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美国堕胎法制翻转的司法反思（李念祖）

图为7月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约举行示威游行。（新华社）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近日做成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一案判决，以6:3的多数宣告该院1973年的Roe v Wade以及1992年的Parenthood v. Casey两项先例见解错误，推翻人工流产是宪法保障的权利；是否及如何限制人工流产，从此由各州立法决定。

这是前总统川普任命3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改变了最高法院成员的结构与生态之后，最高法院决定推翻近半世纪前的重要先例。过去曾有1954年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推翻了1896年的Plessy v. Ferguson，一改过去法院支持黑白隔离的立场，郑重宣告种族隔离违宪，彻底重塑了美国的社会面貌。现在Dobbs 案交由各州州法自由决定是否容许或限制人工流产，以为先例的论述错误；因为腹胎是潜在的生命，人工流产不是美国传统承认的权利。本案反对意见则以为此事应由女性自主决定，政府不能越俎代庖而将女性视为生产机器。美国新一波的社会冲突势将重启。

人工流产是否为宪法保障的权利，在台湾未像美国一样形成重大争论。Dobbs案除了是则吸睛的新闻之外，背后其实还有深层的司法哲学思辩，可供我国司法改革政策进行反思，就是先例遵从(stare decisis)原则的含义。

遵从先例，是英美法律传统上构成法治核心的司法惯行，「除非有绝佳的理由存在，不更动已经做成的司法决定」；为的是提倡不偏不倚、具有一致性与可预测性的司法，使得人们依法安排生活，成为可能。遵从先例不是绝对的要求，先例是否错误、应否遵从，都交由后来的法官独立判断。只是在后的法官推翻先例，例必详细交待足令信服的理由。认为先例无误而加以遵从，维持判决一致性，原属顺理成章；反之，推翻先例一旦缺乏足以服人的充分理由交代先例有何错误、为何必须改变，将只予人司法恣意的印象，必将形成司法公信力的双重毁损。

美国最高法院前次以Brown一案推翻先例，指出种族隔离就是种族歧视，严重违反种族平等，理由相当充分，一般多以为是自由派法官持司法积极主义(activism)的结果。保守派的司法态度通常与此相反，采取司法极简主义(minimalism) ，基本上以为司法审判只要处理足以决定个案是非的关键争点即可，反对司法积极推动翻转社会的宏观性政策变动。

这次Dobbs案推翻先例，双方竟然立场反转，保守派法官改采积极主义，硬将社会塞回历史；自由派法官则宁可维持现状，反对轻举妄动。至此不难发现，司法积极主义与极简主义其实是站在遵从先例原则的两端。推翻先例的是积极主义；遵从先例所采取的则是一动不如一静的司法极简态度。

值得注意者，遵从先例与否，既由后案法官自主决定，司法独立，并不当然指向拒绝遵从先例的司法积极主义。后案法官深思熟虑之后选择遵从前例，是一种司法谦抑，不仅因为同意前例的判决理由，每也考量到司法的可预测性、安定性与公信力具有重要性。关键并不在于积极主义与司法极简主义孰更正确，而是在于有无足以服人的判决理由，交代先例存在必须纠正的错误。

或可借由台湾的法制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国《刑法》上设有堕胎罪，过去10年间成罪的不足5例。而《优生保健法》则规定，配偶双方同意「因怀孕或生产，将影响怀孕妇女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可由合格医师施行人工流产。既经双方同意即可人工流产，已难解释腹中之胎享有生命权。美国限制堕胎的州法也不乏类似的规定；使用保障腹胎生命做为限制女性人身自主以及推翻先例的理由，不免显得薄弱。Dobbs判决已然受到广泛质疑，司法换人就立即推翻先例，是司法恣意而非依法判决。既否定了女性久受承认的人身自主权利，也已破坏法的可预测性与安定性；美国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因此受到重挫，并不令人意外。

将Brown与Dobbs案对比的启示是，判决理由要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司法独立与遵从先例之间才能取得均衡，维持司法公信力。毕竟，具说服力的判决理由才是司法公信力的终极凭仗。（作者为东吴大学法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