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录取率乃法学教育耻辱

（图／本报系资料照片）

109年度律师高考甫毕，呼吁检讨律师考试制度之改革声浪又起。「考选制度」对专业人才养成举足轻重，其中律师考试更是培养法律人才、推动司法改革与法治社会之重点。

笔者担任律师与法律系教师近50年，见证社会解严前后致力从「法制」迈向「法治」之改革进程；也目睹我国律师考制自甫解严时每年数十余人考取律师（约1%录取率），其后长年6%超低录取率（相较美国各州均逾4成、日本3成、德国与南韩7成等），笔者亦有感而于19年前撰文《超低录取率，迈向法治社会之桎梏》呼吁改革，直至民国99年考选部方修正相关规则，暂且确立10.58%法定录取门槛。

然而，就在1成低录取率尚待继续改善提升之际，前（107）年考选部却「突袭」改制，在原先「依比例录取」（即通过一试前33%，再取二试前33%者录取）外，以「律师素质不佳」、「分数门槛较客观」为由要求数项「核心科目」总分另需达400分方属合格。此制一出，当年录取率即降至8.58%，去年再遇司法官与律师合一试卷的高标准阅卷冲击下，降至民国77年来新低（6.12%）。

而今笔者再谈此题着实感慨：30余年前若已成功翻转考制观念，为大破大立之革新，今天的社会必能别有另一番法治风景；然错误考制至今又走回「超低录取率」桎梏，果真是对法治推动的一大伤害！

按律师考试应仅是对完毕四（五）年法学教育再检验之「资格考」、基础法学能力之再确认；养成法律专才需集「教育、考试、训练、任用」于一身，本不可亦不该寄望考选制度十足担当「筛检优质法律人」之门阀！考选机关的任务仅是择选「合格」律师，成就一名律师的素质则需另经有效职前训练与实务磨练。

难过的是，推动400分制度、时任考选部长之蔡宗珍教授虽亦深知此理，并曾于就任部长前表示：「考选机关仅在筛选出具备起码专业知识技能之人员，不得以经济市场管制作为及格制理由」，却在上任后改口「市场消化不了这么多律师，律师界哀鸿遍野、流浪律师日增，已成国安问题」，错以「以量制质」观念再设400分门槛，实令同为教授之笔者汗颜！

司法考试对法律人才之培养举足轻重，亦因此对整体社会法治推动任重道远。正确的考试变革得以顺势翻转与精进法学教育；然错误的考选方针亦将第一时间反映在法学教育、扼杀养成教育的契机。

律师录取率长年低迷，并非捡择「万中选一」的德政，若100名修毕法律学院必修课程毕业之学子，仅有不到7位得以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毋宁是凸显教育资源的无效投入及考选制度之失灵，是对法学养成教育之全盘否定！

诸多学子以优秀资质进入法学院，却为了成为「万中选一」的「合格」律师，迫将自己变为一块「有效率」的海绵，极尽所能在4年法学教育课程中吸纳国考考科、于各大补习班求教解题，登时博学的好奇心与追求法律志业之初衷，都只能在捉襟见肘的窘迫下舍于身后，亦错失真正体会「全观法律人」之良机。

此次400分新制改革实是我国严峻的法治警讯！考选部在未能证明400分门槛与律师专业之实质关联性之际，迳对评分高低浮动大、各届考题难易不一之申论试卷一刀切，不啻加剧「不客观」疑虑，更实质架空并骤降法定10.89%之录取率。

考选部「以量制质」的谬论与便宜行事，不只未能有效提升律师的素质、草率侵害考选「选才」的核心任务，因之回头加深了对法学养成体系之侵害，以及即将为此付出之法治成本，毋宁才是长远以降，「法制」迈向「法治」的最大枷锁、遗害甚深之耻辱！

律师考试与法律人才养成相辅相成，唯有解除低录取率桎梏，提供法律人才全观适性发展之空间，方有机会为社会挹注更多「合格」法律人，进入司法体系、企业或政府（即笔者长年推动、于政府机关中以宪法为本、独立把关认事用法，专以人民福祉为依归之「政府律师」）。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还望当今考选部诸公撩拨算盘、试答笔者一题：因为数十余年来未能翻转考制，以致造成「法制至法治」之差距，我们还有多少「法治」老本可以持以摊还，又要多久之后将会面临「法治赤字」之困境呢？

（作者为法学教授、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