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我思－谁杀死了大学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大家在思考高教问题的时候，一个经常冒出的疑问。

虽然2016年的高教大限，要回推到1998年的出生人数骤减5万多人，但是在此之前，台湾的少子化趋势已经很明显。早期的出生人口每年40几万，1980年代开始一路下滑，1999年又创新低，只剩16万多。从这个数字来看，大学起码要阵亡一半。

少子化是发展国家的常见趋势，近邻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出现出生人口明显下降的趋势，台湾在1980年代初期也呈现了出生人口下降的警讯。既然如此，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担任召集人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为什么在1996年的年底，会在教改总咨议报告书中建议增加大学招生容量及广设高中呢？

我们现在或许不必苛责李远哲。事后之明，未必高明。不妨想想，回到1996年的时空背景，当年如果针对增加大学招生容量及广设高中这个议题进行公投，结果会如何呢？恐怕不会改变。

台湾现在面临的大学病症颇多，大学暴增及少子化冲击，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大学教授薪资结构僵化、欠缺合理的不良教师淘汰机制，也是经常被提及的问题，两者一体两面。大学太多，教育部想要推动大学整并，但是在各校的民主决议反对之下，成果有限。

大学薪资结构僵化衍生了台大、政大等顶尖大学因为薪资少而聘请不到优秀师资的困扰；而为了淘汰不良师资，教育部从1998年开始全面实施评鉴制度，结果所有大学老师都忙着填写评鉴资料，多年下来，不但没有真的淘汰掉几个不良老师，徒劳无功，反而耗费大量老师的时间，严重影响了教学及研究。

台湾的高教发展走到如今，已面临死亡的困境，但这却又是先前在民主机制之下出炉的政策所致。何以民主决策会设下陷阱？因为民主决策，可能满足当下的氛围，例如广设大学以求降低升学压力，却未必能有足够的前瞻性及远见，于是当政治人物只追求眼下的民意肯定，就会出现一些短多长空的政策，甚至可能因此埋下未来才会遭遇的陷阱。

如果连涉及台湾高等教育的政策，攸关了全台湾的大学知识分子，都会于民主机制之下，在短短十多年后就出现了这种造成「大学之死」的严重后果，那么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品质恐怕更令人担心。

民主设陷，大学将死。可见民主万岁，却绝非万能。

（作者为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教授、中央广播电台总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