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爸妈用的历史课本，是这样谈228的啊.....

▲台南二二八和平追思会。（图／翻摄自赖清德脸书）。

文／王顺仁

*编按：本文原文为〈历史教科书中的二二八面貌〉，文中图片除首图外，皆为作者授权提供，不得翻摄，全文收录于《回眸与追求：传承不熄的暗夜微光》，已获作者授权。

教育向来是国家进行社会规训时不可或缺的手段，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言：「知识即权力」，意味着谁掌握权力，谁就掌控知识的生产。教育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派（Conflict theory）学者如艾波（Apple）、批判教育学家如吉鲁（Giroux）等人，都同意教育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不可去除，认为所谓教育不过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再制与传承，目的是内化学生成为相同的模型。以葛兰西（Gramsci）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理论考察教育规训思想的历程，也将发现这是一套统治者透过支配文化解释权，进而强缩多元至单一的过程。

由于上述学者认为教育和阶级再制间的关联难以切割，陆续虽有其他学派的教育学家提出观点辩驳，例如1980年代开始兴起强调挑战复制过程的「抵制理论」（Resistance theory）和批判教学等概念，不过意识形态和特定价值观在广义的教育过程中仍然是难以避免的因素，大概是教育学者们已经普遍取得的共识。

若我们同意教育是传递世代价值观的重要管道，那么历史教育涉及到我们如何透过认识过去，寻求对未来共同的想像，并从事建构集体记忆的工程，想当然尔，历史教科书必将成为官方所戮力竞逐的场域。本文在前面以施正锋老师〈历史教育、转型正义及民族认同〉一文中的观点为基础，概略讨论了教科书乃是反应统治者意识形态之产物后，将针对历来二二八事件在国中历史教科书中书写的历程递嬗作一整理，并试图勾勒出教科书对于二二八面貌建构的进展，最后提出一些不足之处与展望。

一、解严之前

（一）国民政府迁台之初

国民政府自1949年败逃台湾之后，首先遵循三不原则：「行政不中断、工厂不停工、学校不停课」，一面持续准备接收工作，一面推动政务。而在教育上最要紧的目标就是将日本皇民化的遗毒消除，代之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基本守则，着手进行教育改革。

1952年（民国41年）「初中历史」教科书（全六册）中，在最后一册的第六章「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中才首次提到台湾：「⋯⋯共产党持续进攻，大陆各地相继沦陷。中枢由南京撤退广州再迁重庆，最后迁都于台湾台北。⋯⋯，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励精图治，立谋规复大陆，于是台湾成为反共抗俄的基地。⋯⋯，美总统杜鲁门宣布调遣海陆空军援助南韩，美国朝野人士，于是多数认识台湾在远东防共防俄地位之重要。」在课后习题也有如是记载：「（请回答）台湾怎样成为复兴基地？」

从上述课本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在迁台之初，历史课本中的记载将台湾工具化的倾向——其中并未只字提及台湾岛上的人民、文化、风土和景色⋯⋯，更别提二二八事件、三月屠杀和清乡⋯⋯，这些从来都不是当时历史教育所关注的议题。在台湾岛上牺牲的生命对于蒋氏政权而言完全不屑一顾，他们仅仅将台湾视为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而历史教育目的是为灌输战斗思想，培养反攻防共、光复大陆的小小爱国军人，所有不堪的历史真相，在当时看来更远大的复国大业上都得陪葬，此时历史教育沦为操作仇恨和对立的手段可见一斑。（二）1980年代

三十年后，1981年（民国70年）发行的《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第三册廿六章第三节中「台湾的建设和反共复国的准备」，承续台湾「光复」、建设台湾以反攻大陆回归祖国怀抱的论调，歌颂蒋中正伟大的领导，并将台湾成功地塑造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相较迁台之初完全忽略台湾本岛上的景况，此时虽已将这卅年间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农工业和交通建设的开展、教育文化水准的提升⋯⋯纳入讨论，不过究其实，种种夸大其词的叙述，不过是想重申反攻大业的完成进度，台北仅作为一临时首都，「我们反共复国的决策永不改变，基本的立场绝不动摇，这也就是海内外军民同胞齐心力赴的总目标。⋯⋯，精诚团结，矢勤矢勇，反共复国大业必能成功。」

1986年（民75）发行的《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则将台湾单独成章，出现在第廿八章「民族复兴基地的成就与展望」。不过除了篇幅的增多外，强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老生常谈框架，依旧绑架了此时所有历史叙述的其他可能性与发展。此时历史教育诉求的价值观毫无疑问仍是大中国主义的模型，炎黄子孙是当时所有人心向往之的身份认同，同仇敌忾的对日抗战史观更是形塑我群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工具。由上述可知，在戒严时间，国立编译馆尚全面掌控教科书的编写与印刷之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和党外运动⋯⋯等主题仍然完全噤声于此时的教育体系，空白而断裂的记忆，仿佛台湾人所经历过的伤痕只存在于另一个平行世界里。

二、解严之后

（一）末代国立编译馆的两种面貌

解严之后，1994年（民国83年）十月教育部修正发布〈国民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国民中学认识台湾（社会、地理、历史篇）课程标准〉，两者皆由国立编译馆负责编撰，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论述基调。前者仍然只将和台湾有关的篇幅限缩在最后一章「战后中国」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发展」一节。其中内容虽和解严之前工具性地视台湾为反攻基地的论调有明显区别，惟从篇章和篇幅的安排上依旧可见中、台一体的想法，并且进而试图凸显中华民国政权的合法与合理性。

《认识台湾（历史篇）》则标志着首次将台湾史独立成册的进步，大幅增加了台湾史在国中教育里的比重，也是台湾的历史教育中首次尝试解释二二八事件的开始。1998年（民国87年）所出版的《认识台湾（历史篇）》已经对二二八事件有如是描述：「3月8日，宪兵团2营抵达基隆港。3月9日，国军21师抵达基隆港。同日，宣布戒严，军警展开搜捕及镇压行动，包括不少社会精英、民意代表、学生、民众遭到枪决，逮捕下狱或失踪，全台充满肃杀气氛，人心自危。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1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宣布事变平定，接着国防部长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来台宣抚。」在《认识台湾（社会篇）》也有针对二二八事件做出制度、经济、文化和政治参与等等面向的分析，描述的架构和现今课本相去不远。

这是二二八事件首次见载于历史课本，虽不完善，却是台湾试图向这段被遗忘近半世纪的历史跨出新一步尝试的开始，更是台湾学生首次得以面对台湾过去苦难创伤的分水岭。

（二）九年一贯后

2002年九年一贯课程正式上路，《认识台湾》的阶段性任务也告一段落。在这时期的课本当中，台湾主体意识的展现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2010年以后的各版本国中社会课本已经取得共识的课程范围包括：「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有些版本也提到王添灯草拟处委会处理大纲一事）、「清乡」（国军镇压路线图几乎可见于各版本）等议题，而且篇幅至少两页以上，包括背景、经过与影响都有所着墨。而随后的戒严体制、白色恐怖、党外运动⋯⋯，也是各版本课程中必然会处理的部分。

至此，二二八事件再也不是不能说的秘密，惟有些版本的教科书在论述文化方面的因素时，仍将二二八事件框架于「省籍」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例如康轩2013年2月出版的国中社会课本），这并不符合史学界近二十年来对二二八事件结构原因的叙述。

史学界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早已指出二二八事件下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其划分的界限并非和省籍重叠，而是握有权利与否——掌握权力的集团（多数的外省人，还有少部分的半山）整肃屠杀没有权力的群体（多数是本省人，亦有少部分的外省人）——可以清楚发现两者之间外省与本省族群都有，截然以省籍做为二分法并不恰当。其他细节在此不详加叙述，但仍从此处可以呼应到本文首段，谈到历史知识建构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上的命题：中华民国政府在解严初期，掌握了论述转型的关键时刻，将二二八事件模糊为省籍冲突，以致往后一谈论转型正义，便被认为是挑起社会紧张感、撕裂族群的行为，实则历史课本中的这些迷思都还有修改的空间。

台湾所有走过的这些崎岖坎坷的血泪，事实上从未离我们遥远，这些最黑暗的过去都曾是我们先辈真实踏过的路。然而这些人名和事件除了极少部分仍为历史课本所载，绝大部分都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中。

诸如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奋命保护台南人的汤德章，还有陈澄波、黄朝生、黄妈典⋯⋯不及备载的台籍精英，皆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而无来由的进行逮捕狙杀；白色恐怖时期，发生在今台大和师大校园内的四六事件、号称外省人二二八的澎湖七一三事件、高一生和汤守仁等疾呼原住民自治的原住民精英、象征台湾党外独立运动先声的苏东启案，以及为争取言论自由、台湾独立和二二八事件平反奔走，最后以自焚对国民政府做出最沈痛控诉的郑南榕⋯⋯，这些台湾这块土地上最真实悲痛的声音，仍多数禁绝于现在的历史课本中。上述举出几例笔者认为不该缺席于历史课本中的二二八与白色恐怖事件，有朝一日当我们有办法更加坦然面对，并真正下定决心好好处理这些伤时，和解共生的那一天才有到来的可能。

三、结论

在国民政府迁台之初到1990年代，有关台湾的历史书写仅穿插在中国史的篇幅里，散见于明末清初、甲午战争、反攻复国的建设基地等主题当中。这样的史观完全以中国的视角书写台湾，台湾史全面地成为中国史的附庸，并单单只为国民政府的利益所服务。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对于二二八事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统治者并不愿意让人民有机会了解那段晦暗又充满怆痛的历史。长期被剥夺自觉为台湾民族的认同，加之以中华文化教育霸权的宰制下，根深柢固的中华民族史观被官方透过各种方法虚构建立了起来，在当时像驱之不散的阴霾般笼罩着台湾。

情况一直到解严之后才逐渐转变，1994年认识台湾（历史篇）标志着国中教育里台湾史的独立地位；2004年杜正胜任教育部长时，公布的高中课程纲要中完全将台湾史和中国史切分清楚。这两个在国中和高中历史课程发展上的重要转变，代表着台湾主体意识的展现和进步。我们大概很难想像首批得以在历史课本中一窥二二八面貌的学生们心中的震撼，因为现在我们谈论这些事情如同呼吸一样自然，但他们曾经完全被压抑在一个封闭黑暗的处境当中。二二八事件和之后的清乡、三月屠杀、党外运动等等，在经历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后首次登上了历史课本的舞台，过去被打压以致不见天日的台湾真实过去，才慢慢得以重见光明，这是经过许多人共同努力的过程和成果，绝非一蹴可几。

最后要体认到的是，虽然所有知识都是被建构起来的，但我们对于历史的想像不该贫乏地只停留在重建（reconstruct）更真实的过去而已，更应该基于当前社会的需要，不断向过去提问（inquire）以探索和建立自己的史观，进而消除文化霸权和开凿一条未来真正公义的路。回顾了那段被迫空白的集体失忆时期，我们得更了解这些成果的得来不易，也重新反省我们有继续向前的使命和责任。这仍是一条未竟的漫漫长路，也是台湾人共同的百年追求，我们还有路要走，但我们也正在路上了，共勉之。

参考资料：1.施正锋，〈历史教育、转型正义及民族认同〉，《台湾国际研究季刊》第十卷第四期，页1-25。2.王日吟，《台湾意识与历史教育的变迁（1945-2011）》，台中：国立中兴大学，2011年。3.John Slater，吴雅婷、涂丽娟、蒋兴仪等译（2001），〈历史教学中的权力竞逐——一门悖离人性的学科？〉，《东吴历史学报》第七期，页173-198。4.陈木城，〈台湾地区教科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教科书制度研讨会资料集》，台北：中华民国教材研究发展学会，民国89年出版，页104-116。

●作者王顺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本文原载于《回眸与追求：传承不熄的暗夜微光》。本文不代表本社立场，88论坛欢迎多元声音与观点，来稿请寄至editor88@ettoday.net

本文收录于共生音乐节论述组×海屿暗潮等编着，《回眸与追求：传承不熄的暗夜微光》

博客来｜TAZZE　热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