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ke／《非法警力》：专业的媒体及社运示范
文／Reke
《非法警力》（Peace Officer）这部纪录片讨论的，是美国警力滥用的情况。特别是针对在美国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总是象征美国警界菁英战力的SWAT（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特种武器与战术部队）训练的反思。贯穿片中主轴的是一位老警官，他曾经亲手创立SWAT，后来女婿却因为SWAT滥用而受害，于是他应用过去警界的专业，四处协助受警力滥用之害的家庭讨取公道。纪录片的内容虽然介绍了不少的个案，但是个案观察以及对个别受害家属的关怀，并不是这部片子想要处理的主轴。
除去人物访谈的画面，纪录片里剪入了许多SWAT攻坚时的影像，在这些影像里我们看到的场景，与好莱坞电影塑造出来的情境竟然有些许的类似：无线电对讲机来回讨论现场情况及战术命令、全副武装的特勤队员利用掩体布下天罗地网、破门攻坚，当然还有开火射击的场面。在电影里，这些场景可能使吃着爆米花的观众热血沸腾，然而一旦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就会像《非法警力》中所呈现的荒谬。因为警方攻坚成功后，他们的对手并不是电影中火力强大的黑帮份子，而是市井小民：有些根本手无寸铁却被击毙，有些拿起球棒、枪枝自卫反而让警方取得法律上伤人免责的理由。
在荒谬之余，这些宛如战争场面的画面，呼应了《非法警力》中设定的主要论点：SWAT的失控，原因在于他们的训练制度，把警察与军人的身份混淆了。因为把任务视为战争，所以对手就成为敌人；而因为是面对敌人，攻击时当然不能手软。
本片出现的时间点，或许应该是对美国巴尔的摩警力滥用事件引发的动荡有所回应，不过生活在台湾的观众，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太阳花学运时行政院的流血驱离事件。这样的联想是否妥切？两个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有多强？可能见仁见智。但值得讨论的，或许不是单纯地聚焦于台湾的情况能否代入影片的框架中，而是反思台湾对事件检讨的方法上，能不能具有跟美国社会相近的深度。
▲《非法警力》剧照。（图／高雄电影节提供）
正如同本片能够针对体制中抽象的问题，提出具有高度的论点，再透过多个案例的追查，透过受害者、学者及一线员警之间多元的视角，层层加深影片所持论点的理据。这点在台湾处理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是比较难以见到的。我们多半是忙着找人负责，即使对体制的检讨，也可能限在规范及法条文字上打转，鲜能如此深入到思想的层次。
台湾的警察被要求以什么样的情境来执法？社运场合除了把警方塑造成政客打手之外，是否能够再描绘出更具体的图象，足以指出警察体制从训练到执行上根本的问题？而要求警察改革的运动，能不能找到像片中退休老警察Kickstarter一样的人力，提出专业的调查，与警方的报告进行抗衡？
在警察体制之外，《非法警力》带给台湾社会的，或许更多是媒体、社运需要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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