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陈若曦
陪同陈若曦前往国家图书馆的路途中，天色微暗，她从好友施寄青传给她的一部影片，谈到台湾女性目前的处境，心有所感的她望着车窗外说：「女人一定要先爱自己，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童年编织侠女梦
陈若曦，本名陈秀美，亲友们喊她阿珠，在永和出生。祖父是佃农，父亲是木匠，这样的工农背景，影响了她日后人生一项重要的决定。
陈若曦说小时候喜欢爬树摘土芭乐，喜欢在树底下为大家讲故事。故事的来源是母亲，母亲从小是养女，在那个年代，养女连油麻菜籽命都还称不上，祖母对母亲总有着习惯性的指责苛求，小小的她也体会到母亲孤立无援的痛苦。那时母亲唯一的娱乐，是在晚餐后带她去看野台戏，特别是对戏里悲剧角色分外有感受。在儿时的印象里，有一出媳妇被婆婆赶出家门，遗留下小孩安安，边赶鸭子边思念母亲的哭戏，让母亲在散场后的回家路上牵着她，还不断地悲伤抽泣着。
于是陈若曦开始把「陈三五娘」、「虎姑婆」这类故事，串得有头有尾，生灵活现，好讲给母亲和同学听。身为长女的她，经常体贴跟在母亲的身边，用小铲捡拾遗漏在土里的小花生，也为了不让父母有负担，自己从垃圾桶边捡来旧皮鞋，用纸糊补好鞋上的大破洞，让自己隔天上台演讲能有鞋可穿。
她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投稿，换取一支铅笔。在那个既贫穷又重男轻女的时代，女孩必须分担家务，当时大哥没有升学，只能当工人，而没上学吃过许多亏的父母，在得知陈若曦考进北一女初中部后，不顾众人反对的言论眼光，任由这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培养本事。
陈若曦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更加勤奋在《国语日报》或《青年战士报》等刊物写稿，更额外兼数个家教，只为想尽办法赚钱贴补家用，「生为女人，苦呀！」对于妈妈悲惨辛酸的哀怨，好像唯有借由这样的回馈，才能稍微弥补心中对家人的歉疚。
经常失业，却要养活一家七口的父亲，常有与众不同的想法。躲空袭时父亲不带家人去规定的防空洞，却举家前往空旷的地方，父亲说，「美军在空旷处一定不浪费炸弹，所以最安全。」事后证实父亲判断正确。父亲给过她一次钱，告诉她不要看别人手里有的，凡事要靠自己。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她的父亲告诫子女：「千万要远离政治，以免惹祸上身。」却在半夜和友人突袭狗仗人势的巡佐，并在子女面前神色得意。陈若曦说父亲终生不得志，却不害怕贯彻自己的信念。
向往自由与理想
陈若曦说最初的写作是为了生存，但是她从小喜欢读书，只要能到手的书就读，她看遍当时流行的侦探、武侠和章回小说。华人探长的陈查理，就是她站在永康街，站着翻完一页又一页，最后租书店老板干脆请她帮忙看店。
武侠小说特别让她着迷，小小脑袋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获得高手指点，好好锻炼一招半式的独门绝活，用来行侠仗义锄奸惩恶。有实践精神的她，号召一帮邻居小孩，在自家的院子开始练习射着自制飞镖，后来老树被铁钉打得伤痕累累，母亲喝斥禁止，这才暂时中断她想当侠客的心。
她说自己直率冷静又不喜迎合，高三担任班长的她，曾在课堂上引用鲁迅说：「打倒吃人的礼教……」，被向来宠爱赏识她的国文老师奋力推开，破口大骂她想造反。生气的她，直到毕业前都不肯跟老师说话。在那个反共抗俄的年代，严禁阅读左倾作家，进入台大后她才知道，当年同班同学因为加入读书会，被刑求或囚禁，师长蔡瑞月和崔小萍，也分别卷入二二八事件和匪谍案，这才感戴老师当年的周全护卫，让她有惊无险度过那段无知的惨绿青涩。
如何踏上创作之路？夏济安在他负责的《文学杂志》上刊登她的第一篇小说，这让她领到一笔高额的稿费，开心吆喝白先勇、王文兴、洪智惠一票好同学请吃冰淇淋。后来《文学杂志》面对解散，就由白先勇提供经济支援，他们这几位常聚会的好友们接手刊务，改了名字为《现代文学》。因为对母亲所处的环境，男尊女卑分外有感，她帮自己取一个中性笔名，希望能和男人一样在社会站得稳当。
当时大学生普遍有热情有理想，借着文学宣示对于现实体制的不满，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抑郁和苦闷，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失望的折射。在创办《现代文学》的头几个月，便隐约听说被警总暗中调查，没人敢公开讨论，连私下也尽量避免这个话题，内心恐惧自是不言而喻。也因为杂志，让他们有与外在世界接触的机会，能和国内外文坛人士的交流激荡，以文会友相濡以沫，开启她日后到美国与中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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