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特殊的生日
今年一月，我订了台湾飞北京的机票。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下，因为必须前往办事，所以虽然没有犹疑，但心中确实有些忐忑，不知将面临何种景况。同时，一月是京城最寒冷的时节，也是我的生日的月份。
一月初，冬季的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出现明显的升高趋势。我做好隔离14天的各种准备后，便前往机场搭机。可搭载170多人的空中巴士，一共仅22名乘客，绝大部分的人只戴了口罩，并没有特殊的防护装备。航空公司提供旅客一个装有面包和卤蛋的小餐盒。但应该没有人拿下口罩吃东西。大家都静坐在位子上，避免和其他人互动。下午四点多，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下机后一行人陆续沿着指示牌前进，走了好长一段路，偌大的机场除了我们和穿著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没有其他任何旅客，挑高的入境大厅里一片寂静，大家也都几乎静默不出声。
来到第一个工作站，有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健康申报查核，接着是口腔和鼻腔两项核酸检测、海关、最后来到一处出口，我们同行的人的行李都已经进行了消毒后，集中送到此处等候我们。出口玻璃门外停着一辆巴士，这时旁边工作人员对我挥手大喊，叫我领好自己的行李赶紧上车。这时，我看了一下手机，这些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大约只花了半小时，过程都是使用小程序app，扫二维码进行处理登记，不需填写任何一张纸质表格，简约又环保。等所有人都上车后，我们就在警车前后开道护送之下，前往隔离酒店。至于酒店位于哪里，是哪家酒店，没有人告知，也没有人问，可能是因为相信问了也不会有答案吧。
天色已渐昏暗，我早已饥肠辘辘，只希望能够早点脱下身上所有的防护装备，吃一顿热腾腾的晚餐。坐在有暖气的巴士里，暂时解除了在飞机上有感染疾病之虞的压力，我看着窗外的下班高峰车潮和隆冬的阴寒天色，不久，车窗玻璃上的薄雾竟结成了冰，阻碍了我的视线。它不似起雾，用纸巾便可擦拭去除。它是一层坚硬的薄冰。
巴士由北往南几乎穿越了大半个四九城，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大兴区一座国际会议中心。这一晚迎接我们的是漫天呼啸的刺骨北风，以及北京60年来的最低气温，零下19.6度。我的集中隔离的生活从此展开。
我们下车进了大厅，缴付未来14天的吃住和核酸检测费用后就被带领到分配的房间。这座会议中心的住宿区，是为了参加学术研讨会议的人士所准备的，所以基本上它并不是酒店。也因此，房间里的设备很简单，建筑也有点老旧，费用自然也相对较为低廉，不到六千元人民币。进房间前工作人员让我加了微信的同机者的朋友圈，做为隔离期间，大家和工作人员的沟通管道。
我被安排在四楼最里面的一号房间，这一面的房间窗户朝北，所以白天光线较暗，阳光晒不进来。我住的这个单位里有一间小客厅，两间单人房和浴室，全供我一人使用。四个空间各有一台暖气，可以自行管控开关。查看完桌上相关须知，简单消毒房间和用品后，晚餐很快送来，午夜过后，我在疲惫中很快入睡。
第二天一早七点半不到，走廊上便开始有动静，不久有人敲打我房门，喊着「取餐了」。我醒过来看看窗户，窗帘外面天还朦胧着，没有完全天亮呢！虽然没睡够，但想想干脆起床吃早餐了，以免待会儿早餐冷了。午餐大约12点前送到，六点前送来晚餐。他们把一袋包好的餐点放在房间门口的一张矮桌子上，让我们等他们送完离开后开门拿进屋内。吃完后再包好放在门外的桌子。依据这里的三餐时间，平常晚睡晚起的我，只好顺应情况调整作息时间。于是我开始每晚10点半以前上床睡觉，7点半以前起床。没起床也会有人喊我起床啊。
我原本担心早睡会睡不着，结果竟是夜夜好眠，每天天刚亮就精神奕奕地起床吃热腾腾的各式早点。也许是因为在这温暖而安全的空间里，个体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天塌下来我也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潜意识里，情绪处在一种极为放松而且平和的状态下吧。早餐后是看书和听音乐的时间，午餐后看新闻，和亲友通话或者讯息聊天，处理一些事务、做瑜伽，晚餐后看电视或上网追剧。每餐饭后都一定会在两个房间之间来回走动，活动一下。我还把空置的那个房间腾出空间，把床垫铺在地上做为我的瑜伽垫，方便每天运动。
隔离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应该和坐牢差不多吧。走廊上24小时有人监护着不准有人离开房间，以及按时用餐。当然隔离者的居住和饮食条件比监狱强，但是囚犯却可以在食堂，球场或工作间里，和他人聊天互动。隔离者却完全不能与人接触互动，这应该是隔离最艰难的地方吧。幸好，失去自由只有短短14天，很快就可以结束这种类似关紧闭的状态。
到了第十天，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早餐后不久，我正想着，今天再颓废一天，什么事都不想，明天就必须开始安排解离后的行程，执行此行来北京的目的了。但九点左右，工作人员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因为最近有入境者，病毒潜伏期超过14天，在隔离后出现症状并传染给他人，所以为防范境外移入案例于未然，现在起所有入境者的隔离天数，由原来的14天加7天，延长为21天，也就是所谓的14+7+7，最后面的七天是原本就有的七天的健康观测（自主管理）。消息发布不久，圈里出现了一阵騒动和抗议，有人表示无法接受，要求14天后必须离开等等。不久后我听到走廊上某间房间有男子的吵闹声音，接着又听到了工作人员柔性的低语安抚。
情绪反弹过后一两个小时，我听到隔壁房间男子鬼哭神号般的歌声，这可能也是一种情绪宣泄方式吧。朋友圈里，也涌出阵阵报怨，有人说自己是从香港到台湾再到北京的，三个地方都做了隔离，如今再加七天令人发狂…也有人带着孩子要回东北过春节，北京21天后，回东北还要隔离14天，到家刚好是除夕夜了…还有人说必须参加会议签约，延长隔离严重影响工作…我当然也觉得这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原本即将打开、通往自由的大铁门，现在突然出台新规定，让自由距离自己更遥远了。然而，无奈之余，除了调适自己的情绪，恐怕也别无他法。
我走到最接近外面世界的窗户旁站着，窗户下面是一个小院子，种了一排不知名的树，树干细细的，但长得很高，高过四层楼，我想像夏天的时候窗外的绿荫一定美极了。墙外是一条马路，马路对面是一家石油厂和一家物流公司，经当有大型车辆进出。我们每天都要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每当下午气温高时我便开窗感受外面清新的空气。树上偶而飞来几只大鸟，有着黑色的大尾巴，不畏严寒地飞翔并发出非常响亮的叫声；也曾经有两天，在一早天才光亮没多久，灰白的天空就飘起了细细毛毛的小雪，叫人惊叹北方冰雪天候之美。
时光就这样默默地，一天挨着一天地过去。直到过了14天之后的某一天，我的生日到来了。这一天，没有下雪也没有大鸟光临，就和隔离中平常的一天一样。在这方寸内，我怀抱着对回归正常的热切，规律的作息，度过了一个平安的生日。接下来，隔离的终线也将随之到来。（小芬/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