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宏／【后丰大桥案】可疑的证词却成有罪判决关键
▲2002年发生的后丰大桥女老师坠桥案，男友王淇政（左2）与友人洪世纬（右2）于2019年底再审宣判无罪 。（图／记者白珈阳摄）
2002年12月7日，陈姓女子自台中后丰大桥坠桥身亡，案件在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罪嫌不足，在2004年9月对王淇政和洪世纬二人做出不起诉处分。本来应该到此为止的案件，因为在2005年1月间有证人做出了不同于过往的证述，检察官转而起诉王淇政和洪世纬，也开启两人后来长达十年的冤狱人生。
案件之所以有如此重大的转折，正是因为在事发两年后，有证人变更了他原来的说法，转而做出不利于王淇政和洪世纬的供述。至于证人说法以外的事证则没有任何的变化，一样没有其他可以认定两人犯案的证据存在。也就是说，本来被认为是罪嫌不足的案件，因为一个证人更改了他本来的证词，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由此恰恰可以看出证人供述在法官或检察官心中的重量。
但是，证人的供述如果没有其他的具体事证支持，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证据类型。证人的供述会因为动机或目的而有所差异，先不谈恶意说谎，如果证人主观上认为或怀疑法庭上的被告是实际的犯罪者，他的证述难免往不利于被告的方向进行，或者是提供被告可能是实际犯罪者的想像给法官或检察官。
除了证人主观上的动机或目的外，证人说词是否可信，也会因为证人的知觉、记忆及陈述能力而有所影响。
所谓的知觉，就是证人就其见闻的感受，因为每个人对于外界的感受和观察能力不同，因此，即便是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观察结果。举例来说，同样的一台汽车，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是白色，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是银色，但是车色可能就会影响事实认定的关键因素。
关于记忆的部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通常做证的时间点都会距离事发后一定的时间，时间就会考验人的记忆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长时间记得事发时所见闻到的所有事实，但是，无论是审判程序或是侦查程序，期望每个人都能够记得每一件事，以至于证人必须在司法程序中，就其无法记忆的事项做证，法官或检察官甚至可能将这些证人因为无法记忆所推测、随意回答，或迎合询问者所提出来的证述，做为认定被告是否有罪的依据。
陈述能力则是指每个人能否顺利、完整的将心中想法表达出来，让其他人可以确实接收并了解其内容。每个人的人生经验、学经历背景和临场反应都不相同，基于这些不同，每个人在说话时所使用的词汇、讲话的逻辑和结构、表达的方式与程度，对外界所产生的效果都会不同。有些人自认为讲的很清楚，但听的人未必能够真的理解；有时候讲的人讲的不明不白，但听的人却自以为听的很明白。
正因为人的供述有上面谈到的不确定性，因此，单凭证人的说法就做出判断，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难以确认真相的。也因为如此，人的供述不应该在事实的判断上承载过多的重量，也就是说，人的供述应该只是辅助的性质，只有在其他客观事证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够用以辅助认定事实，而不是反过来以人的供述做为认定事实的核心。
后丰大桥案所彰显的正是司法实务上，以证人供述为核心的判断结构；证人前后不一的说法，导致法官和检察官对于王淇政和洪世纬两人有没有犯罪，做出截然不同的认定，殊不知，案件中存在着多项与证人证词相左的客观证据。过去的判决就因为执著于证人的供述，而忽略了其他客观上都足以推翻该名证人证述的证据。
以人的供述做为认定事实核心的审理方式，往往赋与人的供述过多的证据价值。由于人的供述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无法、也不应该单独做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人的供述应该只能用以辅佐其他客观证据，没有客观证据支持的供述，在法庭上不应该是有任何的价值或份量。只着重证人供述的结果，往往就是产出冤错案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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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义谦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法律扶助基金会台北分会会长，台北律师公会常务理事及司法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刑辩工作坊交互诘问课程讲师。台湾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官网http://twcdaa.org。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