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凡／治疗代替监禁 社区家园让精障者活得像人
▲政府必须多投入资源，建置让精神病患安心自立、融入社区的生活方案，用关怀与包容接纳病友。（图／pakutaso）
台铁杀警案一审宣判无罪，这结论出乎大众预料，媒体、网路舆论热烈批判法官及鉴定医师的判断。我完全理解大众对「思觉失调症」的陌生与恐惧感，因为我也是从不懂思觉失调症的麻瓜，透过辅导与陪伴个案的经历，慢慢认识这个病症。
辅导的个案中，那孩子出生就拿到一手烂牌，过动、情绪躁动、兔唇、轻度智能障碍，自小就被爸爸抛弃，在安置机构中长大，因为太调皮，机构受不了，便把他丢给又穷又病的老祖母照顾。17岁时，他行踪飘忽的在几个县市路倒、被送医，前三家医院怀疑他吸毒、喝酒，验血、验尿，做各种检查却查不出原因，最后有次我在家访路上堵到他，他正在马路中央手舞足蹈，我才以有自伤之虞理由报警，送医治疗，医师才判断他罹患思觉失调症。
对它陌生不该成为恐惧
治疗初期并不顺利，受限健保住院天数，30天就被要求出院，使用典型药物效果不彰，仍有幻听觉狂乱情形，再度送医住院时，改用非典型药物治疗，带来疲累、白血球降低、流口水的副作用。医师约老祖母说明病况时，麻瓜我都跟着到场聆听写笔记，再上网搜寻相关资讯，一边理解病症与治疗方式，一边思考如何规划对策。
因年迈祖母支持力薄弱，担心他无法稳定就医，我与社工想送他去疗养机构，医师提醒年轻病患过早进入机构会加速退化，他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机构，倘能让他返家、工作，在家人陪伴协助下生活，接受各类社会刺激，人生才有色彩。医师不只说服我们放弃送机构的计划，更协助他转到日间留院病房。周间白天，他到病房接受服务与训练，晚上返家，持续治疗下，病况慢慢好转。
撑过半年，顺利取得「重大伤病卡」、「精神障碍手册」及「个人低收入资格」，让弱势的他能无虞就医。日子久了，他自觉病愈，利用假日溜到工地打工赚钱，因药物让他行动迟钝，他便擅自停药，埋下未来急性复发悲剧的引信。
稳定治疗才能改善病况
思觉失调症是脑功能失调的生理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病患每日需按时在早、中、晚服用药物，不能断断续续或想到才吃，即便现在虽有长效针，但仍要定期施打。患者常自认状况改善，而自行减药、停药，虽不会马上出现问题，但隔一段时间后会急性复发，且每次复发，病况会一次比一次严重，越来越难治疗，最后会造成脑部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能不能稳定治疗、持续服药，对思觉失调症病人非常重要。
停药后，他不只病发，还再犯案，虽然法官给他缓刑、令入医院施以监护一年的处遇，但老祖母病逝，失去家庭的他，监护后只能靠社工找机构接续安置，床位有限的医院或精神护理之家都没有余裕接收他，最后只好栖身评鉴不合格的一般护理之家。不适应新环境的他趁机逃跑，攀爬中却不慎从楼上坠落，头着地而过世，那年他才22岁。
当病找上门谁都躲不掉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资料，全国思觉失调症门诊及住诊患者人数，民国104年有118,651人、107年却有151,844人，3年增加28%患者。再从相关机构及床位数来看（如下表），服务资源确实有随病患人数增加，但这样的资源是否足以满足病患及其家属的需求？从后续发生的社会憾事来看，答案应不言而明。
没有人会想在医院或机构终老一生，《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19条提醒身心障碍者应有生活选择权，并应享有独立和融入社区生活的平等权利，这点却是那个孩子未曾享有过的。
他过世后，我走访花莲玉里荣民医院的康复之家及社区家园，看到小镇居民及病友生活的交会与融合，在医院及个管师努力下，小镇居民愿意租房让稳定的病友居住，病友能在医疗继续关怀下，在社区生活、工作，与镇民社会互动。社区家园一位病友告诉我，这样的生活让她觉得她像个正常人。我不禁想像，那孩子若能在这里自在生活、赚钱营生，是否能活得更久？
社区家园经营得辛苦，政府给的经费或人力远低于方案运行的需求，再加上对消防、无障碍设施的要求，以及租屋招标繁琐的行政限制，造成执行的窒碍，以致方案不易扩展，十分可惜。虽然社会大众心思仍在延长监护、司法精神病院等后端议题上，但在此，仍想呼吁大家能多体谅这些非志愿罹患病症的人，与其等憾事发生后的补破网，不如进一步站在人道的立场，促请政府着力于前端，多投入足够的资源，建置让病患安心自立、融入社区的生活方案，用有温度的关怀与包容接纳病友，那才是最好的社会安全策略。
好文推荐
王以凡／【少事法修正】司法与行政携手拉孩子一把
王以凡／触法儿童准用《少事法》？在铁窗内哭泣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