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莫干山精神与温岭模式
1984年10月，中共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已确定不走东欧经济发展模式，而要以中国人自己的方法，在20年内达到GDP成长4倍的目标。当时，中国正处于到底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商品经济的历史关头。在赵紫阳主导下，一群青年经济学家在莫干山举行了连串会议，就价格改革、国企改革、对外开放等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最后决定采二轨价格制推动国企改革，以市场经济发展工业，推动中国经济成长。
2012年11月，中共将召开十八大，习近平带领的新一代领导班子，将开始承担来自国内外艰巨的复合式挑战。今天中国大陆，已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不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沿海地区居民生活也达到小康标准，但民众要求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参与政府决策的意愿愈来愈强烈。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目标，但具体作为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造成群体性事件频起现象。
1996年6月浙江省展开中国大陆第一个政治模式改革试点，台州市和温岭市委宣传部联合在温岭松门镇举行「民主恳谈会」，以会议对话和讨论为基本形式，建立基层政府和社会直接对话的平台。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决定议题；二是体制外。因为由政府主导，所以议题不一定是民众想要的，参与者也受到限制，而且因为没有法律地位，也不是制度性，官方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随意性很大，初步成效不彰。
但经过一段经验累积后，温岭市逐步将民主恳谈会和人大制度结合，2005年开始，当地乡镇人大代表依据「民主恳谈会」的共识，在制度化运作下对预算进行了实质「审议」。温岭在民主恳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公共预算改革，为大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制度化解决国家和社会冲突的案例。
日昨中研院政治所一场研讨会上，温岭模式受到两岸学者的热议。来自大陆的学者李凡，是推动温岭将体制外民主恳谈会和基层人大结合，转为体制内公众和政府对话机制的关键人物。他说，「温岭实验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所建立的制度性东西，就是激活了基层人大制度，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以『协商式民主』讨论的结果，已能真正影响到政府公共决策。」
2008年温岭市新河镇人大主席团，拒绝接受一项地区人代联合提出的预算修正案，竟发生18名地区人代集体退席事件，这说明了人代可能是指定产生，可能具有党职身分，但他们仍然在人代会力争地区利益。这在大陆地方政治史是石破天惊的变化，某种程度已和民主国家的地方议会相近。
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模式，开始是偶然，之后的维持则有其必然。它并非国家发起的改革，但一旦启动，制度运作本身就会赋予动力令之继续。所以，在基层人大的若干「非意图性后果」就此出现，例如，对官员的诘询、预算资料的更加公开、上级的考核间接导致更多乡镇施行、增强对党政领导的制约性并且有向上延伸的趋势。这些都非当初设想得到，却因为开启了回应参与民众和人大代表的机制，某种程度形成了一股自然而然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