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史迪格里兹：病毒告诉我们，有能力的政府很重要
文／林让均
「纽约现在很糟！缺少口罩、呼吸器，不时传出医护倒下！」谈到疫情，越洋电话那头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口气急切，一反平日冷静的学者形象。
因为他所处的纽约州是美国最惨的疫情震央、逾四成死亡病例都在此。统计整个美国至4月25日已超过90万人确诊，沦为全球最大疫区。
对此，19年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77岁知名经济学家，痛陈美国疫情失控的关键就是失灵的国家机器，而总统川普要负最大责任。
「新冠病毒带来的重要一课，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日前接受《远见》独家专访的史迪格里兹指出，川普一贯不相信科学，不发挥政府功能，还经常扭曲事实、混淆讯息。
因此，在疫情爆发的紧急时刻，更加剧这些恶果带来的负面影响，「真不敢相信，短短三年，一个人与其团队，就让美国衰弱至此！」
经济冲击将比2008年大
史迪格里兹指出，过去40年，由市场派主导的经济架构，已大规模颠覆市场、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导致经济成长趋缓、社会不公义。而这也使得美国在面对疫情时，更加脆弱。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比12年前的金融海啸来得更大！」
26岁就被聘为耶鲁大学正教授的史迪格里兹，指出这场瘟疫目前还看不到尽头，而且病毒肆虐全球、超过185个国家，规模与冲击势必比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来得更广而深，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各种不可逆的影响。
他悲观，如果疫情再延烧一、两个月，那么全球经济走势将非众所期待的「V型反转」，而是复苏牛步的「U型反转」。
也就是说，史迪格里兹认为即便疫情结束，全球也不会快速恢复原本的市场供需，因为供应链可能断链、供给无法到位。另方面，民众与企业可能因为前景不明，而吝于消费与投资，需求大打折扣。
三个月来，疫情造成全球经济大当机，各国央行大撒钞票来救市，光是美国就祭出超过2.2兆美元的史上最大纾困案。
对此，曾担任美国前总统柯林顿任内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史迪格里兹，认为政府及早出手来纾困是对的，但却忧心新兴市场。因为主要国家自顾不暇，对帮助新兴市场兴趣缺缺；然而经济是一体的，一旦新兴市场告急，全球各国都会被拖下水。
他的另一个忧心，则是在于疫情之下将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还记得，当初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后，各国央行也是直升机式撒钱，大行货币宽松（QE）政策，然而这些多印的钞票却集中在金字塔顶层。他指出，金融海啸后2009至2012年的三年间，美国所增加的九成GDP，都进了财富前1％的人手里，而这些人同时是制定游戏规则（政策规定）的人。
史迪格里兹感叹，失控而缺乏规范的金融秩序、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操纵力（market power）造成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更加明显的「1％所有、1％所治、1％所享」极端现象。
这一次全球性的灾难再度降临，然而疫情过后、拿下口罩，人们迎接的会是分配更不平均的明天？
大市场迷思，加大贫富鸿沟
所幸，史迪格里兹有解方，而解方就在他的新书《史迪格里兹改革宣言》之中（由「天下文化」发行中文版）。
他接受《远见》专访时指出，这本书的主要关怀就是检讨、修正已然倾斜的社会结构。
「我们需要回归经济学的起点，重新省思当初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国富论》！」史迪格里兹表示，当时史密斯笃信「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机制会自动平衡所有的供需，这种「大市场」的论调也是近40年来经济的主流思惟。
因此，经济学家多认为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自然会有财富「下渗（Trickle down）效应」，较底层的民众也能改善生活；然而，20年前就开始研究社会分配议题的史迪格里兹，却认为在「自由市场」的迷思中，反而会是财富上流（Trickle up）。
他指出，这就是一种寻租（rent-seeking）现象：透过剥削劳工与弱势，让财富集中在富人身上。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财富重新分配，但却是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并非创造财富、把饼做大，让所有人共享繁荣。
放任市场派的结果，让市场操纵力大到失控，最终也将威胁民主价值。
「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就是一记警钟！」他观察，贫富之间的大鸿沟导致右翼势力崛起，间接导致川普的当选；而川普上任，又加剧了社会分裂，呈现恶性循环。
他表示，近250年前，史密斯写《国富论》时，并未指出国家财富从何而来。但现在史迪格里兹有答案，他认为国家的财富来自于科学与技术的推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健全与协力。
他推崇另一位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论点，赞同政府必须要出面矫正失控的市场秩序，才能让国家财富与经济成果有效而公平地分配。
他透过这本书提出改革宣言。「我们需要重新拟定社会契约，推行更加进步的新资本主义！」史迪格里兹表示，在进步版的资本主义（progressive capitalism）中，政府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曾获得《时代杂志》提名为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的他，指出政府功能主要有四个。
首先，进步的资本主义虽然仍以自由经济为运作核心，但政府必须对市场适度规范；第二是提供基本公众资源，例如教育、健保；第三，建构有效的社会保护网；第四，补足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缺口，例如帮助民众拿到助学贷款、企业融资。
如果上述四个功能没有到位，除了让社会公义更加倾斜，还会拖累全球经济发展。因此，不论贫富，没有人是局外人。
然而，史迪格里兹的「大政府」主张，却与欧系广发社会津贴的福利国家主义有很大不同。
对于此次美国大选广被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或者是儿童债券，主张要每年发派固定额度的津贴给国民，或者在孩子一出生就由政府成立一笔基金，直到成年始能动用。他并不赞同。
他指出，上述作法或可让弱势得到补助，但重点是政府没这么多钱，而且人民需要透过工作来获得尊严与成就感。其实，只要政府能发挥上述四个功能，制定更公平的机制，就能够让每位国民获得基本保障。
战胜病毒，不可能单打独斗
而在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之前，政府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补足健保防护网。
但是提到这个，史迪格里兹就生气。
「美国人GDP的20％花在健保，是法国人均健保支出的两倍，但我们的防疫结果却比人家差！」他指出，川普因为过度仰赖市场机制，不认为该由政府承担责任，所以删减疾管署的研究预算，公卫体系的资源也受到影响，美国防疫才会出现这么大的破口。
不过，也就是在疫情的紧急时刻，更能彰显政府角色。
「病毒提醒我们国界的重要，而最大的、最重要的政治单位仍然是国家！」蓄着招牌大胡子的他观察，要管制疫情，必须封锁边界、统整与分配资源，而这正是政府才能做到的。各国政要应借此重新思考政府角色，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
许多人担心此时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可能戕害人权与民主。因此，史迪格里兹特别提醒，必须有健全的非营利机构、人权机制与各种社会组织，才能对政府有更多监督，也活络公私协力的空间。
那么，疫情会逆转全球化、助长民族主义吗？
「想战胜未知的病毒，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史迪格里兹表示，全球化带来许多恶果，例如加深对弱势国家的剥削，但不代表要「去全球化」，反而我们需要更好版本的全球化，因为世界已成一体，而且全球性危机的频率愈来愈频繁。例如，气候变迁就是一个很迫切的全球挑战，需要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暂停各种移民签证的川普，目前正打算再暂停合法移民入境美国两个月，以保障美国人已萎缩的就业机会。这举动引发各界抨击：「美国锁国了吗？」「美国将不再伟大！」
或许川普应该听听史迪格里兹的提醒，别再一意孤行。
这位声名卓着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从来就认为「川普经济学」必定失败，因为川普降低富人税、放松金融与环境管制，坐视保护主义壮大，全都不利于社会公义。
他甚至认为川普若再出槌、让疫情进一步失控，恐怕错失连任契机。
「人们应该从全球性的灾难中学到教训！」史迪格里兹期待，透过重新拟定社会契约，在更进步的资本主义中，重建一个个勇于承担、法治自省的效能政府。
而这正是疫情过后，人们最需要的重生力量。
【本文摘自远见杂志5月号；更多文章请上远见杂志官网：https://www.gvm.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