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警，真的是坏人吗？
▲港警，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代名词了，港警里面有这么多人，一定有好警察，也有坏警察，但是好的事情大家不会报，只有警察使用暴力，才会有新闻。（图／路透）
●作者／查理
香港事件演变到现在，每个周末都有游行示威，甚至平日在中环吃午餐都有可能被催泪弹加料，这样的冲突升级已经深深地加大的人民与政府的对立，现在如果问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有六成会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只有约一成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香港人发现自己不能再信任这个政府时，地区性的民族意识就会团结，起而反抗。
在这段冲突的日子里，有一个被多次提起的议题就是港警的暴力事件，也是在香港的五大诉求之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滥权」，为什么在一个法治的国家之中，香港警察会滥用职权呢？从情感面上来看，港警也是香港人，难道他都没有想过游行的人、示威的人、学校里的学生，可能是他某一个亲戚或是朋友的小孩吗？更或是自己的小孩就在其中？
港警，这个词已经变成一个代名词了，港警里面有这么多人，一定有好警察，也有坏警察，但是好的事情大家不会报，只有警察使用暴力，才会有新闻，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当这些好警察也被贴上暴力的标签时，可以想见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力，就算他想跟人民站在一起，但是他有他的家人要养，他没有办法违抗上级的命令，当他下班回到家时，也许朋友、家人也不会支持他，反而认为他是为虎作伥。
▲港警。（图／记者黄彦杰摄）
也就是说当你把每个人的独特性拿掉的时候，他就只剩下一个标签，整天打开电视就是看到自己被骂无良港警，久了，好警察自己也习惯这样的标签了，因为他的努力是被忽视的，是不会被看见的，那就安安份份遵守上级的命令就好。
看到港警的处境就让我想到当初台湾太阳花学运时也有警察的暴力，面对激进的群众，台湾的警察当然也是一样，你不激进就没办法控制场面，你不给警察权力他就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在这么混乱的场面中，我相信没有人可以用冷静客观、心平气和的态度面对示威者，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任务，换成自己站在那个位子，我也不觉得能做得比他们好，要求别人很容易，用高道德标准检视别人很容易，但想像自己是执行公权力的一方，才发现我们其实都一样。
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史丹福监狱实验」，监狱实验在1971年8月14至20日进行，实验地点位于史丹福大学，由刚成为该校心理学教授的津巴多领导。实验参与者主要为大学生，他们都同意以每日15美元的报酬，参与这场预期一至两星期的实验。24位参与者获随机分派成为「囚犯」或「守卫」的角色，各占一半，这个模拟监狱的「职员」则包括「狱长」津巴多和他的学生。
这个实验恐怖的地方不是在于血腥与暴力，而是在于太过真实，真实地反映人性，你内心中最不堪，平时被隐藏非常好的「恶」性，赤裸裸地被揭露了出来，而你却没有办法察觉。
▲太阳花学运警民冲突。（图／本报资料照）
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
第二天 「 囚犯」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扮演典狱长的教授津巴多要求守卫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
守卫开始逼迫囚犯做伏地挺身、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逼迫模拟交配的过程。更可怕的是，守卫们还禁止囚犯上厕所，只能用牢房里的水桶大小便，很快积满的排泄物，将房间薰到不行。最后整个场面失控，被迫在第六天就结束了实验。
虽然这个实验在学术的方法论上有许多质疑，但是最令人无法忽视的也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性被拿掉时，你就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你就是守卫，你就是狱卒，而且你能适应得很好，善与恶之间不是鸿沟，而是一瞬就可以跨越的分野。
根据实验，有一个问题是，当津巴多说好人变成了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成了坏人，他们要么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要么认为自己只是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为自己采取的手段辩护——虐囚的士兵是为了获取反恐所需的情报，恐怖分子是为了民族解放，在他们的同仁眼里他们也是道德英雄。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善和恶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港警也是一样，当港警变成代名词，变成一个滥用公权力、滥用暴力、隐藏真相的代名词时，每一个警察都没有区别了，他会服从他们的标签，甚至根据实验，他们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为自己辩护。你可能会觉得很生气，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当你在那个位置上，你有办法保证你能做得更好吗？人性实验告诉我们，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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