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死囚枪决】时隔两年的第一枪，意义在哪？
8月31日下午3点37分，是民进党政府执政后第一次执行死刑，对象是杀害前妻并且带女儿自杀的受刑人李宏基。回顾上一次的死刑执行，是2016年4月，犯下骇人听闻的北捷杀人案主嫌郑捷。
回头看近十五年来台湾死刑执行状况，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时期于2005年由时任法务部长陈定南、施茂林分别执行王中兴等三位死刑犯后，便长达五年未有死刑被执行；直到2010年，当时的法务部长曾勇夫于4月30日批准执行洪晨耀等四位之死刑后，台湾便每年都有死刑的枪决执行，直到2016年民进党在我国第二次执政，才停止了两年又四个月。
依照目前的讯息传播速度，李宏基当年的犯罪事实已经在即时新闻上被传翻，若要简单说明，李宏基是在2014年4月至两个女儿在高雄的幼稚园要将其带走，在过程中将前妻杀死并带走其中一名女儿，而后喂食她安眠药并与其在车中烧炭自杀。后来李宏基获救，但女儿仍不幸身亡。
回顾该案，当时新闻对李宏基的形容是个杀妻掳女的恶人，过去十多个小时的新闻也不意外。事实上，该案中所发生的其他细节，在今天拿出来看，还是令人省思：
首先是该案审判过程中，律师很难跟李宏基发生有实质意义的互动。根据当时一位辩护律师在案件判决确定后的说法，李宏基由于不愿回想犯案过程，所以一度拒绝和律师沟通，也拒绝精神鉴定，无法对他的心理状态做进一步判断，甚至在最高法院的言词辩论程序中，李宏基也拒绝亲自出庭或是以视讯方式参与审判。这样的情况有被解读为是无法承受自己亲手杀害女儿压力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只是单纯的逃避责任。
而纵然于案发的两年前，李宏基曾被医院诊断具有适应障碍及忧郁症（低落性情感疾患），由于没有精神鉴定，法院仍认定本件是一个经过缜密且细心安排的杀人计划，在量刑上自然不能从宽。法院甚至援引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认为杀害儿童就是要处以极刑，而成为本案判处死刑的原因之一。
此外，该案的最高法院判决则也罕见地以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作为欧洲有废除死刑条件，而东方则无的理由。判决如此说：「欧洲西方世界，自十六世纪起，因文艺复兴运动及稍后之工业革命，开启近代文明，洵至现代，社会人文制度、经济物质条件发达，相为配套，尊重生命，废除死刑，无非水到渠成，欧洲人权公约由此揭示。但于东方世界，自古奉杀人偿命为铁律，咸认天经地义，尤其华人社会，视听包青天故事，『开铡』一声令下，莫不大快人心，于今犹然。以此角度观察，东、西文明相比，价值判断迥异，系不争的实情。……。从而，在立法机关犹未完成全面废除死刑的修法情况下，现阶段的司法，祇能以审慎判死的态度处理。」
回到本文的标题：这个死刑的执行，意义在哪？对很多人来说，死刑执行无非就是依法行政，毕竟法院如果依法进行判决，为什么可以有人执行、有人不执行？这样的说法绝对不能说是错的。但，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刑事处罚的执行可以作为对社会安全、公共秩序的加强保障，那么每个个案的发生，事实有无被充分理解？评价的过程考虑了甚么因素而得到这样的结论？
笔者想说的其实是：如果我们都觉得当今的媒体报导简化、夸大、扭曲事实，那么杀妻掳女、十恶不赦的背后，有没有些甚么是我们被标题所忽略的？在这个能够进一步理解的前提下，或许比较能够知道，执行这个枪决究竟我们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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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执业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网成员。关注人权议题，参与台湾及国际公益NGO成员之人权策略拟定与推广。以上言论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