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从大学杂志谈1970年代台湾所经历的过往之5(龙城飞)
神州诗社所办《青年中国》杂志,创刊号,1979年7月。(图文:龙城飞提供)
前文我们谈到民国67年(1978)11月,《大学杂志》改为革新版第一期,其中延伸出「神州诗社事件」话题,接续上集,2010年4月号《文讯》对神州诗社主要成员与相关作家的专题访问。
(五)访问方娥真(温瑞安女友),标题〈一条生路〉,如此说:
对人性的恐惧,使我常在流言的杯弓蛇影中掉进颓丧里,感觉颓丧的力量强劲的吞噬着我往下沉,沉到不见底的死境。
30年前,记忆去到一个没有光的所在,身在囚禁中的我,没有机会回应诬告者的抨击和中伤,只有他们在说,没有我说的份。这不是在一个公道的平台上,只有一面之词,并非双方陈述。
临睡前对着黑暗,偶尔会在脑中构思着要为自己澄清的内容,但这封信不知该寄给谁。
我在囚室中想,为什么社员要诬告我?我有时真要怀疑,不懂他们到底是社员还是来卧底的。我由他们知道了温瑞安魔鬼的一面,但他与叛乱绝对无关。
这群诬告者,要搞出版社时,对作者歌功颂德;搞到一半时,却集体退出,进行诬告;又趁当事人身陷狱中时在外散播流言;到后来,又趁当事人不在台湾时继续抹黑。有一流言说社员为卖书量最大的温瑞安、方娥真卖书,为诗社奔走卖命。
当年的案件早已明日黄花,在我心理不留案底,但流言带起的余震却一直持续不断。
当年离台回马来西亚时,入狱事件在报纸上公布,我躲到陌生的香港。手头缺钱,为了省房租,住进一栋久无人居的宿舍,一阵阵霉味扑鼻,后来给赶了出来,蒙蒋芸姊仗义收留。
当年事发后,报刊杂志都不发表我的稿子,《马来亚通报》的主编悄凌却反其道而行,写信到香港要我写专栏。
张锦忠(1956-,马华作家-笔者注)在〈那年秋天,西湾舷影〉中说:「温方出事期间,当初赏识者、结义者人人避之远之,坊间选集从此不见其文其名,文人之势利世态之炎凉可见一斑。当然也有少数为二人奔走,其中余老师(余光中)即致电国民党文工会表示关切。」
落难时最不想让人见到,尤其是自己注重的人,当然是希望能在最佳状态下相见。
金庸的名望如日中天,他用《明报》替我申请工作准证,列了一份聘请合约给移民局(香港-笔者注),又安排我和温瑞安认识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主任杜南发。
我和温瑞安在台拘禁期间,黄昏星去找高信疆,请他营救。金庸到台湾,见蒋经国时,请他对我和温瑞安的事从宽。(金庸堂兄查良鉴(1904-1994)当时任东海大学董事长、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曾任中华民国司法行政部长-笔者注)原本担忧会判7年以上徒刑,后来判决书上是送感化3年,最终3个多月获释。
侥幸的是人生里出现了金庸和他笔下一群侠义的人物,他们让我从死境里走出一条生路。
温瑞安与金庸在香港,神州诗社事件后,温瑞安与方娥真在香港由金庸照护提携而重新出发。(图文:龙城飞提供)
(六)访问温瑞安,标题〈龙游浅水虾味鲜:访温瑞安谈神州诗社与神州事件〉。
问:神州诗社出事以后,很多你一手栽培出来或与你共同奋斗的人,就不再写诗、写作了,但你依然坚持写作,写得名满天下,你有什么感觉?
温瑞安:我有两种看法:一是惋惜,他们其中有许多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可惜给挫折了、打散了;另一种感觉,是庆幸,写作太艰苦,不是人人都有那种机遇,如果要选定为自己终生职业,我认为大可不必,世上有太多值得投入的东西。
问:你们既未曾「起义」,后来又为何遭台湾当局以「政治犯」名义抓起来?
温瑞安:你这要问办这案的人,我只能答:也许树大招风,我们的存在,让有些人觉得没有安全感。事实上,神州诗社在我主导下,一直刻意避免参与政治。我们直面时弊,对文化和社会种种现象,不平则鸣,但不干预政治。后来给国安局以政治理由抓了,反而很多人为我惋惜,一早加入政治集团,有党派保护,才不会有此劫。我想,我庆幸没深陷泥淖,一点也不遗憾。
问:你们入狱以后事件好几年以后,诗社里有很多人都加入了与国民党抗争的党派。你有什么感觉?
温瑞安:也许我有此下场,让他们失望了。
问:你们诗社为何发展成包罗万象,有跳舞有练武的文社?
温瑞安:我们吸收的人才越来越多,我本身就是练武的人,看不惯文人太赢弱,中国历代有很多知识分子是文武合一的。
问:你们还出版杂志、刊物?
温瑞安:在平鑫涛先生支持下,朱西宁先生引介下,出版了《神州文集》,我们也自资出版了《青年中国》杂志,得到国民党文工会和总统府第一局来电致意表示支持。
问:你做为社里的负责人,力促他们为你们的刊物推销,是不是会妨碍他们的学业?
温瑞安:请了解实情,一、他们是自愿的,我从没有逼迫他们。二、要突破销量,不甘心作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和风格亮出来。三、挣回来的钱,我一个绷子都没有花过,全捐给诗社的发展。
问:你受了那么多误解,不觉委屈吗?
温瑞安:我那一点算得了什么,你一翻历史就知道我的遭遇微不足道。只有平庸、不起眼、不做事的人,才会无人指责。
问:你出事之后,台湾和大马都有人以受害人的名义出现,唯独你不发一言。
温瑞安:当时忽然给抓了进去,我们没有一项苦头没受过,我连寻死的心都有了。我给关进军法处看守所,重犯林义雄先生就在我对面囚室。对着没日没夜的审讯,我坚持一件事,社里的事,都是我主持的,所有的错,该由我一个人承担。
问:能够终于自由,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感谢的?
温瑞安:海外声援的很多,例如胡菊人、美国杨升桥,香港的蒋云,台湾的高信疆和柯元馨,叶洪生、宋楚瑜、马英九、张晓风、高俊明、陈晓林等。
问:末了,你有什么话要跟读者说的?
温瑞安:三句话:年轻人,一、要有梦想,二、尽可能保持自己的良心与善意,三、对自己喜欢和努力的,要坚持,不要轻言放弃。
对于神州诗社事件的思考
神州诗社1980年9月出事,实际原因至今不明。笔者推测有几方面的可能:
第一,1979年1月1日起,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中华民国失去美国正式邦交国地位,虽然在四月份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注意不是中华民国关系法),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中加速孤立,人民的自尊心严重受损,国民党在主观上已不能如过去般声称其对中国的正统地位,岛内外泛台湾独立的声浪日高。中华民国与台湾之后何去何从?和当时中国大陆发展现代化脚步一样,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的处境下,对于像神州诗社这样有强烈中国民族主义的社团必须压抑,否则会让年青人开始在国民党之外投射到另外一个中国的图像。今天我们回顾,当年国民党无意中产生了自我限缩的不统不独的维持现状路线,后来在1982年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笔者当年在美国旧金山看那些老国民党人开会、讲话的方式,就知道他们在努力地搞他们不在行的「反统战」,没有办法对他人的内心产生感染力,朝共同的目标前进。以笔者的经验,国民党内很难出现像温瑞安这样尖锐的人物,国民党的文化太传统与拘谨;在大陆时期,像温瑞安这样的年轻人,一般会出现在共产党里;在台湾,像温瑞安这样的人,不是党外,就是左派。温瑞安也没有选择,这和他的出身环境有关,当年马来西亚政府一方面压抑华人,一方面严厉防备马共,1974年温瑞安不可能去正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是他们唯一可以去的一个「中国世界」;
第二,笔者查看民国68年(1979)4月皇冠初版社为神州诗社出版的「神州诗集第五号」《今古几人曾会》,「今古几人曾会」取自南宋陈亮的《念奴娇》,这首诗说陈亮登楼远眺长江,叹中原荼炭,而朝中少有人愿意渡江北上,收复河山。1979年,温瑞安的中国梦快要醒了,或者已经醒了,在台湾已难「恢复中华」。我们在《文讯》访问录中,多次看到警总提出毛诗、周恩来、鲁迅著作与中共歌曲录音带等「物证」,是否敏锐的温瑞安已经开始把注意力与期望投射到中国大陆?
神州诗集第五号《今古几人曾会》,廖雁平等着,1979年4月,皇冠初版社。(图文:龙城飞提供)
第三,神州诗社发展过速,其意识形态和国民党一致甚至超过,渐有国民党大陆时期「青年团」的雏形,使得只是要大学生吃喝玩乐与背诵三民主义的救国团相形见绌,如果任由神州诗社发展下去,将影响国民党在大学里的控制。而包括余光中、亮轩、朱炎、朱西宁、高信疆、张晓风、金庸等这些外省文化菁英都对神州诗社有所支持与爱护,也显示出国民党在文化上层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与向心力。这些曾经厚待温瑞安等人的长辈们,神州诗社事件后,是如何看待当时的国民党呢?
第四,抓温瑞安等的人来自警总,而温瑞安在经过了30年后的2010年初接受访问中,陆续提到「国安局」,当时警总已被裁撤,是温瑞安记忆只有国安局?还是温瑞安记忆正确,他一直认为是国安局下令抓人?这需由温瑞安来回答。笔者认为在1980年时期,知道国安局的年轻人不多,尤其是侨生。如果温瑞安在牢房中有人告知其案的主事者不是警总,而是背后的国安局,笔者会非常惊讶,因为这可能是事实。温瑞安在牢房中的3个多月,其实应在第一个月内就已确定他不是匪谍,或者从头到尾,警总就知道温瑞安不是匪谍,但是抓温瑞安有上面的指示,而警总人员不愿揹黑锅,故意泄露隐情给温瑞安。在剩下不必审讯的日子里,温瑞安和办案人员在谈什么?一般的情形下,警总必须和温瑞安达成共识后放人,其中应有温瑞安等协商后的同意与签字,否则这件「冤案」爆出来,国民党当局无法承担,当时国民党国内外的情况非常不好。30年后温瑞安有意提到国安局,可能不是温瑞安搞错了,而是他要透露一条秘辛的线索,警总不是主角。如果是国安局指示,国安局又是奉准谁的指示?这是全案的关键。在《文讯》访问亮轩中,亮轩说「文工会管不到这一块」,有意无意泄露天机,是「谁可以管到这一块?」如果读者回头去看亮轩《文讯》的访问稿,就知道亮轩一开始就清楚状况。温瑞安还感谢宋楚瑜、马英九、高俊明等的协助,就知道整个事情的层级很高,一般的情形,当时职位只是局长级的宋楚瑜、马英九是不会主动去关切警总的案子的,他们先后是蒋经国的秘书,可是1980年9月,马英九似尚未返台就职。高俊明牧师属于台独派的长老教会系统,在有关神州诗社资料中,笔者第一次看见高俊明的名字出现,是由温瑞安讲出来的。这也是奇怪的事,因为高俊明在1980年4月协助施明德逃亡被捕入狱,6月警总判刑七年入狱,高俊明如何表达关切?可能透过长老教会,若是如此,高俊明对温瑞安的表达关切对国民党方面产生的压力不小,因为国民党不愿意将神州诗社案再牵拖到美丽岛事件;
第五,和胡兰成(1906-1981)可能有一些关系,胡兰成是汪精卫旧部,长年居住日本,和国民党对抗日战争的史观不同,胡兰成评论时局,认为国民党、共产党是一样的专制、狠毒(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程度上的差异还是很大-笔者按)。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败撤台,共产党在解放后的作为,说明抗战后国民党对待汪政权与「伪军」的方式未必正确。1974年国民党批准胡兰成来台,胡兰成甚为高调,笔者当年在文化学院(今文化大学)听胡兰成演讲,座无虚席,胡兰成一身蓝袍,䀚首阔步,受到许多年轻女学生包围,部份应为张爱玲故(胡兰成系其前夫)。之后余光中、胡秋原等批判胡兰成为「汉奸」,1975年警总查禁当时几乎人手一本的《山河岁月》,胡兰成搬到朱西宁家旁居住授课,往来听课者川流不息,其中包括当时的文艺青年杨照、杨泽,声势不减。国民党施压,1976年胡兰成返日,而朱天文姊妹之三三出版社继续出版胡兰成著作,明显抵制国民党,国民党方面不方便对朱西宁家族动手,逮捕往来颇密的神州诗社首要份子,应有隔山打牛之意;
第六,神州诗社一些成员沉迷社务很深,影响学业与家庭生活,家长与校方表达意见的不少。这件事也反映出问题,为什么几个20来岁的马来西亚侨生组成的神州诗社可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台大中文系,温瑞安同班同学的陈剑谁(陈素芳)宁可离家出走并遭母亲哭打也要和神州诗社成员日夜厮守,陈剑谁日后并未后悔,她的年青岁月狂热过,没有留白。我们不能不说温瑞安创作出一种信仰与组织,给予这些青年们美好的梦想与自发的追求,这是在救国团以及许多宗教团体中所缺乏的氛围与动力。然而,在方娥真的访问稿中,我们也看见在出事前,神州诗社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现象,其中一种流言是说神州诗社社员的拚命努力,受益者是温瑞安、方娥真。这个说法似是而非,但是年轻独断的温瑞安当时缺乏大型组织的发展经验,无力解决,加上警总、调查局所安插的多头内线不断耸动与传播分裂话语,年轻学子们容易轻信传播,神州诗社已难维持;
第七,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神州诗社当时及早与救国团合作,或者温瑞安向陈履安投帖,有陈诚的荫庇,在国民党内保护与「辅导运用」神州诗社,应有余裕,但这违反温瑞安的个性与原意。神州诗社有些像1969年以后的《大学杂志》,国民党方面非常注意。1971年《大学杂志》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收编,因势利导,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改革效益,可见最后张俊宏、许信良仍然入狱、流亡,说明国民党本身的文化包容性与延展性不足(近年来的深蓝族群亦有这样的问题,同质化内缩,排他性强,应自我反思与改变)。而神州诗社成员核心分子多为外来的马来西亚侨生,不黯台湾政治生态,其意识形态又太偏向国民党,不可能与党外合作,由是孤立无援。神州诗社的性质单纯,可能让侦办的警总人员惊讶,和当时已发生的美丽岛事件的严重性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使得逮捕温瑞安等四人这件事在警总内部不好处理,警总人员曾告诉温瑞安说「我们如果放你们出去,你们就是一张白纸」,温瑞安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意思。神州诗社许多成员日后受到的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都是虚妄的,因为他们是「无罪的」,但是他们中一些人确实是一生几乎被毁掉了。笔者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时间对许多的老百姓由于有意无意间触犯了影响其政权的敏感性而处罚过重,甚至株连家人同事朋友,使得这些人一生无法正常生活,实在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与待反思的课题,我们文化上的弱点以及我们的法律制度显示出在政治领域发生错误时,缺乏早期制衡的条件。
暂时的结论
我们不要轻忽神州诗社事件的影响力,温瑞安关在警总军法处看守所时,林义雄就在他对面的囚室里,1980年2月底发生的林家命案,温瑞安9月底和林义雄「比邻而居」,会不感同身受吗?我们自身若有与林义雄关在牢房里的直接经验,人生观与政治立场是不可能不改变的。《美丽岛杂志》在前一年(1979)9月份已出版,且党外杂志到处都是,温瑞安等人应已阅读,他对国民党的印象如何?2010年4月号《文讯》访问者问温瑞安:「你们入狱以后事件好几年以后,诗社里有很多人都加入了与国民党抗争的党派。」说明了神州诗社事件的潜在影响力慢慢地渗透出来。不少参加神州诗社的年青学子,本来是被温瑞安等人「洗脑」了,完全相信温瑞安等所热情关注的国民党式的中国,并热切盼望中国的复兴,都成了一个个的「小统派」,而温瑞安等核心人物居然被国民党以「通匪」嫌疑逮捕了,这些年青学子的内心反应如何?他们还会相信国民党吗?在他们以后的日子里,会支持国民党吗?他们的家人与他们的下一代呢?
神州诗社事件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受害者」来自马来西亚,是弱势团体,当时主要的媒体几乎没有报导,事后也很少受到台湾社会的关注。这批马来西亚侨生以及许多热切投入神州诗社的本地年青学子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而43年过去了,历史证明神州诗社中没有一个人是倾共的,这其实也是悲哀,如果真有几个神州诗社倾共份子,且付诸实现,至少说明他们的理想是大中国的。当核心分子被警总抓了起来几个月,这些人就意气颓唐,之后除了温瑞安,在他们热爱的文学创作领域上几乎全面退却。1981年温瑞安到香港后,所成就的主要是武侠小说系列,其《四大名捕会京师》在两岸都被拍成电影、电视剧,非常成功,而他的一生中是否都在编织中国与他自己在所创作的武侠世界里?这也说明神州诗社当年缺乏坚定不移的信念、意志与目标,只是一群可爱的年轻人们组成的追梦诗社。他们和张光直、陈映真、蓝博洲、苏庆黎等左翼人物相较,确实经不起考验(台湾社会内部一直有从台共到左翼政治与文化的伏流),也难较美丽岛事件中株连上百人的磨练(没有美丽岛事件,就没有出狱后的黄信介、张俊宏和李登辉、宋楚瑜协商的国会全面改选,也没有律师团陈水扁、苏贞昌、谢长廷等人的崛起)。矛盾的是,如果温瑞安等人被关上五年十年,在绿岛上看海、敲石头,放出来后还真可能创造出几个文学大师呢?
在温瑞安等人来台十年后再来的第二批马来西亚侨生,汲取温瑞安的教训,不搞组织,几乎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台湾的大学中任教,基本落户稳定下来,而且开出了枝叶繁茂的台湾马华文学派,其中温瑞安、方娥真、李宗舜(黄昏星)、廖雁平等人的诗作绝对是优秀的作品。
温瑞安们,在我们的时代中,一直到1980年,还在台湾这个孤岛上做着浪漫情怀恢复中华的唐吉诃德大梦,而终究是一群被折断了翅膀丢弃在门外的少年英雄。事实上,近代中国这样子的人物千千万万,在我们时代的巨轮下多是被辗压到不成形了,包括笔者。由此,我们民族对于人性的复归以及从灰烬中重生,逐步走上正常的道路(笔者没有说「光明的」、「胜利的」这样子「党的话语」),是我们都应深思与实践的。
温瑞安等人明年(2024)皆70岁,介时笔者盼能组织史学、文学、媒体朋友们访问他们,共同撰写「神州人来台五十年回顾」系列文章。
关于马共与马华文学,留待下集讨论吧!
(作者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未完待续,龙城飞专栏每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