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紫云／军改再思辨：暴力凸显退俸罚则必要
▲反军改团体「八百壮士」携带油压剪与铁链，试图破坏拒马攻入立法院。（图／记者季相儒摄）
军改议题仍在延烧，但出现计划性、组织性的暴力攻击，包括记者都惨遭大规模攻击，形同无差别杀伤，其正当性迅速遭到质疑，反而模糊焦点。
事实上，如同国际政治名言「外交官闭上嘴巴，将军的砲衣就拉开」，军人是穿着军服的外交官、也是战场的CEO，重新认知军人的价值、专业与尊严，台湾的国家安全与利益才能真正确保。
敏感的「军退年金」改革，可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事实上，蔡英文总统在2012年、2016年总统大选的政策研拟，对年金改革早有「军、公教」分离的认知（注：笔者在两次总统大选皆参与民进党国防政策的草拟工作），同时民进党的诉求是转型正义，因此对军退年金的改革与转型，也须避免部分人士「齐头式平等」主张，造成不当改革损其尊严与利益，以使军退年金的改革具有更充分的正当性。
我们今天谈政治、谈军事，就是为了让下一代学经济、学艺术、谈哲学。就如同穿军服的国民，就是为了保护没穿军服的人自由。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对军人地位的尊重，除了工作的辛劳外，更是基于宪政层次考量，主要包括：
宪法的限制
首先，军人是国家合法暴力组织，拥强大武力同时接受《宪法》约制，政治立场与表意自由（express their opinions）都受到严格限制，以达到民主体制「权枪分离」、「文人统制」的核心基础。民主国家，军人放弃部分民权、政治人权（civil, political rights），无条件接受民主政府的文人指挥，只为国家争权利，不为自己争权益，可说是纯度最高的团体。此种认知与素养，是军人最高荣耀，更是其他职业无法企及的境界。
有意识的接受高风险
各国的军文关系研究都明确定义军人面对的是外部安全，在战场上面对的是国家级的武装对手，拥有重火力、精准弹药等杀伤力强大的火力，高强度的威胁来源。军人身为武装公仆（armed servant），在宪法授权的合法任务，需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且是在直接的生命风险下进行，战场没有「职灾」、「劳检」等权威性的制度性防范措施可言，军人更无罢工权、工会权。换句话说，军人在执行合法的军事任务时，其职场特性是完全丛林法则，竞争对手的手段与火力是毫无规则可预期。职业的风险可说是各行业中最高。
结构性淘汰的科学
军队组织的届龄退役较其他组织严格冷酷，主要是人类学、科学理由。人的生理随着年龄退化，如听力在20岁可听到1,800赫兹、30岁只能听到1,500赫兹。20岁的视觉可以看到160度，30岁约只有140度。在战场上的体能反应速度也就逐年下降。武装部队的层级组织又是呈现高度的金字塔结构，基层单位极度倚赖精壮人力的补充。因此，所谓的「停年」便成为升迁的制度性关卡，一旦成员在特定年纪与特定阶级仍无法升迁，组织便需强制予以解除职务。此与文官单位的升迁无年龄限制的性质大不相同。
强制退役的机会成本
军人的生理年龄受到约制，未晋升更高管理阶层，就不适合野战环境，因此民主国家普遍给予军人提早退休与退俸，年俸启始点都为20年给予半薪50％以上，也就是补偿其奉献的青春岁月。一方面，退役约为38～42岁，在民间有机会找到新工作。但越往后退役，在社会的就业机会就越低，因此替代率年增2％～2.5％，也是弥补其损失的机会成本。
政府的政策责任
1994年提出的「十年兵力规画」，2001年开始，历经精实、精进、精粹、勇固，人数由40万至21.5万。（未来17.5万至19万）。人力结构变动过大、过快，使得基金分母与退役人员失衡。由于是配合政策「被退役」，因此政府需负较大的道义责任，对基金缺口穷尽一切努力后，再行调整支付额度，如此更具正当性与说服力。
军人是战场的CEO需革新转职配套
实际上，军队的参1-4就是民间企业的人资、企划、行销、仓储物流。军人由初官伊始，就是CEO的养成，在战场敌火下执行领导统御，决策品质高于一般组织。此即为他国退役军人在民间企业仍获得重用的原因。
波湾战争后勤司令巴可尼斯（William G. Pagonis），退役后为施乐百货集团（Sears）延揽。其他如军事科技的发明与运用，也都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如网路、IOT。「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将是每家企业都应该学习的一大课题，此也是战斗兵科军士官退役后可以在民间企业发挥的强项，退抚的转业机制应予以强化推广与媒介。
易言之，不是同情、施舍，而是纯粹还给军人该有的尊严与处遇。放诸台湾民主化历程中来观察，虽然军中人权仍有个案问题，但由宪政角度切入，自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后，历经6次总统直选、3次政党轮替，国军忠实扮演宪法赋予的角色，成为民主转型守护者。
▲国防委员会审查军改案，国防部长严德发（左）、退辅会主委邱国正（右）。（图／记者屠惠刚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部分退军陈抗出现组织性、连续性暴力攻击事件，连媒体记者都受害，更唤起外界对涉及间谍判罪确定的退役军官仍可领取退俸的质疑。因此，在享有高所得替代率下，类似美军退役人员给付条例（Military Pay Policy- Retired Pay）也值得引进。其基本精神是退役人员若影响军人荣誉或遭判刑情况下，将遭到降阶、减俸的处遇。
知名的代表性案例，包括空军退役四星上将李希特（Arthur James Lichte）2017年因性丑闻而遭降阶为备役少将并减俸5千美元。退役陆军中将李维斯（Ronald Lewis）也因「多所违反军官与绅士的不当行为」（conduct unbecoming an officer and gentleman on multiple occasions）而遭降为备役准将。甚至前中情局长四星上将彼得雷乌斯（David H. Petraeus）因婚外情、泄密等案，也可能遭降阶。
民主国家的军队都经历过类似国军目前信任危机的阵痛期，最代表性的就是越战后，美军的国内信赖濒临崩溃，但倚赖中坚军官的改革，使美军改头换面重新赢得美国民众尊敬。简而言之，对于军人、军退年金的处遇，执政的民进党首应将威权时代历史包袱切割，持平看待武装部队此具特殊性的专业团体。同时，引进民主国家相对成熟的军事年金制度及荣誉制度，便可在维持军人尊严、年金改革正当性、国家安全间，取得平衡点。
●苏紫云，淡江大学整合战略与科技中心执行长、助教授。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88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