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企业，台湾不缺纸上谈兵的文青
●作者／洪大伦。
这几天在社会企业圈子里有些纷扰，原因是某作家狠批了在业界知名的《大志》，主要批评的理由有三：
「究竟是街友需要《大志》，还是《大志》需要街友？」
详细内容我就不引述了，因为如果纯粹站在观察与批判思考角度下，我相信任何一个文笔好一点的文青都能写出类似的批判。只是说，批评者既然这么振振有词，觉得自己更有智力和道德上的制高点，那我们是否也应该来检视一下，批评者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
举例来说，作者觉得《大志》不该用批发方式跟街友合作，而应该用雇佣关系才是正途。
首先，嘿，你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吗？你管人家用什么方式跟街友合作？重点是街友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合作方式，愿意就合作，不愿意就去找别的事做就好，《大志》又没拿枪逼他们非配合不可。
最好的选择
对于有条件还能选择其他机会的街友来说，《大志》的条件不会困扰他们；对于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街友来说，《大志》就是最好的选择不是？
因此我不懂，用什么合作关系重要吗？加盟早餐店不可以，一定要是总部100%投资的子公司？偶而兼差送个报纸不可以，一定要全职去送报纸才可以？看到路旁婆婆想过马路，一定要背起她而不能只是牵她过马路，甚至还要送到目的地，确认她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今天有没有便秘，才算是够体贴够有爱心？原作也未免管太宽。
其次，文章还提到：「过往许多研究均指出，对街友来说，一份稳定的收入是改善生活的重要起点。」
第一，我想请教有哪些研究指出对「街友」而言，「稳定收入」与「改善生活」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这是作者自己想像的，还是真的有研究论文支持？
第二，既然要谈研究，我也直接引述哈佛教授（编注：现已转职到芝加哥大学）的 Sendhil Mullainathan 曾在他的著作 《稀缺》一书中提到研究贫穷的结论：
『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过分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也就是说，穷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因为长期贫穷，失去了摆脱贫穷的智力和判断力，这种状况不变，再努力也是白费；而如果仅是简单地分钱给穷人，穷人的「稀缺头脑模式」也会导致无法利用好这些资源或福利让自己脱贫。』
换言之，从 Sendhil Mullainathan 教授结论来看，给予固定收入的雇佣关系，跟这些街友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或生活，几乎毫无关系。因为就算是直接送钱给穷困的街友，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当下的生活困境，更不用说雇佣关系能改变这件事。
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就撇开街友这么极端的案例，且看一般正常雇佣关系下的上班族，他们领了固定薪资，请问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真的有改善吗？长期低薪的情况下，碰到带着风险的机会，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放下稀缺思维，把好不容易存到的一点小钱投资在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上？就个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上班族根本做不到。
因此，能否改变自己的生活？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重点根本不在于是否是固定收入，而在于「稀缺性思维」有没有被打破。
我不相信所有街友都是毫无工作经验的，他们当中一定有做过其他临时工、兼职，甚至可能曾经是正常的上班族。既然会成为街友，必然有其个人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换句话说，谁说雇佣关系下的固定收入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当中不就是有些人是从正常的雇佣关系下最后成为街友？如果固定薪资的雇佣关系是关键，那作者该如何解释为何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了街友？
给固定薪水 就能改变街友命运？
如果《大志》真的给街友固定薪资，他们就能摆脱穷人思维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会像一般上班族一样抱怨薪水不够高？抱怨公司福利不好？继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无法跳脱？答案恐怕还有得研究。结果原作者就能立刻下结论说雇佣关系比较好，未免也太神了。
要抬杠，大家都能抬杠。作者认为固定薪资的雇佣关系是解药，但从 Sendhil Mullainathan 教授结论来看，我倒是认为《大志》让街友承担一点风险去自食其力的方式，说不定才是训练他们摆脱稀缺思维的方式之一，才是有可能让他们在拥有充分尊严情况下意识稀缺性问题，从而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点。
空口批评谁不会？写写文章谁不会？但重点是，作者拿出什么实际方案去改变街友的稀缺性思维？用一篇看似充满知识内涵，实则打高空、过度理想性且廉价的批评，就想抹煞实际拿出行动的人，这未免太过便宜。
拿国外案例比较？
另外，我还有看到某网站总编写的，说国外的《大志》又做了哪些事来帮助街友，但台湾的《大志》似乎只是做了商业上的事，没有真的改变街友的生活。文中提到：「反观台湾，8年过去了，刚开始我们可以说不要苛责艰辛的创业者，但时移日转推移至今，打开台湾《大志》网站，你依旧不会对街友有任何更多的认识。」
基本上，虽然文章有说不是非得要像国外的做法才正确，不过通篇拿国外的案例不就是要比较台湾的《大志》做的很没长进？
我不认识《大志》的谁，我对他们的认识只有在路边看到有人卖《大志》，仅止于此，然而我对创业有更深的认识，我只想问：如果我就只打算维持某一种规模的公司样态，请问我招谁惹谁了？或者说，如果我就是经营得不好，「只能」勉强维持这样的状态，请问又招谁惹谁了？
如果街友的问题程度是100分，评估了我自己的能力、资源后，我希望自己只做60分，请问这样的社会企业有什么错呢？该总编文章下的潜台词就是，已经经营八年的台湾《大志》理应成长到足以能做更多事去改变街友，或者让更多人去理解、认识街友的处境，但他们没做到，所以值得在八年后拿出来解剖检视，值得在八年后苛责他们。
但问题是，创过业的人都知道，一般创业超过三年的存活率可能不到5%，而一个以街友为主题的社会企业能生存八年，竟然会下意识认为他们已经够成熟也够大到能改变街友的命运？怎么没有想过他们可能表面上看起来稳定发展，却依然在求生存的边缘？依然在苦苦挣扎着每天的现金流？怎么还巴望他们能像国外一样成立基金会？动用更大资源去帮助街友？
认知基础不同
再次强调，我不认识他们任何一人，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经营状况好不好，我只知道，创业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或眼光去检视社会企业是你的自由，然而那些创业人实际上过的是什么日子，绝对不是动动嘴巴、写写文章的任何人能体会的。
这么说不是要讲创业多高尚或多伟大，相反的，创业就是经常在地上吃土，过着外人想像不到的痛苦生活，因此当外人用「理所当然」的角度批判时，在认知基础完全不同情况下，真的很难沟通到让外人明白真实的难处是什么。
若说站在旁边看人创业的想像难度有70分，那么实际创业的真实难度至少会是700分，甚至倒霉的时候可能上看7万分。我不知道原作者或网站总编自己创过业没有，真希望有这么丰富且高尚生命情怀的各位出来创个社会企业，用你们的方法解决一下街友问题给大家看看。
多说就真的只是抬杠了，写这么长只是想抒发一下，近年来看到太多「键盘创业家」、「嘴砲创业家」。好像别人失败或没做好，就一定是智力低下或道德低下造成的问题，更好似你比他们聪明能很早预见他们的成败。
动动嘴巴最简单，太多事情你没去做，就是不知道原来还存在很多你没想过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简单到明明白白存在那里，但你却在事前就是无法发现，而最终招致你失败的就是那些简单却明白的小事。
并不是一定要创过业才能批评创业，而是你是否有真的有亲自投入资源、承担风险，体验过问题的难度与深度？你的批评到底有没有跟人家在同一个认知水平？这些事非常重要。就像很多人酸严凯泰拿这么多补助却连一台电动车都生不出来，说得好像如果是你拿到钱你就能生出特斯拉一样；觉得世足赛梅西怎么踢这么烂，好像你上场就能风驰电掣干掉场上那些大明星一样，都是自慰式的幻想罢了。
推动社会企业好难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在观望他人作为，找机会见缝插针，最好他人能如自己预料一样失败或犯错，他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自己高瞻远瞩，陶醉在自以为是赢家的迷幻感；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卷起袖子，弄脏双手，甚至冒着被批判的名声，将社会问题作为己任，扛起沈重负荷的十字架往前走。
商业固然有成败，但成功不会保持常态，失败也不会是永远。如果有一天台湾的《大志》真的做不下去了收起来，其实也只是证明某种经营方式可能行不通，换个方式持续耕耘相同的议题即可。说别人收割名声，说别人利用街友，怎么看都像是为批判而批判的思考。
要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践，请快点投入自己的个人资源，承担风险，创一个属于街友的乌托邦，我想社会绝对乐见这种存在，不要只是嘴上说说，毕竟我们的社会不缺只是能写犀利批判的文青，却很缺实际做事的执行者。
在台湾搞社会企业真难，要想办法在困境中赚钱，要背负连政府都未必能解决的问题，还要符合批评者口中的合理作法，你能不对他们致上敬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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