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松:用知识经济理论破解中国面临的系列问题
从吴季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主楼的办公室远眺,可以望见奥林匹克公园的一片苍翠。
“中国水资源压力会长期存在,但我仍然认为,中国可以不缺水。”2005年吴季松曾出版《中国可以不缺水》一书,在水利部门和学术界引发了热烈讨论。
67岁的吴季松现任北航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但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循环经济。他当下最关注的,是如何用知识经济理论破解包括水资源在内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吴季松到过101个国家,考察过几乎所有重大的水资源和环境工程,对水的感情更胜于常人。“有了水才有绿洲,有了绿洲才有人,有了人才能发展经济、建设工程。”
199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高技术和环境顾问的吴季松主持了全球水资源调查,制订了新的丰缺水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衡量,当今世界总体上处于缺水状态,2/3的人口生活在缺水国家。除了加拿大、俄罗斯、巴西和美国外,G20国家大多缺水。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040立方米,处于中度缺水的上边缘。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不缺水?
“以总量控制达到动态平衡,按照这个思路,我觉得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吴季松的回答。
总量控制的上限,是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吴季松说,世界对水资源利用率的极值在25%左右,否则将出现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缩、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等严重局面。按照这一比例,中国的水资源利用量不能超过6700亿立方米。
“是人都得喝水,但由于世界缺水,人没有权力浪费水,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最高标准,不超标用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吴季松说。
中国目前年供水量约为6000亿立方米,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增至14亿,国内生产总值将翻番。如何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达到水资源的供需平衡?吴季松认为,只要提高用水效率,新增需求完全可以在6700亿立方米的范围内得到满足。
据统计,目前中国万元GDP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96倍。如果能把用水效率提高到世界均值,仅3060亿立方米供水量就可以满足当前需求。换句话说,只要提高用水效率,中国完全可以用目前的供水量支撑GDP翻番。而到那个时候,中国将超越依靠增加供水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个要求对今天的中国并不高。如果这都达不到,还叫什么现代化?如果说GDP单一指标有缺欠的话,那最大的缺欠就是少了这些资源约束指标,它反映GDP的质量。”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水资源总量控制,系统兴建复合型生态工程,”吴季松说,中国在2020年实现不缺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吴季松最早提出的“用水总量控制”概念,如今已被用于“十二五”规划,并且延伸到能源使用、土地利用、污染物排放等诸多领域,这让他颇感欣慰。
认清生态工程的巨大价值
1999年,时任国家节水办常务副主任兼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的吴季松主持制定《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为缓解北京供水紧张状况和保障奥运水供应提供解决之道。
从2005年《规划》完成至今,效果明显。北京人口和GDP虽然连年快速增长,但年用水量却从2001年的38.9亿立方米减少到2009年35.5亿立方米,降低9%,保证了总量供需平衡。
“我主持制定的规划干了什么?主要是做了一系列节水、污水处理、再生水回用,还有就是水源涵养和生态系统修复工程。任何理念在经济发展上都是靠工程实现的。其中仅再生水回用工程一项就解决了北京1/5的供水。”
“我们突破了传统水利工程的思维定势,没有建一个水库。”吴季松说,“北京缺少的不是蓄水能力,而是水资源总量,再修水库反而促进上游用水,加剧不合理配置,只会让北京更加缺水。”
与此同期,吴季松还主持制定了《塔里木河流域按期综合治理规划》、《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这三个规划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环境和生态修复工程,总投资353亿,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称为“一曲绿色的颂歌”。
从1972年首次断流到1997年的26年间,黄河竟有20年发生断流。原水利部部长杨振怀甚至发出了“黄河成为内陆河不可避免”的警告。
吴季松提出了“生态需水”的理念,建议在生产、生活用水之外留出“生态水”,保证黄河生态系统基本需求,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肯定。据此重新分配黄河水资源,并在黄河全线重建和改建闸门和渠道等分水工程以便实施,自1999年至今,黄河再未断流,目前已基本修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因素,环境工程和生态工程也不在传统的工程范畴之内。“但是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工程建设却在破坏自然环境,让生态系统不堪重负,”吴季松说,要尽快破除工程只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观念,用生态工程回补自然、造福人类。
生态工程一样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北京市水务局粗略估计,首都水资源规划迄今创造的经济效益已经超过100亿,而黄河重新分水方案的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为什么现在旱涝不均?因为地下水位逐年下降,很多地方土壤已经失去了对气候的调节能力,全靠大气环流了。北京的地下水位解放后下降了30米,如果把这下降的30米恢复,北京的降雨量一定会增加,对今天的气候变迁要全面认识,不能忽视我们尚不清楚的人为因素。”
“必须承认,环境工程和生态工程也是工程,是绿色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吴季松的表情不无沉重,“经济核算部门一定要承认,这是经济价值。”
知识经济是中国的新经济学
吴季松一直试图把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变为可能。
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循环经济……这些如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语,都和他有着密切关联。
1982年,他将“可持续发展”概念引入中国。1985年,他带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组完成“多学科综合研究应用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对“知识经济”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2005年,他出版《新循环经济学》一书,在西方提出的“循环经济”基础上,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创新的理论、概念和思路。
吴季松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世界观,但落脚点就是经济发展,所以重要的具体支撑理论应该是经济理论,是中国的新经济学。“我想,这个理论应该就是知识经济理论。”
“农业经济是劳力经济,工业经济主要是资源经济,第三阶段很自然就是靠知识和智力。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人要靠知识来解决劳力不能无限增长、资源日益短缺的问题,所以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用科学发展的观念,用知识经济的理论,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解决能源问题的路径。“同样是总量控制,提高效能,”吴季松说,“目前中国单位石油当量生产的经济价值是世界的47%,如果中国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耗就能支撑GDP翻番。”
“能源用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自然减少,经济增长的同时排放可以不增加,一系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吴季松认为,知识经济的实施可称为生态经济,它有三个支柱:改造传统产业的循环经济、创新产业的绿色经济及两者的驱动力高技术经济,最后达到的效果就是低碳经济。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环境工程和生态工程,提高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的原义是“垮不掉的发展”,人可以尽管发展、尽管建设、尽管搞工程,但是要在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吴季松反问,如果生态承载不住了,垮了,再多的工程还有用吗?
反过来,如果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工程,提升的生态承载力将能够支撑更多的工程。“关键是达到生态承载力和工程建设的平衡,”吴季松说。
对于时下人们关注的南水北调工程,吴季松认为它是总量控制下达到动态平衡的辅助手段。“跨流域调水原则上与自然是不和谐的,但是极端条件下也必须要用,”他说,“在北方极度缺水的情况下,我提出只有三个办法:或者提高用水效率;或者人调出去;或者水调进来。第二个办法不可取,第三个办法要慎用。”
但是调水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调水。“因为人家那儿也要发展,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以人为本。北方地区的生态修复必须同步进行,决不能高枕无忧!”
“就象水库有寿命一样,如果有一天,南水北调完成历史使命,那将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一个好消息。”说完这话,吴季松笑了。记者杨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