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隆昌案】林俊宏／当污点证人的「补强证据」充满漏洞
●林俊宏／律师、专利代理人。现任司改会监察人暨常务执行委员、冤狱平反协会监事。
「污点证人」的议题，在王隆昌案于2019年2月15日的递状记者会后，又再度引起讨论。
「污点证人」在意义上并不难理解，就是共同参与犯罪的人，出庭指证其他涉入共同犯罪的被告。这样的证人与一般未参与犯罪的清白证人不同，是涉及犯罪而带有污点的，所以称之为「污点证人」。除此之外，与一般证人有所区别的是，「污点证人」在作证之前，已经与检察官达成一定的协议，以指证他人而换取一定的免责，因此，这个制度比较精确的用语，应该是「证人免责」制度。
「污点证人（证人免责）」制度的产生，是鉴于某些具备隐密性、组织性、重大性、国际性的犯罪类型（如组织犯罪、贪渎、恐攻⋯⋯等），司法机关因为取得证据相当的困难，因此透过免除刑事责任的方式，策动部分参与犯罪之人出面作证，以供出整体犯罪结构。因此，「污点证人（证人免责）」的制度，在客观上确实有其需求及必要性。
然而，也因为「污点证人（证人免责）」具备了利益交换的特性，因此，证人为了能够确实取得免责的利益，往往会「尽量」配合检察官的需求，甚至做出「超越事实」的证词。针对「污点证人」这样的特性，我国最高法院也曾明确指出：「从而适用上开规定（按：指证人保护法的规定）之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其供述之凭信性本不及于一般人；则为避免其有为侦查机关诱导，或为图邀轻典而为不实供述之可能，以担保其所为不利于其他共同被告（共犯）之供述（即供出该案之其他共犯事证之陈述）之真实性，自应有足以令人确信其供述为真实之补强证据，俾贯彻刑事诉讼无罪推定及严格证明之基本原则。」（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83号刑事判决），说明「污点证人」的供述可信性较低，而要求「污点证人」的供述必须要有其他足以令人确信其供述为真实的补强证据来补强，才能担保供述的真实性。
▲王隆昌（持麦克风者）与民间司改会到最高检察署，要求提出非常上诉。（图／记者吴铭峰摄）
然而，问题就在于我国实务对于「补强证据」的认定，究竟什么样的证据能够当做补强证据？能补强到什么程度？由于欠缺明文的规范，以致于操作上存有许多模糊的空间，许多的冤错假案即因此而生。
最高法院虽曾以73年台上字第5638号刑事判例指出：「被告之自白固不得作为认定犯罪之唯一证据，而须以补强证据证明其确与事实相符，然兹所谓之补强证据，并非以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之全部事实为必要，倘其得以佐证自白之犯罪非属虚构，能予保障所自白事实之真实性，即已充分。又得据以佐证者，虽非直接可以推断该被告之实施犯罪，但以此项证据与被告之自白为综合判断，若足以认定犯罪事实者，仍不得谓其非属补强证据。」，描绘出「补强证据」的轮廓，但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几乎什么证据都可以用来补强，最终就是交由法官自行综合判断。这样的补强操作，在王隆昌案显示出来的就是，几张没有办法特定人事物的发票，就可以用来补强污点证人的供述，让污点证人的供述可以用来认定被告有罪。
法院对于补强证据寛松操作，一方面等于是垫高了污点证人供述的证明力，另一方面则是大幅降低了检察官的举证负担。如此一来，检察官几乎只要找到愿意担任污点证人的人，被告的抗辩生路大概就断绝了。但是，显而易见的，给予检察官这样的举证优惠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检察官几乎不需要去检验证人的供述是否为真，也不需要进行其他的搜证，反正，只要有一个污点证人，法院就会买单，就会依检察官的起诉判决被告有罪。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利用这样子的证明漏洞，就可以轻易的构陷一个无辜的人，让清白的人轻易成罪。
「污点证人（证人免责）」制度基于侦查实务上的需求所建构，但如前述，污点证人的供述是具有高度风险及不可信的疑虑的，因此必须透过其他的管控机制来避免不可信的证词进到法院，然而，我国正因为法院对于管控机制的缺失，以致于有问题的证述仍然可以进到法院，甚至判决被告有罪，因此，实在有必要好好检讨「污点证人（证人免责）」制度，避免再让具有高度风险的证据进入法院，造成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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