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湾葬送在这代人手里，100年后的人怎么想？
「台湾现在没竞争力，但中国人的生存力让你无法想像。他们拚命赚钱没底线保护自己，但我不希望台湾社会变成这样，而是要去问，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的国家和社会？我经常想，如果台湾最后被统一，葬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你我把台湾丢掉了，一百年后的人怎么想我们？」
2008年，国民党在总统与国会选举大败民进党，随后台湾与中国关系走向升温期，无论通航、通商、留学等交流活动都变得非常热络，许多人才随台商大举西进，想在「13亿市场」大干一笔。当时，胡采苹已经透过在《工商时报》与《商业周刊》多年的采访工作取得一定工作成就，对台湾金融圈也相当熟稔，却自觉「台湾很小，留下来跑新闻不会再开发成就」，而且许多重大的新闻都发生在北京，于是主动请朋友介绍，希望到北京工作。
2009年，胡采苹以「降薪」的条件进入中国《财经》杂志，随后一路在中资媒体的外资、金融、创业路线打滚至今。8年后，她的薪水翻了好几倍，同时自豪地说，近几年中国的科技创业变革，自己也是「推动的一份子」。
胡采苹并非中国公民，更不可能有记者证，本以为在中国媒体工作会受到影响；事后证明，这部分可以有例外。「因为《财经》情况特别，是太子党背景杂志，以前就有台湾实习生，所以知道他们有可能会考虑我，然后因为重要人物都跳槽，我是跑外资线，对他们来说重要，所以我就顺利进去了。」
此外，胡采苹也解释，为了因应中国国家发展需要，许多产业亟需人才却还没培养足够，但又不需要太多欧美背景人士，所以国家策略性开放很多港、澳、台人士进入中国，这也是台湾人才得以大量在中国工作的原因。
胡采苹以银行证券业为例，指出中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台湾的经验和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中国招商银行就是台湾中国信托团队整个搬过去，元大证券也是一样的情况，「他们创造市场时，就是大量使用台湾人。半导体产业肯定也是这样。中资如果有国际化市场目标时，会偏爱用台湾人。」
她认为，其实在中国工作的法规限制并不多，难的是工作本身，因为媒体市场变动太快，经常烦恼如何保住工作，她也曾经一度非常沮丧，历经失败、挫折和沮丧，但熬过后，才能成为更有想法和能耐的人，这是她在中国最大的收获。
她说：「人没有发展性，产业就不会有发展性。我的性格适合在中国，很多人跟我一样，台湾人说狼性；但我觉得我不是，我很照顾后进。我想做跟别人不同的事情，大家都没做的，我想试试能不能做成。就像我当初到北京，没有金融记者这样做，我觉得这很酷，我不想走可以预见的人生。人有发展性，有更多人尝试不同的事情，产业就会有发展性。过程中胆子会越来越大，赢过一次就会想赢更大的，想做更疯狂的事情。」
在台湾传统媒体急速萎缩、新媒体前景蒙昧不明、经济发展停滞不明的这几年，人在中国的胡采苹同时也见证了类似的媒体变革；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打消对媒体的热情，像许多同业转行去当企业公关。「强国狼性」让她见识到与台湾不同的积极求生精神，不停在创业领域采访累积的知识和开拓市场的企图心，也让她从记者变主编再到主管，现在则准备积极筹备创业。她发现，自己其实意外地适合中国。
对于一个因为在中国遇上媒体工作瓶颈而罹患忧郁症，看了半年心理医生，后来还被成千上万「爱国小粉红」痛骂是「台独狗滚出中国」的人来说，说自己适合中国或许有些诡异，但这个一天到晚在脸书上发表台独言论，批评中国社会毫不留情（当然对台湾也是）的资深金融记者却说，其实自己对中国也有不同的感情。这份感情，来自她几年来在中国见证的创业精神。
她说：「我 2009年来时，世界还不是现在这样，创业的信仰还不强，但现在的同事相信你懂网路会运营，不用靠跟大媒体老板吃饭，不用得到百度资源，也可以成功。这是我这几年经历的过程，我相信我也是推动的一份子。后来阿里的 slogan 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是我觉得新一代中国人普遍信仰。现在 p2p 金融就是人对人，把权力分解到每一个人，赋予每个人平等做生意的权利，不用跟银行打交道不用装 POS，也可以做生意，骑三轮车贴二维码就可以做生意。太多这种事情了。」
「我对中国感情和台湾人不一样，因为知道他们经历什么痛苦去改变自己人生，我很在地化。当时美国要对抗的是蛮荒，中国要对抗的是党，我很担心这一代人开辟出来的空间会被摧残。我们从完全自由的地方出来，很多事情会更受不了，比中国人更受不了（限制），虽然知道自己可以跑，但他们跑不了。」
可是正因为她说自己「在地化」了，对中国有感情了，对台湾的处境才更加焦虑。比起中国，她当然更爱台湾，但她也说：「台湾给的薪水，完全没可能找到人才，没人投资我的话，我也不敢回台湾，除非我赚够钱了。台湾人才出走，薪水是最大问题，迫在眉睫是钱，另一个重要的是发展性。」
她认为，人才流失会对台湾造成永久伤害，而且是一代人的伤害，所以吸引人才是台湾当务之急，新创产业也不应该受到过多法规限制，得彻头彻尾改革产业结构，欢迎大量国际人才。
「现在只能吸引到印度与东南亚的人，这样一点一点来，逐步开放一步一步做，在量上来讨论。开放什么产业，要由产业自己决定，千万不要是政府决定，因为我们要用外国人有很多风险，语言、文化、本地环境，公司要顾外国人，一定是考虑好处比坏处多，所以要给公司自己决定，不要给政府，台湾的决策不能再由上而下。」
胡采苹强调，台湾人应该避免用「竞争」、「抢饭碗」的心态面对开放国际人才入台，因为「跟聪明的人一起工作不叫竞争，很愉快，讲竞争都是看可怕的一面。」她认为，过去台湾很习惯只做台湾市场，但国际人才进来可以带来不同市场，所以更应该要开放。「你如果只看到外国人来就是要抢你工作，他就会越来越封闭。以前 Acer 时代就有外国 CEO，做外国市场，我们是有这种经验的，为何现在变这么封闭？」
她以身为台湾人在中国工作的经验，认为自己最初不了解中国，需要帮助，所以会学习找合适的人一起工作，学会信任工作伙伴，如此就会互补组合，彼此学习到新东西，很快就能学会团队工作，如果台湾环境也这样开放，就能慢慢变好。最后，她强调，台湾职场的威权文化还是很重，如果领导者不能改变，就要学会下台，而开放外国人才会是改变台湾职场和产业的一个方法。
「要学习适应新文化，就会改变，可能会很慢，但这是一个开始。讲再多都没用，就是去打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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