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拚转型?习近平主导「大规模」军事改革
▲共军军官团在军改中虽然仍旧维持陆军主导态势,但其他军种的人数和影响力也逐渐增加,而共军未来的军事走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图/翻摄自美国国防部)
自2015年起,共军在习近平主导的军事改革下,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组织改革。不仅废除多年来沿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制,同时还把指挥命令系统全面改组,强化联合作战体制,精简人事员额,让共军的实战能力得以进一步强化。
姑且不论,在这其中所牵涉的政治斗争与人事角力,习近平所主导的军事改革,在提升共军战力的实质效果上,绝对不比硬体装备的更新来的少。这也让共军在扮演强制外交的推力作为上,更有能力扮演吃重的角色。特别是从共军频频实施口惠实不至的武力恫吓行动来看,借此强化区域内影响力,创造主动态势的意图,可说斧凿斑斑。而这也代表共军需要进行组织变革,才能从过去的防御型军队,逐步转型为,至少具有区域快速武力投射与部署能力的现代化军队。这也是共军转型,所不得不为的另外一项主要原因。
▲共军军改主要目标在于强化部队联战能力,并且缩短平战体制转换时间,加强对于周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图/翻摄自美国国防部)
共军改革基础与目的想定
虽然共军,看似是在习近平上任后,才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实际上,早在胡锦涛政权时代,共军就已经开始推动,体制内的联战能力强化作为。像是逐步引进海、空军和第二砲兵部队出身的高阶军官,担任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包括空军司令员许其亮、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和第二砲兵司令员魏凤和,都是在历练过上述职务之后晋升,并且进入中央军委会。逐步打破,过去中央军委会成员,几乎都是陆军出身的惯例。
除了人事调整之外,共军在2011年起,就开始进行有限度的组织改编整并。特别是总参谋部原本下辖的通信部,改为情报部,让过去各军种或各军区各行其是的情资收集和汇整作业,能够在统一格式和指挥命令系统下完成。
另外还新设战略企划部,职司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军队建设发展计划和微观军队战略资源控管调整建议,企图扭转多年来各军区和军种闭门造车的趋势。建构真正堪用于,突发性局部高强度冲突的可用兵力。
除此之外,还新设立了军训部。主要任务在于,修正过去偏重陆军的指参训练方针,把海、空军和第二砲兵的训练教范和准则研发,都纳入总参谋部的管辖范围。除了负责类似教准部的任务之外,军训部还将作为联参教育训练机构的指导单位,让共军能够开始建立类似美军的跨军种联合参谋机制。
▲过去共军高阶军官几乎都是以陆军独占鳌头,但是随着军事改革持续进行,海、空军高阶军官也逐渐崭露头角。(图/翻摄自俄罗斯国防部)
表里两面
和胡锦涛时期,所进行的有限度调整相较之下,习近平所推动的共军改革,毫无疑问,具有更为重大的指标性意义。特别是在四总部全部转换为,中央军委会麾下直属机关后,让中央军委会对于共军人事和战略的控制能力更进一步强化。这也代表,习近平能够获得共军更多的支持,而非受制于江泽民势力的牵制。
而从军事面来看,过去四总部七军区体制,造成了大量叠床架屋的多余部会和编余人员,形成人事预算的巨大黑洞。如果是在1980年代以前,以防御美、苏入侵为主的守势作战,此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编制,尚有其能够持续抵抗、避免失去中央指挥就全盘尽墨的价值。
但在共军战略目标,转为对外扩张和强制外交后盾的状况下,过于庞大的指挥命令架构,和无法适应现代化,快速作战的部队编制,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即便在推动军改初期,遭遇许多或明或暗的阻力,最后,仍在政治势力斗争结果底定后,强行推动。
军改对快速作战能力影响
共军军改后,提出的另外一项口号就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也就是,让指挥权限和管制能力提升后的中央军委会,负责下达战略决心。强调,在资讯化战场中的联兵作战能力,借此达成平战一体的快速应变能力。
换言之,就军事层面而言,共军军改,希望建立一支能全时战备,应付内外周边局部突发状况的,现代化指挥机制和部队。借由这次军改,共军过去,向来权责归属,模糊不清的军政和军令体制,也至少在表面上获得一定程度厘清。
未来战区,将负责所谓战略战役层级的联合作战计划指参作为,配属各战区的各军种后勤补保与战力维持则由各军种负责。亦即,战区不再全权负责,麾下管制部队的后勤补保、教育训练和战力更新。而是主要负责部队运用,也期望借由军改,提升共军,未来应付强国小区域冲突的因应能力与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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