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司法间「官官相护」　《揭弊者保护法》恐难见效

▲ 假若连法律规范上都存在不公平，那就是兹事体大。（图／记者屠惠刚摄）

● 无名轼／自由业

行政法院素有「败诉法院」之称号，乃因「民告官」先天存有不公平之处，包括武器不对等、资讯不对称。但假若连法律实务规范上都存在不公平，那就兹事体大，因这可能涉及侵害人民诉讼权的违宪事宜，也可揭露行政与司法两官僚机关间官官相护，乃至沆瀣一气的具体事证。

我国刑事法院属于被动的「不告不理」。人民对于遭受刑事犯罪侵害之救济权，始于「起诉权」之行使。倘若无犯罪被害人提起告诉，法院是不会主动审理人民受害的案件。然而，倘若司法实务见解可以超越法律之规范，而自行做出超越法律规范的实务见解，让受害的人民竟然无权起诉加害者，这对于我国的司法而言将会是多大的讽刺与伤害。然此等案例却很可能活生生出现在中华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当中。

《刑事诉讼法》第232条明文规定，「犯罪之被害人，得为告诉。」何谓犯罪之被害人，就该法条之文义解释，当然是指因为犯罪行为而权益遭受侵害之人。这是简单明了，可一目了然的解释。但到了司法实务界，竟然可以无中生有，自行创设出一套所谓「直接」与「间接」被害人的概念与解释。然后以所谓「司法院院字」的解释方式来规范各级法院与检调系统。

▲ 犯罪之被害人，当然是指因为犯罪行为而权益遭受侵害之人。（图／犯保总会提供）

司法实务见解认为，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行为，只有国家机关才是「直接」被害人，人民充其量只能是「间接」被害人。所以只有前者才有「告诉权」，后者充其量只能做为「告发人」，假如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处分，也就没有「再议」之权能，此案将沦为石沉大海「被吃案」的命运。

此事的严重程度在于，倘若机关内部胆敢有人敢当「吹哨人」，他日后也很可能沦于求助无门，甚至被机关恶整至死的悲惨下场。因为机关内部的犯罪行为多半为侵害国家法益之犯罪，例如泄密罪（《刑法》132）、图利罪（《刑法》131）、贪污罪（特别法：《贪污治罪条例》）等。

因吹哨者无告诉权，倘若该机关利用关系与承办的检察沆瀣一气，而给予不起诉处分时，该揭弊者因为无法提起再议，该案件就可能沦于石沉大海被吃案的景况。此种情况就理论上而言绝对可能存在，事实上也当然存在过，只不过这些人不是求助无门，就是沉沦于「败诉法院」的淫威底下。

▲ 吹哨者无告诉权。（图／视觉中国）

虽然大法官释字第771号作出解释，对于「司法院院字或院解字」之实务见解，在大法庭制度成立后，因过往的判例与决议已然失效，法官可选择是否遵守。但倘若该判例或决议经由最高（行政）法院所采认，其他法官若有不同见解，仍须大法庭来做统一解释方得为之。

前述实务见解很明显已经剥夺人民在宪法上所赋予的「诉讼权」，但实务上却能任其存在数十年而未有任何人提出异议。这只能说明司法与行政这两大宪政机构间，官官相护的官僚体制其实早已存在数十年了。尤有甚者，倘若此种违宪的实务见解不被纠正，即便将来立法机关真能通过《揭弊者保护法》，也很可能因此号实务见解的枷锁桎梏使然，而让此法律的本意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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