离台独联盟,陈述进出独盟的心路历程。报导了红卫兵梁恒犹裔妻子夏竹丽合著「革命之子」,首度以英文著作揭露文革真相。报导了早年回归大陆的台裔教授银汉的生命故事,并帮助他完成了回台探亲的宿愿,且为他争取破例不被冠以「反共义士」之名。报导了田弘茂教授等受邀访问大陆的十一位台籍著名学者与大陆对话的详细内容,尽释群疑。以及报导了各个不同派别、不同立场的台湾人团体如何打破藩离,促成交流。无不是独得之作,且祇是荦荦大者

媒体如何超然

看得出来,美洲中时的采访致力于各方面的突破,敢于接近异议人士,触踫敏感地带,希望为一切的「趋近」做些努力。

任何媒体无论怎么自称超然,都有一个立足点,这不是件羞耻的事。因此我在「我来自哪里?我置身何处?——本报周年纪念谈我们的使命感」文中还这样说:

「我们既不能同意条件并不具备的中国统一,我们亦不追寻前景并无保障的台湾独立,我们唯有寄望已具规模,还能容许自由意志立足的地方,继续展现其丰厚的进步实力,以静待历史的脚步带给它合理的探顾。

「为此,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做海外第三者,我们宁为『开明的当事人』。」

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来自台湾,不因为到了海外就成了「第三者」。在与台湾的关系上,我们依旧是「当事人」,祇是我们要开明,开明,再开明,唯有开明,才能使大家乐于接受。

美洲中时就是这样一份「有意识」的报纸,这个「意识」不是指政治上的意识型态,而是「有所为而为」。创刋一周年,我借着这篇文章表达,我们是一份从台湾来的报纸,有自然而然的情感归属,基于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我们再怎么发挥功能,也不会自外于台湾,俨然成为第三者。而我们也要清楚,如今置身新土,必须落地生根,且要结合各种力量争取华人民权,创造安身立命的生存空间,这是华人的共同利益,不容相互抵销,为此,不能再分什么左中右独。

这是一年来的经验总结,一年来对于要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意念已越发清晰且充满信心,我以接近文青式的笔法发为此文,自认尽符余先生的理念而更具在地感与实践性,经过时在台北的余先生核阅后,几乎一字未改,以由我署名的方式刊出,而非不具名的社论,显著刊登在外页彩色版,非常醒目。等同于,我以副总编辑(此时我已加衔)兼采访主任的身份代表美洲中时发言,我不汗颜,且自觉适格,乃因我一年来的表现已为内外共知。

老实说,这番表达既是对外的承诺,更是对内的提醒。因为很不幸,确乎有人日子过得糊涂,常以海外第三者自居,崇尚虚无。以及,不明白(或不甘于)这就是一份华人报,乃在新闻的选材与配比上往往失衡或举棋不定,跳不出左中右独的惯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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