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处罚「谣言」立法复辟，严重违宪！（李念祖）

2021年4月1日，陈姓OL在IG上发布高雄某大学有交换学生未满14天居家检疫的不实谣言，遭警方依违反社维法送办，高雄法院审理后开罚8千元。（图／中时资料库）

《社会秩序维护法》的前身，是曾被大法官五度宣告违宪而走入历史的《违警罚法》。然而，《社会秩序法》至今保留了若干《违警罚法》遗留下来的恶劣规定，第63条第5款：「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处3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3万元以下罚锾」，就是其一；近年来俨然成为网路「查水表」的法律依据，余害犹存。

戒严时代就常被在野党批评，威胁言论自由的制裁「谣言」立法，近年来不但像传染病一样繁衍，进入至少6项其他的行政管制立法，而且经常用来管制政府看不顺眼的网路发言，愈演愈烈。2016年以前，每年法院都只出现个位数的案件。2017年翻成两位数字，次年又再翻倍，2019年则已过百，2020年的上半年更是累积了200余件。历年来法院判决不罚的案件，都在半数以上；2020年更达到8成。此中足以显示司法独立以及行政部门执法失当的程度。但是，迄今仍未出现法官挑战此项规定违宪，声请大法官解释，却也值得思考。

这条法律为什么会违宪呢？道德其实很明显。字典上「谣言」一词的解释有二，一称道路传闻之言为谣言，一称虚构之言为谣言。《社维法》规定的立法理由则是：「谣言，乃无事实根据凭空捏造，无的放矢之谓。」若是以为谣言就是「不实陈述」，法律何不直接使用「不实陈述」呢？为何偏好「谣言」这个定义飘摇的词汇呢？

此中有个立法的机巧。谣言是未经证实的传闻、推测甚至是尚未发生的预言，未必是不实的话语；但指控造谣则是自动将之当成不真实的言语。其不同之处，追诉者指控他人说话不实，必须担负举证责任；但此法所限制的不是「不实」的言论，而是「无事实根据」的传言；指控他人造谣，乃无须证明其发言不实，却转而要求发言者负责证明所言的事实根据。由「谣言」取代「不实」作为法定的构成要件，于是暗地里移转了举证责任。

说穿了，「谣言」一词远较「不实言论」广泛、模糊，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谣言，一旦控方提出指控，说话者就有受到制裁的高度莫名风险。此法可让指控者从心所欲地选择想要指控的对象；即使是3天拘留，也足以形成高度的寒蝉效应，正是其所以违宪的缘故。

不仅如此，此法所谓「影响公共安宁」之意何指，一样不甚明白。引起注意、引发论辩、招来反驳，算是影响公共安宁吗？常见的指控还有动摇民心士气、导致恐慌不安等等，但都是过于抽象，存乎指控者一心的主观形容词，同样会形成高度的寒蝉效应，司法审判上也难以形成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其实已是一望可知违宪的立法。

极高比例的法院判决拒绝处罚遭到指控的「谣言」，十分可喜；但这样的统计数字，已足验知寒蝉效应的存在；历年来都有超过半数的人可能因为「散布谣言」的不当指控而强制噤声或是自我剪裁。执法标准不明，所对付的必然就是引起主政者不悦不快的异见声音，其结果就会是回头走向一言堂的社会。

像这样从戒严时期就已存在的制裁谣言恶法，直到今天都还极受执政者青睐而舍不得放手，继续成为打压异见言论的渊薮。即便法院判决不罚，司法程序本身，也将因指控的发动而自动形成寒蝉效应的生产环节。究竟何时才能出现，洞穿违宪恶法本质的司法慧眼，一举发动解释宪法声请的程序，彻底终结去而复来、助长滥权执法的制裁谣言恶法，不使继续肆虐呢？

（作者为东吴大学法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