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的原点 官僚与恶的距离
去年以《小偷家族》获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的是枝裕和，所有创作的原点，其实是1990年一位日本官僚自杀的真实事件。是枝裕和察觉到人性的双重性：为何一位曾站在福利政策第一线努力的官员，最终走上自杀一途？（采昌国际多媒体提供）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透过加害人、受害人等多重视角探讨社会议题，而在近30年前，一位日本负责水俣病官员的自杀事件，也在名导演是枝裕和的心中掀起了涟漪，不只促使他采访官员的遗孀，以纪录片和书本探究这位官僚「与恶的距离」，更成为他首部长片《幻之光》及后续创作的灵感来源。
是枝裕和在书中表示，「常听人说，无论电影或小说，处女作都融入了该作者的一切，假如这个论点成立的话，处女作显然就不是电影，而是这本《云没有回答》。没有人的存在是为了故事或议题。我会想在电影中描写这样的人类，或许远因就是在本书中相遇的这对夫妻。」
时间回到1990年，当时28岁的是枝还未拍电影，某次接案帮电视台制作电视节目，主题是探讨日本的社会福利议题，其中谈到汞污染引发的「水俣病」。当是枝为了节目取材准备时，新闻上正好报出了环境厅（目前为「环境省」，相当于台湾的环保署）官员山内丰德自杀事件。
原来因为行政部门不愿负担巨额赔偿金，当时山内代表环境厅出面回应水俣病受害者时，公开坚持国家「无法接受和解」，受到舆论大肆批评。然而是枝却发现，山内曾经担任过厚生省（相当于卫福部）社会局保护课课长，是个不顾自己升迁，为了弱势民众福利奔波的人，让是枝好奇，「他是怎么过活的？又是为什么而死去呢？」
是枝裕和在书中表示，「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若是先用颜色区分对象为弱者与强者、善与恶的话，对制作人来说会很轻松。把这种『方便的图像』嵌入到社会之中，反而有些事物会变得看不见。山内丰德这名官僚，使我注意到这件事。」
大块文化主编连翠茉表示，是枝裕和关注的重点不在水俣病，身为导演的敏感度，让他注意到这个矛盾的自杀官员，甚至影响他拍摄的纪录片、书和电影，「借由山内自杀的事件，是枝裕和才发现自己不是对事件、议题有兴趣，而是想探究处在其中的人性样貌。」
借由采访和回顾山内丰德的一生，是枝裕和发现山内不只是东大毕业的菁英，更是曾和大江健三郎竞争校内文学奖的文青，喜爱写诗、赏画和亲近大自然，童年失去父母的经验更让他有志投入社会福利部门，走在福利政策的第一线。因此当国家做出违背他内心想法的决策时，陷入痛苦挣扎，终致结束生命。
连翠茉表示，《云没有回答》在日本出版过三次，每次是枝裕和都会透过序言或后记表达他对事件的想法，「最初他对山内的处境是充满愤怒和疼惜的，但到了后来的版本，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如果无法找到着力点，把两面都照顾好，无法照顾其中受到伤害的那一面自我时，很难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
连翠茉表示，日本亚马逊网路书店的书评中，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应该要给日本的官僚看，提醒他们「莫忘初衷」，「希望不要只维护自己的利益，却牺牲了原本想要保护的对象。」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