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俸钢／分尸案真的这么猎奇吗？　还是只是你的三观被吓坏了

▲这种看起来「不是自己理解范围之」的杀人事件，产生的恐怖效应就因此远大于其他更直接的生命威胁。（图／翻摄自免费图库pixabay）

近日台北华山地区发生了疑似性侵不成杀人分尸的新闻事件，由于更早前才发生了另一起恐怖情人的杀人分尸案，因此这样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成了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

多数的社会大众，倾向由自身的心理社会经验，外推这个世界的整体状况，因此对于这类和自身经验有着明显冲突的人类行为，会格外容易产生扭曲和恐慌的心态，其实这样的想法与真实世界的状况并不相符。

就这个新闻事件而言，依笔者为文至今的新闻资讯来看，嫌犯本身在犯行之前的人际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异常，周遭认识的人对他也没有特别的恶评，只有疑似婚外情的对象怀孕并抱怨已婚的嫌犯始乱终弃，另外有嫌犯性关系复杂的传言。

一般论者对这个新闻事件第一个关注的焦点是分尸。

事实上，凶杀事件在台湾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在台湾的故意杀人件数，从民国９０年的全年１０７２件，到民国１０６年的全年３９９件，整体来说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平均来讲每年遇到这类事件的机率低于１０万分之２，死于交通意外的机率是这个的１０倍。

但是由于人类心理一直对于交通工具的掌握拥有非常强大的自信心，这种看起来「不是自己理解范围之内」的杀人事件，产生的恐怖效应就因此远大于其他更直接的生命威胁，这也是人类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误区。

▲华山分尸案嫌犯陈伯谦。（图／合成照，照片来源：爆废公社、记者黄克翔）

如果就目前笔者可以找的科学研究来看，对照本次新闻事件，有几个常见的论述可能需要澄清：

１、杀人分尸者一定是邪恶的「异类」？其实杀人分尸案的发生率在世界各国差异颇大，瑞典的研究３０年间（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共有２２件杀人分尸案，芬兰的研究在１０年间（１９９５－２００４）有１３例，波兰在５０年间有３０例，但在中国，光是上海市的范围内，在２００５到２０１２的８年间，就有２４例。

但他们的共通点是，这些杀人者在统计上，有大多数是被害者的家人或认识的朋友，２０１６年波兰Konopka的研究，２５个已知凶手的分尸案中，有２２例是熟识者犯案，在２０１３的中国上海的案例中，２４例里熟人犯案也占了２２例。

多数的犯罪者，都是足以与我们相熟互动并不太会被认为是怪物的一般人。

２、分尸的行为太诡异了，会做这种事的一定是变态？不同国家的研究，几乎都有接近的结论，多数杀人分尸的动机，都不是事先预谋，而且大半是情感纠纷，并且是杀人者在情绪激动下的产物。

分尸行为的主要动机，大多是准备淹灭证据，中国上海的研究特别将分尸者的动机予以分析，他们的尸块数多半在２０块到３０块之间（远高于台湾近日的两个新闻事件），且由于各种监视器密布，因此导致了将尸体分解以利搬运的结果。

３、最近发生的两个案件凶手都具有运动类型的教练身份，这种人一定有暴力倾向？早期如瑞典 １９９８年发表的３０年研究，确实有超过一半的加害者在手法上表现较俐落，并且有特定的职业背景，如屠夫、外科医师、军人、猎人，但越到近代的研究，这样的情形越不显著；例如中国上海的案例中，２４例只有５例是厨师。

而且另一种现象开始变得明显，就是犯罪者其实会在网路上临时搜寻分尸灭迹的资讯，至少有４例（占１／６）显示手法特别，但犯罪者并没有相关经验，完全是照网路上的资料来下手的。

４、分尸之后还把乳房保留下来，这一定有问题，是变态？其实就人类行为研究里，最常出现类似行为的，不是一般的犯罪者，而是战争。１９９３年 Mackinnon 一篇针对二次大战的研究，就指出德军、日军都有类似的切割女性乳房、子宫的战争暴行。

更为人所知的，在２００８Weitsman 一篇分析１９９０年代波士尼亚（Bosnia）和卢安达（Rwanda）战争中的性暴力就指出，在军队中允许性暴力的状况下，普遍的会出现对敌方女性严重的性凌虐，包括用强酸和利器毁损下体、切下女性乳房、子宫等行为。

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对女性第二性征的暴力，有背后的色欲杀人的行为解释；如果再加上对于一些序列杀人犯的个案研究（如 Jeffrey Dahmer、Jerry Brudos…)，也确实会让人怀疑这种取下乳房并另行保存的行为有背后的意义。

但就多数杀人分尸的案例来看，如波兰的例子里，３０例中只有３例和性侵相关，中国上海的２４例中，性侵相关的也只有２例。也就是说，身为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可以抱持着行为分析的合理怀疑，但别忘了不要用特定怪异的个案做过度延伸或以偏概全。

Myers 在一篇２００４年发表、以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有偏差行为的序列杀人犯研究就指出，如果这样的个案，其动机确实有异于常人的性偏差，那么最常出现的一些人际异常表现，会长期的出现在犯罪者的过去史中。

包括「没有同理心」、「不会有罪恶感」、「有被逮捕的过去史」、「神经心理学的异常」、「在学时有严重适应不良」、「家庭系统严重失功能」、「家暴」、「人际关系常出现暴力行为」…等，这些在统计上出现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９成。

因此在对目前仍然真相不明的刑事案件中，用特定猎奇的个案来去看待当事人，除了容易影响犯罪客观的调查，给予刑事司法系统不当的压力之外，更容易让社会大众对身处的现状产生不必要的扭曲和误解，识者当引以为戒。

●作者王俸钢，彰化基督教医院司法精神医学中心主任。现任台湾司法精神医学会常务理事，专长司法精神医学、犯罪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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