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胜利:40年来大循环 形成块状经济

城市胜利:40年来大循环

苏晶

2018年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宁波郑州迫不及待宣布正式加入“万亿俱乐部”,此前GDP总量排名位于宁波和郑州之间的佛山,也有望成功加入。

郑州当地媒体用“请喊我特大城市”来表达对于加入“万亿俱乐部”的喜悦。

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前期人口净流出的农业大省省会,郑州近些年经济的蹿升崛起有目共睹。1978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仅20.3亿元,1990年,突破百亿,2003年突破千亿,2010年首次进入全国前20,是除武汉长沙之外,第三个进入前20名榜单中的中部城市,与东部沿海城市直接PK。

以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竞争正在愈演愈烈。省会首位度排名垫底的济南,在新年一开始就找到了提升的抓手。1月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合并后,济南市GDP总量超过烟台,直逼青岛,缓解了在山东省内常年老三的尴尬。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不唯GDP论,但是这仍是衡量区域内经济发展状况最直接的硬指标。

回顾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梳理了40年来全国GDP总量排名前20的榜单,数字不断膨胀的同时,各个城市排名起伏波动。40年间,有的城市一路平稳上升,有的城市断崖般下沉,有的城市则起伏不定。

排名的起伏是城市竞争的正常结果,每一个曾经进入过前20名的城市,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城市发展成绩单。成绩好坏的背后,是一个城市在国家政策世界经济大循环影响之下,城市竞争优势不断改变的结果,更是一个城市的内在因素发挥得好与坏的凭证。

排名的区域性特征

我们发现,从1978年至今,前20榜单上出现的城市起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首先,东北城市全线衰落。1978年是东北三省城市GDP表现最为辉煌的年份,沈阳,大连,哈尔滨大庆长春鞍山6座城市同时进入前20名,独领风骚。与此同时,中部省份仅有武汉一席,珠三角仅有广州一席,长三角也仅有南京苏州杭州南通四席。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各城市纷纷在榜单上呈现出断崖式的下沉之势。1979年长春退出,1986年鞍山彻底退出,1994年大庆退出,2004年哈尔滨退出,2016年沈阳退出,2017年大连退出。至此,东北城市在前20名中“全军覆没”。

与东北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的集体崛起。改革开放初,珠三角城市率先领跑,1978年广州GDP总量排名第6,之后逐年上升,1990年后稳居第3名长达26年之久。黑马深圳更是一路当先,上升速度令人咋舌。2017年,深圳GDP总量首次超过广州,成为全国第三大城市。广深之外,佛山1991年进入前20,最好成绩为11名,东莞2002年进入,最好成绩为第16名。

长三角的江苏与浙江两省同样不容小觑,目前,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和宁波共5个城市位列GDP总量排名前20。

其中的佼佼者是苏南的苏州和无锡,它们在改革开放后直线上升,并迅速站稳榜单有利位置。苏州在1978年时仅位列第15名,1987年上升至第6名,之后一直在第5至第7名之间徘徊,苏州隔壁的无锡在改革开放前半段与苏州一样一路稳步上升,并在2000年之后连续7年位列第9名。

东部沿海的华北城市在40年榜单上显得很平淡。除了北京和天津两家独大之外,多数城市在榜单上的成绩可以用起伏不定来形容。

青岛是山东省GDP表现最好的城市,1978年至1984年,青岛的排名在第8名和第19名之间波动,1985年至1999年在第12名和第15名之间波动,1999年排名触底之后开始反弹,2011年至2017年稳定在第12名。

除此之外,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邯郸,山东省的济南、烟台、潍坊均多次进出前20名榜单。

与东部沿海城市的不同的是,中部城市在改革开放前半段显得很落寞,长期只有武汉一个城市进入GDP总量排名前20。40年后半期,中部城市开始发力。2009年,长沙强势进入前20,目前连续4年排名第14位。2011年,中部第三个城市郑州进入前20,之后逐年上升,目前排名第17位。

而在面积最为广袤的西部,前20名榜单上重庆成都两家城市独大,且呈现出不一样的起伏特征。40年间,重庆的排名前高后低,成都则呈现出整体上升、局部波动的趋势,1978年,成都排名第11位,最差成绩为第14位,目前成都连续两年位居第8位。

政策与经济大循环

为什么40年间GDP总量排名,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区域性组团的特征?区域经济专家新望博士认为,区域政策的不均衡,必然导致了各个区域城市发展的差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区域发展采用的是非均衡发展策略。上世纪80年代,国家先后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5个沿海经济开发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打破了地区发展上的平均主义,促进东部沿海地区较快发展起来,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经济高度发展城市群。这也是GDP总量排名榜单上,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自改革开放开始就一骑绝尘的原因。

这样的不均衡发展策略,在促使东部沿海集体崛起的同时,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地区差距逐渐拉大,上世纪末,国家政策开始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第一轮的10年扶持,对西部的经济发展改观颇大。2003年,针对东北老工业区工厂破产工人下岗、人口净流出的现象,国家提出东北振兴战略。此后几年,中部地区发展政策边缘化的倾向,造成了事实上的“中部塌陷”,国家由此提出中部崛起战略。

新望认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政策因素在区域竞争中举足轻重,同样重要的还有国际经济格局整体发展的变化,这种变化将直接导致城市发展的地缘优势发生改变。

譬如,改革开放初期,因世界产业大转移,东南沿海首先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国际资本从太平洋对岸到东南沿海,并进一步转移沿着长江流域向内转移。“最初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得利,后来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资本北上,进入京津冀,形成自己的优势。”新望表示,现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城市又将得到资本、市场、政策的便利。

凡是政策红利与经济新地缘优势叠加的区域,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顺理成章,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南沿海城市就是例证。当前,中部城市的崛起同样是一个例证。

根据天风证券宏观团队调研分析,过去几年,中高端制造业(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向地理纵深发展,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转移的特征。产业转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崛起,形成以新兴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链基础。

刚晋级GDP“万亿俱乐部”的郑州,就得益于中高端制造业转移中富士康系的进驻,2018年,郑州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超过传统高载能产业10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融入城市群,形成块状经济

纵观40年,GDP总量排名区域性起伏之外,也有另类,南通就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的特殊的一个。1978年,南通GDP总量排名全国第16位,仅次于苏州。与苏州和无锡不同的是,南通之后几年排名逐年下降,一直在后五名徘徊,1989年推出前20名榜单,直到2017年才再次进入。

南通是近代民族工业第一城,与上海隔江相望,与苏州相邻,但是在GDP量级、城市发展程度上,与上海、苏州、无锡都不可同日而语。

新望分析,有些时候,现代交通对于城市竞争地位的改变是决定性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率先发展,正是得益于海运经济。仅次于交通因素的是距离都市圈的距离和是否加入某个城市群。南通之所以没有得到苏南城市相同级别的发展,是因为长江的阻隔,交通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造成其与上海都市圈联系不紧密。

实际上,在国内的最强都市圈内,凡是联系密切的城市都能得到发展红利,比如1小时都市圈、轨道交通或者高速公路相连,凡是被落下的,都是被现代交通格局抛弃在外面的。

不过,现代交通的外延在不断扩大,除了高铁、高速公路、海底电缆、机场、港口等传统交通方式之外,光缆、空中高压线、地下管网等新的运输方式,也带来城市交通格局的重要变化,也将改变城市的竞争格局。

改革开放至今,要总结城市发展经验的话,更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放生产力,使城市发展找到内生动力。

以深圳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因为与香港的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优势迅速发展壮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深圳最近几年赶超广州、直逼香港的发展态势,主要归功于城市内在形成创新的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创新产业链、创新产业集群

新望分析,创新机制之所以在深圳展现出勃勃生机不是偶然的,这跟当地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关系密切。“让当地的民营经济和产业集群发展起来,城市一定会发展的好。”新望认为,民间发展的活力激发出来了,企业家群体储备起来了,经济自然会发展,“靠一个市长不如靠无数个中小企业的创业者。”

目前,一些想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城市已经开始抢人才。事实上,只有让人才、技术、信息、资本主导的资源配置好,城市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

那么如何才能配置好?答案就是让市场来配置。不论是一带一路,不论是产学研结合,抑或是军民融合,只要能找到一种市场化的机制或者平台,找到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一个城市和地区的财富就能充分涌流,也就能找到持久发展的可靠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