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对抗与 社会批判
将艺术视为一种回应现实与批判的力量，是长久以来被广泛认知与赋予的「社会功能」。
简单回顾此种功能论面向的艺术手法，它可以是政治意识型态的文宣，例如纳粹、前苏联乃至中国社会现实主义式的宣传样板工具，或者也可以是对政治意识型态展开批判的手段，例如欧洲历史前卫主义的美学政治；而在当代艺术中则是以各种类型的政治叙事为批判对象——那种经由借力使力、搅乱其存在的语境并暴露政治的荒谬，以产生批判效果的艺术。在最后一种情况中，艺术功能意味着「揭示」，即促使我们看到它从中诞生出来的意识型态。
美国的文化评论者兼艺评家佛斯特（Hal Foster）曾以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创作实践为例，指出今日从事社会批判议题的艺术家们，应当去研究那些每天控制着我们的程序和机制，而不是去呈现那些早已给定的再现模式与固有的形式类别。这是提议一种「带政治性的艺术」（Art with a politic）之概念，其意义在于，艺术应当去关心思想的结构性布署及其在社会中有形的实践效果，同时设法制造关于我们当下处境之政治性关联的观念。
在那些经典的、以艺术作为社会批判途径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无论像是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集中在揭露消费文化的政治逻辑、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颠覆性别模塑，或是汉斯．哈克（Hans Haacke）对艺术机制的反思等，她／他们利用作品揭示与论证社会的权力运作形式，并以此达到批判性效果。
欧美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尽管机制的控制无所不在，艺术的对抗同样也无所不在，相较于此，斯洛维尼亚的美学家尔亚维（Ales Erjavec）在面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卫政治性艺术作品时观察到，艺术在面对机制与意识型态时，处理方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批评，如同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样；或者采取一种反讽的或者激愤的姿态，来表达对待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态度。这类型的艺术手法经常以寓言的形式出现，或以对抗性的艺术形式出现。这不禁令人想起中国的政治波普；有趣的是，中国的政治波普也在环境的变迁下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成功模式。
若看台湾美术发展历程，解严之后延续着「台湾美术主体性」或「认同」等议题讨论所发展而来的艺术回应模式，在1990年代成为一股艺术对于社会、历史进行批判的重要潮流；行为艺术结合表演艺术呼应着各式街头运动，这股勇于开启、碰触禁忌政治议题的艺术表现在政经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得以伸拳舒腿甚至张牙舞爪，透过将历史与政治议题象征化、图象化的手续，让批判性艺术作品在面对复杂的历史政经情势时，能以符码清爽但意涵强烈的作品文本展现其意义。这样的手法成为经典的艺术批判模式，也成为台湾的某种时代见证。
近年的社会运动如乐生疗养院、反国光石化兴建、持续多年的反核运动、都市更新问题之批判、对土地农村之关怀等，都可以见到艺术家参与之身影（或成为创作的核心关怀计划）；在南台湾，刘秋儿主持的豆皮文艺咖啡馆与许多在地文化团体多年来在高雄进行的在地文化抵抗行动也极具代表性。在这些艺术对抗模式中，艺术行动、作品以及社会运动彼此经常打破边界，透过展览、行动、展演与行为艺术等声明、串联合作等方式进行。
微政略式批判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当代艺术批判策略已不一定要摆出一副游离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清高架势；作为一种对抗策略，反而或者干脆在形式上让自己与之连成一气，而这是希望能某种程度从内部颠覆这一制度的价值观，提出反面思考的诸种可能。
身处于今日文化被商品化，经济被象征化社会情境中，艺术的对抗性与批判性并非必得总是强硬的对质，它更具效能的运作状态毋宁是那微政略式的、潜伏于批判对象中的态势，始终带有批评意识，意识到差异、抵抗与反动。