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章／【王隆昌案】为什么证据那么少，还会被定罪？
台北科技大学教授王隆昌，因担任南港展览馆招标案的评审委员，经最高法院以职务上收受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8月定谳，现已假释出狱，日前提出再审与非常上诉，以图洗刷自己的清白。
本案关键问题在于，论罪的依据仅凭行贿者前后不一、矛盾百出的单一证词，这样的证据取舍是不是太宽？仅凭一个人讲的话就可以将人定重罪，是否太夸张了？
刑事证据法学上，要定罪须要有证据，包括被告自白、物证（含书证）与人证（含鉴定），姑且不论物证及鉴定，被告自白要有任意性，不管在警讯、侦讯或审判中，只要承认过犯罪就是自白，就算先承认后来又否认，要采承认或否认是法官的权责，但是不可以仅凭被告唯一自白就论罪，至少还要其他证据来补强。
如果被告未曾自白，那当然要有另外的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这个补强证据或独立证明犯罪的证据，可能就是人证。因为许多犯罪都具有隐密性，例如：性侵害、贪污收贿、买票等，通常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知悉，没有被害人的证词，案件根本就办不了。但人的证词是最不可靠的，所谓「曾参杀人」、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以讹传讹」等日常成语，皆在形容人言并不完全可靠，不得尽信。人的陈述往往会因每个人主观的观察力、记忆力、陈述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影响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特别是人的记忆，通常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时间愈久，记忆变得愈模糊，其陈述愈不可信。
再者，每个人的品格不同，有人谦冲为怀，有人眦睚必报，造成陈述或夸大，或偏袒，或隐瞒，因而导致陈述内容或其认识的事实，与真相事实并不相符。尤其是人的证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翻供常有，遭不正取供，亦曾发生。因此，把人的证词当作证据，先天上就有极大的危险性。而当只用一个人的证词做为定罪的关键，那种危险的程度，只能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来形容。
既然以单一证人的证词来做为定罪的证据势不可免，那要怎么样来分辨真假？司法实务的见解指出：在1.双方对向行为的犯罪，例如：购买毒品者指证贩毒者、投票受贿者指证贿选者、贪污治罪条例之行贿者指证收贿者（所谓「窝里反条款」）；2.因自白并供述犯罪之来源及去向者，例如：犯枪砲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组织犯罪防制条例之罪（所谓「宽恕条款」）等两种情形，因有机会获得减轻或免刑，甚或由检察官为职权不起诉或缓起诉处分，不免为此作出损人利己的陈述。其证言本质上存在较大的虚伪危险性，故为担保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就须有补强证据，才能让一般人认为其陈述确实可信。但补强证据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单一证人的证词可信，属于法官证据评价的问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号、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号刑事判决）。
▲王隆昌案论罪依据仅凭行贿者前后不一的单一证词，仅凭一个人讲的话就可以将人定重罪。（图／翻摄《云端最前线》）
所以，没错！在刑事证据法学上，确实可以凭一个人的证词就将人定罪，而这个人的证词可以颠三倒四、前后不一，偏偏法官只采取不利于被告说词的部分，却舍弃有利于被告说词的部分。因此，所有问题的核心，还是回归到法官对于证据怎么评价，但因「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项前段），法律并无规定证据评价操作的方式，完全委由法官自由认定。因此，荒腔走版的认定结果时有所闻，冤错假案即可能产生。
但这却是审判核心范围，往昔司法实务见解总认为外界对此无从置喙，虽然每个案件发生的原因不同，案情更可能错综复杂，要制定法官对于证据评价操作方式的统一规范，除非法律规定只要证人的证词自我矛盾，或与其他证人所述不符，就不能拿来当证据使用，否则根本不可能，也办不到。但证词矛盾或不符就不能当证据使用，那定罪率恐怕微乎其微！所以，谁也不敢去捅这个马蜂窝。
台湾法官产生的背景类似，加以期别伦理、同侪意见交互影响的结果，对于证据评价通常有一套既定的操作模式，问题在于这套模式已经不被人民信任，变成人民对于司法不信任的主因而形成民怨时，就不能视而不见，须迫切加以改变。
目前司法院已经采取的方式是法官晋级多元化，正要进行的方式是审判模式的改变，只是前者成效不彰，后者遥遥无期，改革步骤缓不济急。而目前法院的状况是，法官要办理的案件多如过江之鲫，但法院对于结案量、结案速度及案件维持率的稽核管考却最严格，未结案件数量太多、结案速度过慢及维持率太差，会影响考评，因此为了好考评，只好快结案；为了让办案维持率漂亮，只得以惯行的证据评价模式当作判决的圭臬，在现实的考量下，能有几人具有冲撞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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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文章，东大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国立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国立中正大学法学博士。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