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之三）

▲周天瑞当时在美国所拍摄的全家福。（图／周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周天瑞／曾任中国时报政治组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环球电视总监、新新闻董事长、中央电台董事长。 在《美洲中时》停刊后，于1987年返国共创「新新闻」，他始终是影响「新新闻」的关键人物。他的每个阶段都充满「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故事，备受媒体敬重。

（编按：从平面媒体出身的新闻界老鸟周天瑞，自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自荐进入《美洲中时》，深受创办人余纪忠赏识。此系列文章讲述的是他和《美洲中时》之间痛彻心扉的点点滴滴，作为他新闻生涯的第一部回忆...）

以一句话来区别王惕吾和余纪忠两位报老板在美办报的差异，就是，王老板主要是办给支持国民党的人看的，余纪忠则是希望不支持甚至反对国民党的人也愿意看。他的「十四字箴言」不管如何绞着脑子想出来，如何百转千回说出来，所透露的办报哲学无非是想几面兼顾。

这个思虑自然就多了风险，自然就要多伤脑筋，就必然在用人上见心思。

首先，他特别敦请党国大老级的陈裕清先生担任总主笔，陈裕清先生受业于美国名校，并受知于蒋介石，长年负责过国民党的文宣和海外组织工作。他也是一位老报人，思想开明，谦和儒雅，是余先生少数敬重又合得来的党国人士。请他主持笔政，既有向党内输诚的宣示意义，也不会在余的统筹全局中形成掣肘。

不独陈裕清先生，他还晋用了不少在海外兼有党务身份的留学生，不过多半放在业务部门，借助他们的干练和人脉关系拓展广告发行业务。相对地，有不少不具党工背景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任职纽约总部，则是编译部门的主力。理所当然，他还争取了几位原在新闻局驻外单位工作的人，甚而曾在党报工作的人。这些相当程度所谓「根正苗红」的出身背景，都有助于向有关方面释疑 : 他不仅不会与党国疏离，反而结合并重视党国人才。

招募年轻新秀

此外，他从台北总社挑选了一批年轻新秀，也呼召了好些正在海外就学或行将学成的子弟兵，以及，就地取材邀聘经年在美就学就业的优质青年。他们具备一定的语文条件，构成实际采访与涉外等实务工作的主要阵容。

这个囊括了各方菁英的组合，除少数来自香港，都是台湾培养的人才，他们知识程度高，见识广，有基本的独立判断能力。在意识倾向上，左中右独无所不包，但并没有显见甘受意识型态捆绑的人。总的来说，中间及中间偏右的居多，也多能服膺余纪忠的办报理念，亟盼一份有别于世界日报的华文报诞生。当时的参与者后来不论回到原乡或是留在异乡，都有头角峥嵘的表现，尤其在台湾甚至香港不同的媒体中呼风唤雨。

就记忆所及，曾在美洲中时任职饶为知名的人士大抵有：（美东）黄肇松、林博文、傅建中、龚选舞、胡鸿仁、詹宏志、邱立本、徐启智、傅昆成、谭立信、辜尚志、金惟纯、杨人凯、萧嘉庆、郑汉良、CoCo、梁章通、杜念中、周阳山、邵宗海、陈一新、范畴、杨泽、陈玉慧、冯光远、罗文辉、李传伟、王幼波、张静涛、梁东屏、袁家松、先嘉源、冉亮、罗鸿进、黄志鹏、傅易易、邱秀文、郭贞、何清。（美西）赵怡、卜大中、周天玮、林添贵、陈闽、王绍志、陈亮月、鲜正台、温禾、林丽莲、吴忠国、陈子岩、陈万达、张靖宇、江启光、赵健、张晶、庄安理、陆炳武、强伟城。（台北）南方朔、孙思照、陈哲明、何锆、李彪、陈文茜、陈守国、夏迪。（香港）江素惠。（日本）秦凤栖、刘黎儿……。

在美洲中时航向新大陆不久之前，事实上已有一份报纸捷足先登，以及另一份报纸正要开张。前者是当过立法委员的高雄眼科名医、台湾时报老板吴基福，1980年在旧金山办的「远东时报」。后者是曾为阎锡山麾下、当过律师的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确定要在纽约办的「中报」。

「远东时报」不堪赔累，1982年5月停刋，而「中报」挟其因国防部总政战部收购「台湾日报」之所得，及允其将在台资产全数结汇来美之银两，为数约五亿新台币，于1982年2月27日在纽约发刋。

吴基福从台湾带来两位媒体前辈主持编务、笔政，他们都比我年长十几二十岁，二人因个性、观念并不尽同，相处得很勉强，其中之一在「远东时报」倒闭前即已被傅朝枢召为「中报」总编辑。

「远东时报」延续台湾时报倾向党外的风格，早一步显示了党外本质上的亲台独意味。「中报」不见容于蒋经国被赶出台湾，先在香港创办，继而延伸来美，已藏不住亲中媚共的倾向。

风闻了这两位已先在美登陆的媒体人，以余纪忠的个性，一定是不会放过，必要网罗到手的。据余先生对我说，要借重当年他们在台湾办「台湾时报」成功的经验，及后来在美国办「远东时报」失败的经验。同时，把傅朝枢的主将挖过来，也可削弱任何潜在敌人的力量，减少美洲中时的威胁，并经由他的辖制，或可控管对国民党的伤害。这是他津津乐道的战略思考。

一无困难地，余纪忠如愿以偿，两人先后来到美洲中时，一个在创刋前，一个在创刋后。犹忆后者的来到使前者脸色大变，因余纪忠未与他商量，亦非经他洽谈，倒是余还命我做过中人。旋即，前者明升暗降，转任社长，后者取而代之，美洲中时创刊后八个月，总编辑就换了人。

从人事结构上看，大抵是个兼容并蓄之局，余纪忠大部份能顾到国内的看法，但在总编辑这个角色上，显然较看重有过冲撞体制经验的人，并且敢大胆启用渊源不深，却具战略价值的人。他借着用这样的人表达进步性，相对于陈裕清等的党国背景，是另一方面的宣示意义，并自信他的个人魅力足以驾御。先别说能不能驾驭得住，光这个路数就够人议论个好一阵子。

不过，这么一大摊子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聚拢在一个需要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地方，打拚一张办得再好都不易赚钱的报纸，乃是一桩极其艰巨的工程。自古文人相轻，多所自恋，首先磨合就不容易。

以纽约总部为例，被换下来的总编辑是个并不具人格魅力的老派文人，很快就使人觉其言语乏味、心胸狭隘，即便有过在美办报经验，却不觉其有所准备而见高明。过去和他工作过以及在台北跟过余纪忠的子弟兵，这两挂人特别与他不合。前者碍于情面不好明摃，私下议论却源源不断。后者则不时酸语相向，甚至明白抵制，常迫我做些无效的排解。在余纪忠与他的蜜月阶段，台北子弟没占到便宜，要不瞻顾不前，就是远走美西，再不辞职就学，因而受到折损。

总之气压很低，一位颇具观察力的老兄形容得妙，美洲中时创刊伊始，「士无斗志，将有降心」，言罢大笑三声，闻者无不绝倒。纵使不免稍嫌夸张，倒也予人诡异中入木三分之感。

「阳春」采访主任

接下来该说说我自己了。

许多人熟知我是美洲中时总编辑，其实我是第三任，而挂上这个职称连前带后不过六个月零十一天。之所以会令人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的付出，以及最后报纸停刋的「周天瑞因素」——我的承担。付出与承担，充满了血汗和血泪，使我与这份报纸仿佛有着生与死的关系。

话说在我抵达纽约正式报到的前半年里，就曾四次奉召从匹兹堡飞到纽约和余先生开会，参与了全部的筹备过程，应该最清楚他的想法，但是开报当时我祇是「采访主任」，起初连「副总编辑」衔都没有。两年前我从台北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挂了三年副总编辑衔，如今历练更多，又念了一个学位，却安我一个「阳春」采访主任，岂不情何以堪！

非也，我不但没有一点不高兴，而且欣然接受。这有几个原因：

一、八O年六月，余先生命我闪电赴美，其实有着加强磨练的意思，因为在蒙他不次拔擢的过往三年半当中，彼此之间因新闻处理颇多龃龉，他很伤脑筋，我也多次求去。他借着情治单位对我的「关切」和「注意」，送我出国，固是让我避祸，实则很多人看来是放逐。在「遭逐」两年后，因创报而获征召，意味了重新面对余老板，也意味了彼此重新合作。他既要验收磨练成果，我也要看看是否继续追随，所以职务低一点最好。

二、余纪忠以极端重视人才闻名，新创报纸使他大展用人拳脚，特别对于一些已具名号的人，他若不纳入囊中便难安枕席。报纸的发行人、社长、总编辑、总主笔这类主要头衔，他自要虚位以待，好招贤纳才，以示海纳百川。何况，我在余氏门下已逾十载，堪称子弟兵、自家人了，先摆在一边见习见习，不担太大的责任，倒也挺好。

三、既是新创事业，就是重启炉灶，在新天新地用新的观念、新的心情看待一切，自应摆脱旧包袱，适应新环境，接纳新伙伴。海外办报从零开始，花费大而进帐少，工作条件全都不能与国内相比，当时坐镇台北为美国提供大量后勤制作版面的王杏庆（南方朔）曾标举「勤俭办报」四个字，最能反映这样的心境。文穷而后工，每个人都该艰苦以对，哪能计较职称、名位、待遇？唯有做出成绩，禁得起考验，才是硬道理。从低阶开始是好的。

新的心态

我乃以全新的心态，甚至以自己创业的心态面对新事业。我固已不是新闻界的菜鸟，毕竟在美国办报还是头一遭，当然首先要虚心。这不是故唱高调，其实是合乎现实的，为了立足新土，为了生存，必须虚心！

所以，开报当时和之后走马换将，都没让我担任总编辑，我真的并不在意，还正乐得认真去想该怎么办好这份报纸。

不过由于是老干部，又是从台北来美最老的一个，因此余先生凡事习惯找我，被交付的大小任务多如牛毛，可谓「族繁不及备载」，诸如，老板想要延揽的人，往往要我帮忙先接触、试探、游说；陆续晋用的编、采、译、校，几由我面谈后报给他；他在各地的跨部门、跨地区会议，未必召社长、总编辑，却必召我参加；至于经常有的改版、协调、检讨，更是之前拟计划，之后写报告，无役不与。为了这些事，不时要在各地出差，境内境外到处飞，非常忙碌。

这样好吗？当然不好。余先生觉得方便，就便宜行事，但在我与我的长官之间便创造了矛盾，无论如何行礼如仪，都难消戒心，被看成是余纪忠的「监军」，是极自然不过的事。为此在工作和处境上不平静，也是必然。

我却不愿以「监军」自命，这不是我喜欢做的事，追随了多少年，余老板很难听到我议论我没有考评权的人。何况这些外来的长官都是年龄、资历长我许多的文化人，文人可以相轻，绝不可以相煎！否则被人说成是嫉贤妒才、陷害忠良的东厂小人，可不是我要博的名声。

不过，余纪忠不会从这边听到那边的，绝不表示不会从那边听到这边的。

这很正常，大凡跟余先生工作的人，不管年纪大小、职务高低，都想邀他重视，在台北那些年，我经历了、也看了很多。眼前这些新来的前辈，若有安全感危机，就必格外要刷存在感 ； 刷存在感最简便的方法，自然而必然地就是在我身上做文章。于是自然而必然地老板会公开骂骂我，自然而必然地会明显疏远我，也自然而必然地气氛会变得别扭，以致自然而必然地影响我的心情。

这是我无法逃避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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