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美对台战略思维内涵演变（齐艳、李义虎）

研究美国对台战略思维，有助于揭开美国在台海两岸战略决策中的神秘面纱，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美国台海战略及其政策的制定，还能更深刻捕捉和探察贯穿于战略决策行为中及其背后的战略思维的特点与规律。（图：shutterstock／达志）

冷战后，在「模糊战略」与「清晰战略」之间，美国「以台制华」战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有着怎样的战略思维？即从战略角度美国如何看待台湾，这一问题关乎美国怎样界定与认知其在台海地区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威胁，关乎台湾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价值。美国对台战略思维发生了何种演变？本文将对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战略问题的最高层次是战略思维。」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思维更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因为战略本身及其实施，实质上都是战略思维的反映和外在表现。同时，战略思维作为战略的基本要素，反映着一个国家根本的安全与利益需求，以潜在的、复杂的方式决定着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行为。战略思维直接影响到一国思考战略问题、制定战略对策、采取战略行动，只有看透一国战略思维中经常起作用的基本观念，掌握对方战略思维的逻辑脉搏，才能在世界风云变幻之际，预测出他们会按照什么思路去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循着什么方向去采取行动。研究美国对台战略思维，有助于揭开美国在台海两岸战略决策中的神秘面纱，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美国台海战略及其政策的制定，还能更深刻捕捉和探察贯穿于战略决策行为中及其背后的战略思维的特点与规律。

一、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基本内涵与核心特征

在对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美国对台战略思维展开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基本内涵及其核心特征。

（一）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基本内涵

美国对台战略思维是指战略决策主体对台湾问题的系统性判断，即在研究和处理涉台相关战略问题中的思维方式和基本观念，以及在制定和实施对台战略决策过程中所持的主流认知与偏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本质看法，二是如何处理与台海两岸的关系。这一概念可以划分为决策者对台海地区战略威胁的判断、战略目标的确立和战略手段的选择。

首先是战略环境的认识，决策者对于台海地区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认知，是推行特定对台战略的逻辑前提，主要表现为对战略威胁的判断，决策者对于台海地区安全威胁的认知影响着其对台战略倾向，进而在对台海政策上起着不同程度的支配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对于所处环境威胁来源的认知，影响着其世界观、政治意识乃至政治行动。其次是战略目标的确立，决策者会在言辞或政策中有意地向国际和国内其他行为体传递其所追求的目标，进而产生决策者所偏好的战略手段。最后是战略手段的选择，关涉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也是战略思维的一部分，决策者会通过硬实力手段（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软权力手段（价值观）、同盟手段以及前沿军事部署等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进行战略资源的汲取与调配以实现战略目标。

具体而言，本文中的美国对台战略思维是指：美国在制定和实施涉台战略决策过程中所持的「以台湾遏制或围堵中国大陆的」主流认知与偏好，其核心要素具体包括，战略目的为利用台湾牵制中国，欲对中国实施「战略阻断」；战略威胁为「中国统一台湾」，尤其是「武力统一」或是「台独」引发的危机；战略手段包括硬实力手段、软权力手段、同盟手段和前沿军事部署等。

（二）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核心特征

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的核心特征，一是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等等，同时现代战略思维强调整体、宏理、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战略思维方式是一种全局性整体思维方式，它要求把战略作为一个整体，去思考它的整体布局，整体协调运作，从而实现其整体功能效果。所谓整体性思考，也就是系统性思考，在普遍联系中思考，不要孤立地看问题。整体性是系统性的前提，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美国是将台湾置于其全球战略这一大系统内予以考虑的。美国对台战略服从并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目标，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对台战略，其战略考虑一是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进一步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战略；二是与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相呼应，维持台海地区的基本平衡；三是强化对台湾政局的控制力度，并企图以台湾牵制大陆。

二是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最初源于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在博弈过程中一方所得即为一方所失，得与失相加总和为零，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这是一种对抗性的思维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然而，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以及战略互动中，由于系统是开放的，绝对零和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从哲学上看，零和思维只见矛盾双方的对立，但不见矛盾双方的统一。美国奉行「零和博弈」，不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试图「以台制华」，遏制中国发展，反映了美国在对台战略决策中所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维」，这是一种相对零和思维。比如，在战略目标方面，美国希望台湾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当前更倾向于「和平分离」，这与中国坚持的「和平统一」既对立又统一，在「和平」这一解决方式上是统一的，然而在结果上却是对立的、零和的，因此是一种相对零和思维。学界常将「零和」与「冷战思维」联系，时常并列出现，如「摒弃冷战思维，拒绝零和思维」或「摒弃‘零和’的冷战思维」等，也有学者如阎学通指出，「冷战思维」的含义并非「零和」的概念，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美国对台战略思维中，诉诸「民主与威权」的叙事，体现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这一「冷战思维」的重要特征。

三是「战略阻断」和霸权思维。所谓「战略阻断」是霸权国与崛起国战略互动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如果怀有独霸心态的霸权国从战略目标上不允许他国超越本国，通常会在崛起国对其实力占比达到「忍耐极限」时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阻断其崛起进程。「战略阻断」行为旨在维护霸主地位，起因于美国的霸权意志，即霸权国是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这其中则蕴含着「战略阻断」思维和霸权思维。台湾问题产生70余年以来，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曾根据中美战略冲突（1950—1970）、战略合作（1971—1990）、战略合作-竞争（1991—2015）以及战略竞争-对抗（2016—）等四次关系范式转换而调整其涉台政策。从川普到拜登政府，美国更是提升打「台湾牌」力度，通过常态化对台军售、派遣军舰穿航台湾海峡等手段，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企图在台海地区对中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

二、美国「以台制华」战略思维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美国对台战略思维并非一成不变，其会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的调整以及战略决策主体对台海局势的认知而发生转变。

（一）美国传统对台战略思维

首先，美国对台政策背后的战略思维是美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延续。战略思维作为决定战略主体的观念性活动，具有传统性和延续性等特点。自台湾问题产生以来，美国一贯奉行「以台制华」战略。鉴于「战略本身及其实施，实质上都是战略思维的反映和外在表现」，因此这一战略背后反映的是「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是美国战略思维的出发点；美国在战略策略上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的争论，在战略哲学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争论；战略思维的矛盾性，美国既表明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又不断对台售武等；战略思维语言的模糊性，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等文件中，美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模糊语言，主要为了保持战略行动上的主动，这种主动让美国可进可退，比如在售台武器这一问题上，美国有意表述模糊，体现了美国的战略谋略。

其次，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相关内涵及核心要素的表现。在战略威胁的判断上，从冷战期间「美国将中国统一台湾，尤其是武力统一台湾」到冷战后初期「‘台独’的潜在危险」视为主要战略威胁。在战略目标的确立上，冷战期间,「不统、不独、不武」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具体目标。20世纪90年代，台湾岛内分裂势力不断擡头，美国既不希望两岸统一，也不希望台湾问题破坏中美关系，「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美国把防范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视为主导台海局势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求中国大陆放弃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加强美台关系；同时遏制台湾宣布「独立」，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更加注重对「台独」的遏制。

（二）影响美国对台战略思维演变的主要因素

为探究美国对台战略思维及「以台制华」战略思维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需要从美国战略决策人的思维角度，分析其采用的战略思维理路和方法论，即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予以研究。有学者认为美国战略思维中最主要的两种方法为传统现实主义研究方法和新现实主义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作为美国战略思维的传统方法，主要采用国家关系单位层次进行研究；新现实主义的方法，主要强调从国际体系结构入手研究战略问题。但沃尔兹也曾写道「第三意向描述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是没有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就不可能了解决定政策的力量；第一意象和第二意象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力量，但没有第三意向，就不可能评估它们的重要性或预测它们的结果」。

第一，在体系层面，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变化。从结构主义理论看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并非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而是中美关系恶化的表现。当中美关系缓和时，台湾问题的紧张程度会有所降低；而当中美关系紧张时，台湾问题的紧张程度会有所提升。

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台湾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也不断嬗变。在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期间，台湾成为美国的「战略弃子」，借以换取中美关系的改善，共同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单极独霸」的唯一超级大国，再度启用台湾作为对华进行牵制和打压的「战略棋子」，导致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紧张不断。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是美国对台战略思维变化的宏观实力背景。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改变了中美实力对比，在此背景下，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能力和意图都在上升，进而改变了美国战略决策行为体对战略环境的刺激（systemstimuli）的认知与判断，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在本研究关注的台湾面临的战略环境刺激加强，为保持在这一地区的主导优势，即「霸权护持」，在这一背景下，台湾在美国全球战略、地区战略布局中的战略价值得以提升，美国不断提升打「台湾牌」的力度，加紧实施「以台制华」这一战略，继而强化了「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

第二，在国内层面，国内战略决策主体的共识程度是美国对台战略思维调整的一个主观环境，也会影响美国对台战略主流认知与偏好，进而促发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调整。这里的战略主体的共识程度主要考虑美国「府会」、两党、精英以及大众舆论等三个层面对台湾战略地位以及战略价值的认知与偏好。近年来，国会和行政部门在涉台问题上存在着战略合流、策略配合及手法呼应的态势。虽然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历史上对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有所分歧，但近年来，双方立场逐渐趋同，对华打「台湾牌」成为两党集体共识，双方都主张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提升与台湾实质关系。

此外，美国战略界中的「弃台论」和「保台论」的辩论也是美国对台战略思维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弃台论」支持者认为台湾是中美爆发冲突的「引爆点」，台湾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和「战略负债」，对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持悲观态度，如美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虽然美国将台湾纳入其遏制中国的联盟中，但是这一政策并不持久」。「保台论」支持者将中国大陆视为敌人，台湾则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呼吁美国政府大幅调整甚至放弃「过时的」模糊政策，清晰地、明确地表明其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帮助台湾升级其军事能力，提高对中国的威慑，从而降低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当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武力攻击从而将其统一的时候，美国应该与台湾站在一起。「弃台论」和「保台论」作为「战略清晰」光谱的两端，二者的辩论尤其是后者的观点会对美国对台战略思维产生重要影响。不少支持「战略模糊」政策的「维持现状派」已经关注并认同「保台派」的部分观点，如美方应进一步加强介入台海事务的力度，以提升其对两岸的战略再保证和双重威慑力。

第三，在个人层面，战略决策主体的个人特质以及奉行的政治哲学是影响对台战略思维的重要因素。法国战略思想家薄富尔曾指出：「战略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替战略决定目标的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一种基本哲学思想的支配，那种思想也就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它发扬光大的。所以人类的命运是决定于这些哲学思想和战略的选择，而战略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尝试设法使那种哲学思想能够发扬光大。」战略思维作为一种着眼于全局并筹划和指导全局的思维观念运动。就战略与战略思维的关系而言，在战略背后起作用的是战略思维，战略只不过是战略思维的体现。决定战略思维的同样是哲学。因此，每一种战略思维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和文化基础。李际均将军做出了最直接，最明确的表述，他在《军事战略思维与科学决策的基本特点》一文中指出，每一种战略思维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谕吉和神道教。不同美国总统奉行不同的哲学思维，继而会影响其对战略环境刺激的认知与应对方式的选择。比如，川普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作为对华政策指导方针，也正是这一思想理念影响了川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台战略思维。

三、从川普到拜登：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延续与变化

战略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的一个分支，具有「习焉而不察」的特点，战略本身及其实施是战略思维的反映和外在表现，因此对川普和拜登任内美国涉台相关战略与政策予以分析成为窥探其背后战略思维的关键一环。从川普政府极限施压式的「以台制华」战略思维到拜登政府高强度竞争下的「以台制华」战略思维，美国对台战略思维的演变包括延续与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在战略威胁的判断上，从川普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都将中国大陆统一台湾视为主要威胁，但后者更担忧在台湾问题上维持主导优势的风险。

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权力（能力）=威胁（capability=threat）。川普任期内，随着中国实力的大幅提升，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继而，认为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能力提升，两岸实力的天平倒向中国大陆一方，而这同样被视为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竞争将聚焦于三方面：其中就包括将台海作为表现中国「战略扩张」态势的重要竞争平台。2018年10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强调：「中国增长中的军力与其相关战略意图皆不透明，并且仍未放弃以武犯台，对此美国时时刻刻高度关切，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等任何行动。」2019年2月14日，作为首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上将指出，解放军「正在迅速提升其跨越第一岛链投射力量和影响力的能力」，已经「成为美国利益、美国公民和第一岛链内盟友」的「首要威胁」（principal threat）和「最大的、长期的战略威胁」（greatest long－term strategic threat）。

在拜登任内，美国认为大陆「武统」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不断渲染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2021年3月，即将卸任的美国太平洋地区军事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上将宣称，中国「在未来六年内」对「入侵」（invading）台湾构成了「明显的」威胁（a「manifest」threat）。同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上将在听证会上表示，他同意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对中国可能夺取台湾构成的威胁的评估。2022年2月，美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炒作中国大陆持续对台施压（growing pressure on Taiwan）。2024年3月21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军方已准备好在2027年之前武力攻台。

此外，美国不仅将中国统一台湾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还将其与盟友以及地区事务挂钩，拜登政府持续拉拢盟国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妄谈台海,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阿奎利诺曾表示，「如果台湾落入北京手中，将对我们在该地区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并将挑战我们的其他盟友和伙伴以及美国，对我们在该地区自由行动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二）在战略目标的确立上，二者具有一定的延续性，都企图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实现对华「战略阻断」的战略目标进一步突显。相较于前者，拜登政府更忌惮「和平统一」，更倾向「和平分离」。

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维护其在台海的利益，保持两岸分治，使台湾问题成为牵制中国最有效的一张牌，确保美国在台海乃至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化。川普政府时期，美国「以台制华」战略思维更侧重通过打「台湾牌」，将台湾视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从而维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在战略目标的确立上，从川普到拜登政府时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美国希望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从而实现对华「战略阻断」的战略目标，以争夺对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主导权。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川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美国台海政策均表现为「以台制华」意图越来越明显。也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对「以台制华」战略目标的推行更加明确。

然而，相较于川普政府，拜登任内美国从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到更加关心其解决结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即使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中国统一，也将是一个不受欢迎和不可接受的结果。有研究称，拜登政府一些高官和国会议员认为，两岸统一将给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难以接受的冲击，无论是以和平还是武力的方式，都不能允许大陆实现与台湾的统一。2022年9月，美前外交官阿什利•泰利斯表示：「目前台湾与中国的分离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正如中国学者节大磊所言，「拜登政府并不是用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新目标取代过去的『和平与稳定』目标，但认为保持台湾分离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信念，更像是一股日益壮大的暗流，揭示了美国的长期意图」。拜登政府势必会全力强化与台湾实质关系，确保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继续掌控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

（三）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前者更注重硬权力手段，更倾向於单边主义的方式，通过政治宣示、国内立法及其对台售武等提升美台关系。后者则更注重软权力手段，更倾向于多边方式和同盟手段，通过强化联盟体系对中国大陆加强威慑，在具体的手段上更多元、更灵活。

川普政府采用软硬兼施的战略手段，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执政期间，在战略手段上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从参与主体来看，川普政府更倾向于使用单边主义方式。作为共和党的川普总统，其对台战略思维中充满着单边主义。其任内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注重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青睐单边主义等得到了突出和强调。

拜登政府采用文武并用的战略手段，以实现其在台海地区的战略目标。有学者认为拜登行政当局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手段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形成以「复合型介入」为核心的新型涉台政策。拜登政府注重使用外交谈判、价值观外交以及科技等偏「文」的战略手段。首先，从其执政后的实践看，中美双方多次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谈判。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中,拜登表示,美方致力于保持两国元首以及政府各层级沟通渠道畅通，就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开展坦诚对话。在中美涉台问题上，也突显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因素，极力突显台湾「民主伙伴」的角色，如在2021年12月举行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中，台湾受邀参加，中国和俄罗斯则被排除在外，「引发意识形态对抗和裂痕」。

在参与主体方面，一是加强「府会联动」打「台湾牌」，延续川普政府时期的对台战略思维，拜登政府通过国会与行政部门分进合击的方式来操弄「台湾牌」。国会中的民主党建制派与共和党保守派均认为海峡两岸综合与军事实力失衡日益严重。他们并不认同川普时期以极限施压手段颠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三方关系动态平衡。拜登政府更侧重在中美战略稳定的架构下重新建立所谓「台海平衡」。二是加强「同盟联动」打「台湾牌」，在台湾问题上构建遏华统一战线。不同于川普政府时期的对台战略思维，作为民主党总统的拜登摒弃了前任总统的单边行动倾向，在国际合作制度、区域盟友合作与联盟共同防御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多元主体联合倾向。信强认为，拜登政府试图把台湾纳入美国打造的全球「价值观联盟」以及「高科技联盟」的「双联盟架构」之中，以及积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以实现其「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

战略思维作为决定战略主体的观念性活动，具有传统性和延续性等特点。美国对台政策背后的战略思维是美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延续。正如毛泽东所言：「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因此，研究美国对台战略思维，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在台海地区战略部署的核心要素及特点，也有助于预见美国对台战略的发展趋势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未来发展，提高中国战略决策的前瞻性。这不仅关乎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也关乎地区局势和平的前景。

（作者齐艶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义虎为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原刊于中评社刊发、中评智库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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