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宏／无罪推定下仍须自证无罪的被告
▲本应由检察官证明其可信的证人，却反过来要求被告证明其不可信，等同于要求被告证明自己的无辜。（图／pixabay）
在无罪推定原则和直接审理原则的要求下，检察官应该要在法庭上提出证据，以证明被告是有罪的。但是对于无罪推定和直接审理原则这样理所当然的理解方式，却和我国司法实务的操作，有着某些程度的落差。
在目前的法庭活动下，往往会有检察官以目前我国是采行卷证并送制度，也就是检察官在起诉时，会把侦查所得的相关卷宗、证据全部送到法院去，而认为卷证只要送到法院去了，其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就已经了结。也因为如此，往往会在法庭上出现，有些明明是检察官要用来证明被告有罪的证人，但是检察官却不传唤该证人到法庭，而一昧的表示，卷内已经存在证人在侦查中所做成的笔录，已经足已证明被告有罪了，所以拒绝传唤证人到庭。
但是有问题的是，检察官在侦查程序讯问证人的过程中，被告及其辩护人未必能够在检察官讯问证人的时候在场；就算有机会在场，也未必有机会可以对证人进行交互诘问，以检验证人所为证述是否真实；而就算被告及其辩护人能够在侦查中对证人进行交互诘问，也因为侦查不公开原则的要求，根本无从在交互诘问前，实质有效的准备能够挑战或打击该证人证述的素材及资料，以致于侦查中的诘问，实质上根本没有任何交互诘问的效果。
也就是说，检察官在侦查中所取得的证人供述，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被告方的挑战及考验，而这种没被挑战及验证过的证词，是不是当然可以用来做为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显然是有疑问的。
面对检察官不愿意传唤证人的情形，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理念，法官本来应该以检察官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应该要判决被告无罪。但是，我国实务畸形的地方是，法官通常不太愿意直接判决被告无罪，而会是反过来要求被告方来传唤本应由检察官传唤的证人，让被告直接来挑战证人的可信性，让被告来证明证人不可信。
我国司法实务的操作结果，将本来应该由检察官证明其可信的证人，反过来要求被告必须证明其不可信，这样等同于是要求被告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完全颠倒了无罪推定原则下，被告不用自证无罪的基本概念。
除此之外，司法实务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操作，也就是法官的职权调查。因为检察官不愿意进一步举证，法院除了要求被告证明卷内事证的不可信外，甚至主动进行调查，将原应由检察官负担的举证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说，法官不再只是单纯的进行中立审判的审判者，法官实质上已经接手了检察官的追诉任务，同时代表国家诉追被告。
然而，诉追的本质正是要使被告有罪，本应立于中立客观立场的法官，一旦接下诉追被告的棒子，那么就很难再认为具有中立客观的地位了。这里要特别说的是，并不是认为法官就会特意陷人于罪，只是当法官存有为检察官补充举证的想法，其思考及判断的方向与对于证据的评价，自然容易往不利于被告的方向进行，甚至有些对于被告有利的事项，也会因为诉追的想法而被略而不见，这样的「隧道视野现象」（编按：隧道视野现象是指在思考事情时，思路像隧道一样狭窄。例如思维定势、刻板印象都属于此）一旦出现于审判过程，法官自然容易遭受质疑。
其实，证明被告有罪的任务，在制度的设计上，本来就是由检察官负担，而且检察官有义务将相关事证在法庭上呈现，以证明其所起诉的犯罪事实确实存在。如果检察官不愿意在法庭上提出证据，不愿意在法庭上证明被告有罪，法官就应该直接以检察官无法证明被告有罪为由，判决被告无罪，而不是反过来要求被告自证无罪，或是接棒进行职权调查，自己担任追诉者的角色，破坏审判的中立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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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宏，义谦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法律扶助基金会台北分会会长，台北律师公会常务理事及司法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刑辩工作坊交互诘问课程讲师。台湾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官网http://twcdaa.org。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